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昌群译文集》内容简介:贺昌群先生(1903-1973年),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人,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史家、教育家。先生自幼家境贫窘,早年靠母亲养蚕喂猪和亲友资助求学。1921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抱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奔赴上海,进入沪江大学攻读英语,后因经济困难辍学,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商务期间,先生刻苦勤奋、连昏接晨地书不释手,在书海中耳濡目染地接触大量学术的前沿动态,开始了他的译着生涯。1930年先生东渡日本,潜心阅读了“东洋文库”的丰富藏书。
贺昌群先生(1903-1973年),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人,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史家、教育家,在宋元戏曲、中西交通史、敦煌学、简帛学、汉唐历史与文学等诸多学科领域都取得了卓著的成绩,许多方面还是开创性的。
1903年10月5日(农历中秋节)生于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官帽舟黄桷溪(今属建设乡)一个农民家庭。
1921年在成都联合中学毕业后,考取了上海沪江大学,因家庭经济困难只上了一学期,辍学另谋出路。1922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从此开始了他的编译生涯。所里藏书丰富,又聚集着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周建人等一批进步作家,这样的工作环境对贺昌群产生了极为良好的影响。进所后不久,他就加入了文学研究会。
从1926年起开始在《文学周报》、《语丝》、《中国青年》、《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文章的内容涉及文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古典戏曲等广泛的领域。从30年代初开始,贺昌群开始把西北史地、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1931年离开上海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大学任教。1933年又到北京图书馆任编纂委员会委员,继续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问题,并参加整理和考释前西北科学考察团所获居延汉简。当时敦煌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受到了国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而国内学者却很少有人问津。他一面呼吁重视敦煌学的研究,一面积极投身到这一研究领域,先后发表了《汉唐间外国音乐的输入》、《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唐代女子服饰考》、《大唐西域记之译与撰》等一批重要论文。
1943年他在《大公报》上发表《敦煌千佛洞应归国有赞议》,提出国家应筹措资金并设置专门学术机构保护敦煌文物。他认为西域文化是中国内地和印度、波斯等几种文化的融合,通过研究西域可以寻求这几种古代文化交流的线索。又认为汉唐文化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所以他特别重视把汉唐文化研究与西域研究结合起来,写出了《魏晋清谈思想初论》、《汉唐精神》等有影响的论著。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下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不久辗转入川,1940年在家乡马边县创办中学。
1942—1946年在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任教。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后,贺昌群任历史系主任。在1947年5月,南京学生发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期间,他为中央大学教授会起草教授宣言,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并参加游行示威。因此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为了躲避政治迫害,于南京解放前夕应邀到上海开明书店工作,解放后又返回南京。
1950年任南京图书馆馆长,后又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研究员,兼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长,为这两所图书馆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50年他的《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一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专著运用丰富的中外史料,对法显西行的路线、西域的地理环境和汉晋间佛教东传的情况作了深刻的阐述,是一部研究中西交通史和佛教史的力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是解放后贺昌群学术研究的另一个重点。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他在这方面的论著一直受到史学界的重视。1964年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3年10月1日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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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尤其欣赏贺昌群先生在处理历史文献时的那种审慎态度。他似乎深知,翻译历史文本,不仅仅是对文字负责,更是对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精神的承载。拿其中收录的关于宋代官僚制度变迁的译文来说,涉及大量特定历史名词和制度性表达,一个不慎就会产生时代错位感。然而,贺先生在译注中展现出的那种对史实的考据精神,让我深感敬佩。他没有满足于给出一个直译的词汇,而是会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进行细致的阐释,有时甚至会附上简短的背景介绍,这对于我们这些非专业历史研究者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这使得阅读过程不再是单纯地接收信息,而是在历史的脉络中进行一场细致的探寻。读完后,我感觉自己对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运作机制有了更立体、更具人情味的理解,而不是停留在教科书式的概念堆砌上。这种深度和广度兼备的翻译实践,展现了他作为学者和译者的双重责任感。
评分这本书的选篇范围之广,令人侧目,它像是一张跨越不同领域和时代的思想地图。我惊喜地发现,贺先生的译文涉及了从古典文学批评到当代社会理论的诸多范畴。这种涉猎的广度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知识景观。例如,他对某一西方存在主义文本的处理,那种对人类困境的诗意捕捉,与他对某一东方美学理论的精准拆解,风格迥异,但都保持了极高的水准。这让我不禁思考,一位译者要达到这样的境界,需要付出多少时间和心力去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阅读的体验是跳跃而丰富的,一会儿沉浸在思辨的迷宫中,一会儿又被优雅的文学叙事所吸引。这种不被单一领域所局限的阅读体验,极大地拓宽了我的视野,让我看到不同文化和思想如何通过不同的语言载体进行对话与碰撞,这对于建立更具包容性和批判性的思维框架至关重要。
评分这本《贺昌群译文集》读完之后,给我带来的冲击是多层次的。首先,从译者的角度来看,贺昌群先生的文字功底令人叹为观止。他似乎拥有一种将原文的精髓和韵味完美融入到中文语境中的魔力。我记得其中一篇关于早期现代哲学思潮的文章,原著的论述常常是繁复且晦涩的,但经过贺先生的翻译,那些原本盘根错节的逻辑链条变得清晰易懂,如同剥开层层迷雾,让人豁然开朗。他处理术语时的精准和对复杂句式的驾驭能力,体现了一种对文本深层结构的深刻理解,而非简单的词对词的转换。这种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述,更是思想的再创造,让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跟随原作者的思路进行思考。那种流畅自然,却又不失原文庄重感的文字风格,是许多译者穷其一生也难以企及的境界。每读一页,都像是在聆听一位学识渊博的长者娓娓道来,那种阅读的愉悦感,实属难得。对于那些希望通过翻译作品深入了解异域思想体系的读者来说,这本译文集无疑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窗口。
评分总而言之,这本译文集带给我的感受,更像是一次与一位跨越时空的智者进行深入交流的过程。贺昌群先生的译文像是一条条精心铺设的桥梁,连接了遥远而陌生的思想大陆与我们自己。我尤其珍视那些翻译中流露出的“人味儿”——那种对人类普遍境遇的深刻同情和对真理不懈追寻的激情。这些文字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更蕴含着译者本人的学养、品格和对世界的独特洞察。阅读它,让我对“翻译”这一行为的价值有了全新的认识:它不仅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建构行为,它塑造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对于任何一位渴望深入理解人文社科领域精髓的读者而言,这本译文集都将是一份值得反复咀嚼、常读常新的宝贵财富,其价值远远超越了单纯的文本阅读本身。
评分从装帧和排版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呈现也体现了一种对内容应有的尊重。内文的字体选择和行间距的拿捏,都极大地提升了长时间阅读的舒适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关键概念的首次出现,都有清晰的标注或脚注,这在学术性较强的译著中非常重要,体现了出版方对学术严谨性的追求。我是一个注重阅读体验的人,如果一本书内容再好,排版让人觉得拥挤或费力,都会大大降低阅读的意愿。而这本《贺昌群译文集》则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它仿佛在用一种安静、沉稳的姿态,邀请读者进入贺先生精心构建的知识殿堂,不急不躁,引人入胜。这种对细节的关注,使得每一次翻阅都成为一种享受,而非负担。它不仅仅是一堆文字的集合,更是一件精心制作的文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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