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追溯现代国际法理论形成的历史，从中世纪人文主义和经院哲学的传统，到格劳秀斯、普芬多夫、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康德等政治理论家，展现他们如何分析恐惧、国际惩罚、占领荒地等战争理由，以及自然状态下行为主体的道德限度。叙述中注意点出每一理论思想的历史背景及其对殖民战争的实践影响，并通过现代政治理论中国家与个人的类比关系，揭示了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复杂联系。

导读：

塔克的论证充分有力，结合了渊博的历史知识和精微的哲学分析……一部内容丰富、激发思考的作品。

——比库·帕雷克，《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译者的话

理查德·塔克先生是剑桥学派的重要学者、杰出的政治思想史专家，现就职于哈佛大学政府管理系，担任著名的Frank G. Thomson讲座教授。塔克已经出版的著作有1979年的《自然权利理论》（Natural Rights Theory）、1989年的《霍布斯》（Hobbes）、1993年的《哲学与政府1572—1651》（Philosophy and Government, 1572—1651）和2008年的《搭便车》（Free Riding）。在这些著作里，塔克讨论了政治权威、人权、自然法、宽容以及20世纪经济思想的起源等问题。霍布斯、格劳秀斯、塞尔登、笛卡尔等一大批思想家始终是塔克关注的焦点。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是塔克以自己于1991年在牛津大学“卡莱尔讲座”上发表的一系列演讲为主要内容写成的。在这里，塔克把国际关系理论放到了从古代到17世纪的宏大历史背景中进行讨论。在分析了中世纪人文主义和经院哲学传统后，全书以对从格劳秀斯、霍布斯、普芬多夫、洛克、瓦泰勒、卢梭到康德的国际政治思想的梳理为脉络展开。对书中所及的每一种理论思想，塔克都用心勾勒其历史背景并阐明其对殖民战争的实践影响。以这一系列理论家们在战争的道德基础以及发动战争的理由等问题上的观点为重点，塔克对现代国际法理论的形成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历史分析，这也是第一本作出此种尝试的书。

国际法中最重大的问题莫过于战争与和平。塔克指出，16世纪晚期欧洲流行的战争与和平思想分属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其中一种比较好战，被称为“人文主义”传统，贞提利的《战争法》是其代表著作，这种传统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西塞罗等罗马思想家。他们认为世界是由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组成的，为了国家的安全、权力与扩张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根据这种传统，仅仅建立在对外来威胁的怀疑基础之上的先发制人的战争是正义的。他们还在基督徒和野蛮人之间画出明确的界线，认为后者是前者合法的战争对象，前者对后者财物的征用同样合法。另一种比较保守，被称为“经院哲学”或者“神学”传统，以莫里纳的《正义与法律》为代表，其渊源在于基督教思想家，尤其源自托马斯·阿奎那。他们认为国家是名副其实的国际社会的一部分，因此国家必须承担一系列实质性的道德义务。这种传统对侵略、民族扩张、先发制人以及针对不信教者和异教徒的战争持批判态度，虽然支持对那些严重违反自然法的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干预，但是认为占领其领土或者剥夺其自治权是非正义的。

这两种思想传统最明显的分野在于是否支持先发制人的战争。多少有些出乎常人意外的是，最支持先发制人的思想家竟然来自所谓的“人文主义”传统。塔克在本书导言中提到，在他登上考试学院讲台进行首次演讲的当天，1991年1月15日，一场针对萨达姆·侯赛因侵略科威特行为的战争爆发了。本书出版后刚三年，2002年6月1日，美国总统小布什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提出，美国要保持先发制人的权利，在最坏的威胁成为现实之前主动打击敌人。这个西方舆论所谓的“布什原则”在随后的伊拉克战争中得到了实际运用。我们刚开始翻译这本书，那个在塔克的演讲和讨论中一再被提及的萨达姆就在2006年12月30日被送上了绞架。面对令人震惊的当代战争实际，我们这些并不是专家的译者忍不住想和塔克一起到历史中寻个究竟。

在罗马战争史上，先发制人的战例数不胜数，其中最著名的马其顿战争和高卢战争都是对假想的威胁方发动的。作为对现实的总结，罗马共和国晚期最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法学家西塞罗明确指出：罪恶在萌芽状态最容易被消灭，潜在的威胁就是先发制人的充分理由。经过漫长的中世纪之后，西塞罗的先发制人观点又为紧随航海大发现而兴起的西方殖民主义提供了现成的理论武器，自然而然地成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一个思想源头。

17世纪初，牛津大学民法教授贞提利在阐述自己的战争法思想时对先发制人的攻击作了全面论述。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更是直接运用先发制人思想来为本国东印度公司对原住民的暴力征服进行辩护。格劳秀斯是近代国际法的奠基人，为了论证先发制人的观点，他也像西塞罗一样到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奴隶”论中寻求支持，认为奴隶按照自然的安排应该是被统治的，但是奴隶往往反抗自然的安排，所以针对他们的战争就是符合自然正义的。不仅如此，格劳秀斯还发表了一个简单而又不同寻常的观点：国家与个体在道德上没有明显差别，二者可以用同样的方式、为同样的目的而使用武力，所以私人贸易公司像传统欧洲主权国家一样有权发动战争。国家的传统属性就这样轻松地被赋予了个体。

这样的个体，为自保的欲望和不可原谅的权力动机所驱使，完全以自己为中心而很少顾及他人。个体之间的关系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很相似，他们一起构成了格劳秀斯等作家所谓的自然状态。这种抽象的、被剥离了一切社会关系与义务的、被赋予所有自然权利的自律的自由个体，变成了随后许多政治理论的基础。

当霍布斯明确提出所谓自然状态就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时，这位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人文主义先发制人理论的集大成者算是将其推到了极端。正如卢梭所指出，霍布斯式的人事实上就是一个国家，霍布斯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个体和国家之间的相似性。尽管18世纪的其他思想家并不承认霍布斯和格劳秀斯之间的思想联系有如此密切，但大多还是认同这种对个体的理解的，比如洛克和康德，例外的是普芬多夫，因为他既对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观点进行了重新定义，又向北美等地出现的对空地的殖民占领提出了挑战。

自律的自由个体，也被称为主权个体，是以传统的主权国家为参照得到定义和概念化的，主权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作是主权个体的“传统远亲”。主权个体与主权国家之间的类比关系始终是各种政治理论的重要基础，也是我们理解塔克在本书中所展现的从格劳秀斯到康德的政治思想的一把钥匙。最终，我们不难赞同塔克的观点，即关于个体自然权利的自由主义理论与关于国际关系的人文主义传统是一致的。

这本谈论国际关系的书显然没有止步于国际法。在塔克看来，许多现代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在概念上是依附于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对作为现代自由主义前提的那一类行为主体而言，现代国家才是其最佳典范，国家间的关系始终是现代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通过对现代政治理论中国家与个体的类比关系的分析，塔克还阐明了许多当代政治理论所隐含的前提，自然也就为分析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就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状况而言，传统对自然状态的描述并不过时。但是必须承认，如今国家间的关系受到各式各样的道德限制，市民社会中的个体之间的关系同样如此。所以正如塔克所指出，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关于国际关系的人文主义理论在今天并不能免受攻击，对长达四个世纪的政治思想传统的回顾，更多的是为了促进我们重新思考这个主题。

就塔克的论述而言，历史知识不可谓不渊博，哲学佐证不可谓不精微，说服力不可谓不强，但也并不是无懈可击。他对人文主义传统和经院哲学传统的区分很具有启发意义，但是难免有些生硬。毕竟许多属于后一种传统的思想家也在为英国、法国、西班牙的殖民主义进行辩护，他们并没有觉得理论上有什么困难。格劳秀斯也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因为他对两个传统都表示同情。普芬多夫也并不是那么单一。不过这些丝毫不妨碍塔克的这部力作成为一本内容丰富、发人深省的好书。

译 后 记

本书根据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1999年英文版译出。为便于查找核对，中译本相应位置用边码标注了英文版页码。对注释中大段出现的拉丁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法语文字，鉴于其意义主要在于参照对比，未勉强翻译成中文。对此类文字中少量实质性意义比较重的词句，均在翻译时用括号标注了原文。

本书导言部分和第一章由罗炯翻译，第二章和第三章由杨大群翻译，第四章由庞娟翻译，第五章由牛现荣翻译，第六章由于智明翻译，第七章由包雅钧翻译，结论部分由姚颖翻译，统稿工作由牟建君完成。

由于译者水平的局限和翻译本身的困难，肯定还存在不少值得改进的地方，诚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2008年10月于北京

理查德·塔克（1949—　）　哈佛大学政府管理系教授，政治思想史著名学者。他的著作包括《自然权利理论》（1979）、《霍布斯》（1989）、《哲学和政府1572—1651》（1993）、《搭便车》（2008）等，涉及政治权力、人权、自然法、宽容等诸多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