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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作者:Edward C. Rafferty

出品人:

页数:376

译者:

出版时间:2003-8

价格:USD 44.95

装帧:

isbn号码:9780742522176

丛书系列:

图书标签:

• 历史
• 社会学
• 进步主义
• 人文主义
• 思想史
• 社会改革
• 启蒙运动
• 传记
• 文化史
• 政治哲学

《巨匠的肖像：二十世纪早期欧洲思想的浮沉》 导言：一个变革的时代与思想的熔炉 二十世纪的开端，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剧烈动荡与前所未有的技术革新的交汇点。旧的帝国体系濒临瓦解，新的意识形态如野火般蔓延，而科学的突破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我们对宇宙和自身的理解。在这股洪流之中，欧洲成为了思想碰撞与激烈辩论的中心。 本书将目光聚焦于1900年至1939年间，那些塑造了现代世界观的核心思想流派及其代表人物。我们不关注任何单一的、高举进步旗帜的教条，而是深入剖析在这一“漫长的十九世纪”与“短暂的二十世纪”之间的过渡期，知识分子们如何挣扎于理性和非理性、自由与秩序、个体与集体的巨大张力之中。我们探寻的是一幅复杂、充满矛盾、甚至有些悲剧性的思想版图，而非对任何明确“救赎”道路的肯定。 第一部分：理性的黄昏与科学的冲击（1900-1914） 二十世纪伊始，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精神尚未完全消散，但其基石已开始动摇。本部分考察了十九世纪末哲学和科学的“危机”，以及这些危机如何催生了全新的思维模式。 一、知识论的重构：经验的局限 我们首先审视了科学哲学领域内部的深刻分裂。尽管物理学领域正在经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革命，这些理论本身带来的不确定性，迫使哲学家重新评估“客观真理”的可能性。 实证主义的演变与反思： 考察了早期逻辑实证主义的萌芽阶段，但重点在于批判性地审视其早期追随者如何试图在经验数据中寻找绝对的确定性，以及这种努力最终如何遭遇了语言分析的哲学难题。本书着重分析了那些在实证主义的框架内，对科学方法论的边界和限制进行深刻反思的学者，他们质疑了“纯粹观察”的可能性，强调了理论预设对经验收集的决定性影响。 直觉主义的复兴： 与僵化的理性主义相对立的是，直觉主义和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巨大的吸引力。我们详细考察了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对“时间”和“德语：élan vital（生命冲力）”的阐释，以及这些概念如何挑战了机械论的宇宙观。本书将柏格森的理论置于欧洲文化焦虑的背景下，将其视为对工业化和异化的理性世界的精神逃逸。 二、社会学视野的转向：从结构到行动 社会学领域也经历了范式的转移。在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面临挑战时，新的视角开始关注社会行动的微观基础和权威的合法性。 权威与合法性的危机： 我们深入分析了早期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过程的诊断。韦伯的分析揭示了现代社会虽然效率日益提高，但其组织形式（如官僚制）正逐渐扼杀人类精神的自由。本书重点探讨了韦伯对“卡里斯玛”（Charisma）权威的定义，将其置于现代社会中传统和理性合法性衰退的语境下，观察这种非凡魅力的出现如何成为动荡时代的潜在催化剂。 精英理论的对立与张力： 考察了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等人的早期精英理论，他们对大众政治的怀疑和对“非理性”精英循环的关注，为理解战后极权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早期的理论雏形，但其理论的局限性——即无法解释权力结构的质变——也同步被揭示。 第二部分：艺术与精神的解构（1914-1929）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粉碎了人们对“进步”的线性信念。技术的力量不再是解放的象征，而是大规模毁灭的工具。知识分子群体转而向内探索，对人类的动机、潜意识和文化的深层结构进行解构。 一、潜意识的揭示与人类动机的复杂性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这一时期成为知识界无法回避的议题，它深刻地改变了对“理性人”的传统观念。 文化批判与潜意识的介入： 本部分不满足于描述弗洛伊德理论本身，而是专注于欧洲知识分子（包括文学家和早期社会理论家）如何将“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概念融入到对社会冲突和集体行为的分析中。我们着重探讨了精神分析如何被用来解释战争的非理性驱动力，以及其在挑战启蒙运动以来对人类自主性的信仰时所产生的巨大哲学震荡。 原始性与文明的冲突： 考察了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发现对欧洲自我认知的冲击。面对对非西方或“原始”文化的重新审视，欧洲中心主义的道德优越感受到挑战，促使思想家们思考文明的脆弱性及其隐藏在表象之下的野蛮本能。 二、现象学与存在的追问 面对世界的破碎，一些哲学家转向对“经验本身”进行最细致的描述，试图在意识流的纯粹结构中寻求某种坚实的基础。 “回到事物本身”的努力： 详细阐述了现象学运动的早期发展，特别是爱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力图通过悬置（Epoché）自然态度，来把握意识的本质结构。本书分析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它如何难以直接介入到宏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中去，以及其后续追随者如何将这一方法导向对“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关注，从而试图重建被科学和历史所解构的日常经验的意义。 第三部分：意识形态的对峙与思想的流散（1929-1939） 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将思想的辩论从纯粹的哲学思辨推向了迫在眉睫的政治抉择。知识分子必须面对一个严峻的现实：他们的理论如何与现实的铁腕力量抗衡。 一、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挑战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并非仅仅是政治事件，它更是一种对现代性核心价值（如自由、多元主义、理性辩论）的直接攻击。 反理性的美学化： 本部分着重分析了法西斯主义如何成功地利用了前一时期某些思想家对非理性、意志和英雄主义的强调，并将其转化为一种极端的、美学化的政治实践。我们探讨了法西斯宣传中对“人民意志”的塑造，以及其如何有效地压制了复杂的哲学思考，代之以简单的、情感驱动的叙事。 批判理论的早期酝酿： 面对极权主义的压倒性力量，一些思想家开始系统地反思启蒙的失败。我们考察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韦伯的理性化诊断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共同构建起对“工具理性”统治下现代性全面批判的早期框架。他们关注的焦点是文化工业如何麻痹大众，以及技术进步如何与社会控制同流合污。 二、政治哲学的极端化与流亡 随着欧洲局势的恶化，思想界出现了显著的“政治化”和“流散化”趋势。 政治哲学的对立面： 考察了这一时期政治哲学中两极分化的现象。一方面是强调国家有机体的整体性、反对个人主义的保守反动思潮；另一方面是坚守自由主义阵地，但对自由主义自身能否有效抵抗极权的信心动摇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与“行动”的困境： 详细分析了流亡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转变。当逃离故土成为唯一的选择时，知识分子们对“中立性”的信念崩塌，他们开始严肃探讨知识分子在面对暴政时，是否负有不可推卸的“行动”责任，以及这种行动的性质应如何界定。 结论：现代性的未竟之辩 本书在1939年欧洲的全面战争爆发时结束。这一时期留给我们的并非一条清晰的进步路线，而是一系列深刻的疑问：理性的极限在哪里？非理性的力量可以被引导到何种程度？技术与人性的关系究竟是进步还是异化？ 本书试图呈现的，是一幅充满裂痕和张力的思想全景图。它揭示了二十世纪初欧洲思想界的精英们，如何在旧秩序的废墟上，尝试用工具、潜意识、现象和权力来重建意义，但最终却目睹了他们的理论被更强大、更黑暗的力量所扭曲和利用。我们所看到的，是现代性在自身张力中挣扎、破碎，并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的悲剧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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