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淺談金融危機為開端，進而探討各國的企業重整、應對方式、人民的消費型態等深刻問題，最終預測金融危機的結局！

本書作者William Luo為一長年旅居美國紐約市的華裔人士，對於國際金融有相當深刻的見解與觀察，面對現在影響全世界的嚴重問題——金融海嘯，作者以其豐富的學識、生動的文筆，為讀者剖析這場百年難得一見的華爾街金融危機將會持續多久。

詳盡分析世界各國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與傷害，以實例敘述各國目前處理金融危機的概況！

危機將持續多久，這不是個數字問題，而是一個信心問題！危機在美國越演越烈，「裁員潮」高漲，越來越多的「法拍屋」被銀行拍賣。戰火蔓延到美國的盟友，歐洲諸國持續衰退。危機漂洋過海，更多的國家受害：日本雪上加霜；韓國危機四伏；「金磚四國」失色；全世界愁雲籠罩……

大量的資料顯示，還有更大的波浪襲來，情況將會持續惡化！

美國人說，失業並不恐怖，恐怖的是失業以後還要失去住所；

歐洲人說，衰退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持續衰退；

中國人說，出口受挫不是問題，問題是內銷也走不動；

韓國人說，停滯可以忍受，無法忍受的是經濟凍結成冰……

2009年，更大的經濟蕭條是與世界擦肩而過，還是更猛烈的襲來？

通貨緊縮的蕭條比通貨膨脹的壓力還可怕嗎？

危機的持續是衰敗的繼續抑或是復甦的開始？

企業在這場災難中是灰飛煙滅還是浴火重生？

作者在本書中，嘗試融合各個經濟學家的金融理論，找出解決金融危機的應變計畫，並且探討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各國的經濟實力的轉變、各國企業的重整速度、各國企業成長的契機，徹底研究金融危機對世界各國發展的轉變所產生的影響，希望讓讀者結合國際情勢，瞭解金融危機的深層意義！

如何在金融海嘯中保存實力，找尋通向繁榮的道路？其實，只有用信心與希望戰勝恐懼，用改變與堅持走出困境，才是我們唯一的道路！

我們會因為正在事件當中，而看不到事件的真相！

危機的解套

繁榮的絕對指標和流動指標

凱因斯的一國的繁榮的概念是一個指標，也是一個全球通用、任何時代都通用的指標。這個指標超越經濟制度的差異，超越意識形態的差異。為此，我們應該把這個概念加以展開並且詳盡論述。

凱因斯認為，衡量一國的繁榮，不是以黃金為標準，例如：貧窮的印度，事實上，藏金極富；也不是以物質資產為標準，例如：美國的建築物、礦產、工廠、森林，這些物質資產，並沒有在一九三二年突然消失。繁榮與蕭條不是過去的光輝，而是現在的成就，它們應該是以我們賺到的所得來衡量。社會上大多數人都享有高所得的時候，這個國家就算富有；全體的個人所得或是國民總所得下降的時候，我們就處於蕭條狀態中。

解決蕭條、危機的方案，在衡量「一國的繁榮」的標準裡。

衡量一國的繁榮的標準，不是以物質資產，甚至以黃金作為標準。繁榮的標準，是即時的每人平均所得。其次，國民的每人平均所得，不能是一個靜止不動的狀態，它必須是如同活水一樣、不斷的流動的平均所得。從這兩個標準出發，一個國家是否繁榮就有指標。應該指出的是，這種繁榮的衡量標準，不是作為國與國繁榮的比較，而是作為「一國的繁榮」的指標。影響繁榮的因素，因此是人口的數量和國民生產毛額。只有人口數量增加和國民生產毛額減少同步發生的時候，才會有凱因斯所說的「蕭條狀態」。蕭條狀態還取決於每人平均所得進入儲蓄，而不是進入生產和消費。這個動態的指標，決定繁榮和蕭條是否能夠持續。每人平均所得，進入靜止狀態，就會截斷從蕭條走向繁榮的道路。

凱因斯的這兩個指標，「絕對指標」和「流動指標」的意義在於，它不是以絕對的財富的量去衡量一個國家的繁榮——它揭示繁榮的目的是為了人。只有社會上大多數人享有高所得，這個國家才算富裕。同時，它又揭示繁榮的手段是透過人。只有社會上大多數人不把獲得的財富藏在家裡，不截斷「所得之流」，一國才會有持續的繁榮。如果我們將積蓄塞進床墊，或是用現金將之存放起來，很明顯的，就是打斷所得的循環流動。如此一來，就會凍結流傳到我們身上的一部份「所得之流」，我們返諸社會的就會少於社會給予我們的。如果這種凍結過程十分普遍而持續不停，每一個人的金錢所得將會呈現累積性的下降。如此，必然會面臨經濟的蕭條。凱因斯認為這種「所得之流」中斷的情況，在實際上不太可能發生。因為在一個文明社會，我們不會凍結我們的儲蓄。我們用它購買股票或債券，或是將之存在銀行裡，如此一來，這些儲蓄又可以被運用出來。因此，購買新股票，是將我們的積蓄直接投資於企業上；如果將我們的積蓄存在銀行，它們就會以貸款方式，提供給尋求資金的商人使用。不管我們是將積蓄存在銀行或是用它購買保險或公債，這些儲蓄都不缺乏流通的「管道」，透過商業活動，回流到正常的經濟循環系統裡。我們的儲蓄被商界所吸收而花用的時候，它們又被轉換成某個人的薪水，或是某個人的利潤。

平衡的一般消費和投資消費

凱因斯討論「一國繁榮」的概念時，只是從儲蓄—投資的角度切入，雖然他提到消費，但是沒有討論消費的參數和概念和一國繁榮的關係。他只認為我們的整個經濟，是在運轉金錢（包括消費）的過程中，不斷的注入活力。實際上，消費的意義，絕不止於此。消費除了反應一國繁榮的絕對指標和流動指標以外，它更反應一國國民對經濟的信心。一般而言，一個達到一國繁榮絕對指標和流動指標的社會，不可能出現消費不足或是投資不足的情況。正是因為如此，消費的參數才更有意義。毋寧說，它代表的是一國大多數民眾用消費投票。從這個意義上說，ＣＰＩ是一個很好的指標。但是，我們在前面闡述過一般消費和投資消費這兩個概念，也就是將生理層面的消費和心理層面的消費做出區分。衡量一國繁榮的真正消費的指標，應該是一般消費和投資消費的平衡。因此，應該引入每人平均投資指數的概念，即每人平均投資指數的參數。這裡說的投資，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包括為了租金、利潤、股票等進行的經濟活動。拉動社會發展的消費動力，來自於投資消費——即投資後所得的消費和投資本身，作為一種消費。但是我們說過，投資消費過度又會造成泡沫和經濟危機。投資消費需要一般消費的支撐，才能保證社會的持續繁榮和穩定。一般消費的萎縮，顯示投資消費緊縮。無論是一般消費還是投資消費，它代表的都是經濟信心。一個國家的大多數國民將儲蓄存入銀行，不消費也不投資，還是積極投入經濟活動之中，二者之間，在凱因斯看來，是一種拉鋸。如果拉鋸進入「儲蓄床墊」或是不消費、不投資的狀態，就會變成他稱為「景氣蕭條」的狀態。

景氣蕭條理論認為，「儲蓄—投資」的管道，並不是經常通暢。一個節儉的社會總是會設法將它一部份的所得儲蓄起來，企業界也不是經常要擴大再生產。景氣蕭條的可能性就在這裡。如果我們的「儲蓄」不能變成企業擴大經營的「投資」，我們的所得必然會因此下降。這種情況，就像凍結我們的儲蓄一樣，處於「緊縮的循環」裡。這種情況的發生，在一國繁榮的絕對指標和流動指標都平衡的情況下，是不太可能的。導致景氣蕭條的原因，是絕對指標和流動指標的失衡。我們可以用這次金融風暴發生前美國民眾收入巨大差異的「相對貧困化」為佐證。

景氣蕭條的消費緊縮，來自於心理恐慌。一家公司倒閉的時候，其資本設備僅僅是被新的玩家所接管，並沒有被實際銷毀，但是會造成恐慌，這才是重要的影響。雖然資本是在過程中被轉手，但是人們目睹破產的慘狀時，進行新的資本投資的意願自然不足。凱因斯認為，景氣蕭條的結果是儲蓄乾涸。他得出資本主義根本沒有自動化的安全機能的結論。但是許多人認為，它根本就是絕對指標和流動指標失衡的一個表現。

二重經濟：有收入差異的共同富裕

凱因斯認為，在資本主義經濟的自由放任場合，絕對無法實現充份就業。決定經濟活動的主要因素——例如：消費傾向、利率和資本的邊際效用，很難達到足以將經濟從停滯中拯救出來的作用。因而，凱因斯認為，唯有公共政策能克服資本主義危機。

然而，以凱因斯主義為範本的羅斯福新政，並沒有貫徹始終。二十世紀三○年代，美國的失業率一直都高於十四％，一些人將這個作為羅斯福新政沒有帶來經濟復甦的證據。但是持續的高失業率，應該歸咎於一九三七年實行的財政整頓，它將在那之前一直在持續好轉的失業率，又拖回谷底。

一九三七年，政府削減財政支出的舉措，導致經濟的再次低迷，工業生產總值下滑三十三％，股價暴跌幾乎五○％，這就再次證明美國經濟依舊處於資產負債表衰退之中，經濟成長完全是由政府的財政刺激來支撐。

透過與同期德國經濟的比較，美國政府在一九三七年財政政策改變的草率更明顯。從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德國穩步擴大的財政支出，將失業率從二十六‧三％降到二‧一％，同期工業生產總值成長八十九％，實際國民生產毛額成長五十八％。雖然政府預算赤字也升至國民生產毛額的一○％，但是失業率降至二‧一％的時候，很少有人會為此感到不滿。

假如不是因為美國政府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削減財政支出，美國的失業率本來也有可能在二十世紀三○年代末期降到個位數以下。

一九三九年，美國再度陷入悲慘的恐慌之中，漢森的長期停滯理論應運而生。「長期停滯理論」產生於一九二九～一九三四年那次經濟危機，是對凱因斯短期停滯理論的回應。

漢森的理論的出發點是——投資乃是經濟進步的起動力。漢森稱為「起動的經濟」。起動的經濟，即資本主義經濟藉企業經營的新機制、新產品的開發、技術革新領土開發等方法，擴大生產量和聘僱量而不斷發展。但是由於資本制度的儲蓄高於投資的趨勢，使得解決問題的辦法唯有靠政府的積極的財政活動。漢森的結論是一個「理想的二重經濟」的模式。「二重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的混合體制，這種體制源於自由性的資本主義已經無法發揮令人滿意的功能，同時又對社會主義那種憑藉高度中央集權的強制力、抑制個人自由行動的社會體制的敬而遠之。二重經濟容忍經濟分散的權利和自由，另一方面又力求免於獨佔資本主義的經濟集中對自由的壓抑。二重經濟欲藉政府的功能，控制權力性的集團，企圖將集中的權利予以分散。二重經濟的真正意圖，是要從社會主義下的權利集中和獨佔資本主義下的權利集中兩方面，確保個人的經濟。

漢森的理論，經由二○○七年開始的金融危機，得到進一步的印證。他的解決經濟危機和社會矛盾的「二重經濟」的方法，也被美國和各國在不知不覺的被再次使用。雖然他的「儲蓄高於投資」的趨勢性判斷，並不符合這次金融風暴美國局部的觀察。但是他的「投資乃是經濟進步的出發點」的思想，足為各國借鑒。尤其是值得政府推動建立「有收入差異的共同富裕」的經濟模式，作為一個借鑒。在一個「超級雙儲蓄的社會」，首先確立減少貧困化產生的制度，同時建立廣泛的個人投資的管道。讓民眾在共同富裕的前提下，從投資中獲得收入差異，是一般消費和投資消費平衡繁榮的基石和一個社會持續繁榮的金鑰匙。

William Luo

美國羅徹斯特理工大學（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RIT）心理學碩士，美國各報財經專欄作者，同時也是「美恩財經」發起人之一。作者長年旅居於世界金融中心——紐約，對國際金融有獨特的見解與看法。

吳垠，曾經擔任數位產業《知識經濟》雜誌社首席記者，目前擔任專業財經報紙編譯。作者擁有二十餘年的金融投資經驗，隨時關注國內外財經形勢，著有《巴菲特教你創業》一書。

本書利用比較經濟學的分析手段，透過歷史縱向、國際橫向雙重對比，預測危機的發展趨勢和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