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拉貝被世人譽為南京的辛德勒，他在1937年至1938年日本侵略軍占領南京期間，作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救助瞭大約25萬中國平民，使他們免遭日軍的殺害。他還給人類留下瞭一份寶貴的財産，即他在這期間寫下的記錄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戰爭日記——《拉貝日記》。本書圖文並茂，印製精美，嚮讀者展示瞭約翰.拉貝平凡而坎坷的一生。該書為全球首次齣版，圖片資料由拉貝傢族提供，許多為首次公布，彌足珍貴，對瞭解和研究拉貝其人和南京大屠殺這段曆史均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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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前言；

從齣生到學徒年代結束（1882-1908）；

在中國的30年（1908-1938）；

返迴德國（1938-1950）；

永恒的紀念 約翰拉貝日記發現始末；

拉貝後代訪問南京；

拉貝和國際安全區紀念館；

海德堡約翰.拉貝交流中心；

約翰拉貝——一個偉大的德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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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1937年聖誕前夕，約翰•拉貝收到一張聖誕賀卡。這張賀卡來自他收留的650餘名中國難民。賀卡是用德文和中文寫成的，人們在賀卡中對他所做的一切錶示感謝，感謝他保護和救助中國難民免遭戰火塗炭。當天，約翰•拉貝在日記中寫道：“對我來講，我所收到的最棒的聖誕禮物莫過於挽救600多人的性命。”

今天，約翰•拉貝已被視為兵連禍結之中的彌賽亞。是他的齣現改變瞭無數人的曆史，也是他給瞭那段曆史微弱的燭光，使它並非絕對意義上的漆黑一片。

這本畫冊如實地描述瞭拉貝先生的生平事跡，尤其是他在中國工作和生活的30年。讀之越深，思之越深，越能觸摸到這位傳奇人物的內心世界。

拉貝隻是那個年代一個極為普通的商人。他於1882年齣生於德國漢堡，後躋身商界。作為西門子代錶，他在中國度過瞭人生的大部分時間。然而，他所做的一切已經遠遠超過一個商人的職責。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他和一些來自西方國傢的醫生和傳教士共同建立瞭國際安全區，使25萬名無辜的中國平民免遭不幸。

在即將到來的屠殺麵前，拉貝沒有選擇逃離，而是堅定地與中國人民站在一起。自始至終，他勇敢地錶達對無辜民眾的支持，無視個人安危。曆史可以無限殘酷，但也正因其殘酷，而映襯著人性無比的光輝。對於自己的選擇，拉貝寫道：“……這是一個道德問題……我無法說服自己去背叛那些把信任托付給我的人。能看到他們如此地相信我，我十分感動。”

拉貝隻是一個普通的人，但他是一個善良的人，一個懂得人類尊嚴的人。在令人窒息的恐懼中，他堅持著，忍耐著，縱然死亡近在咫尺。從某種意思上說，他轉變為一個英雄。拉貝正是用他手中的筆記錄下瞭親眼目睹的暴行：“這樣，我便能在日後作一個目擊者，因為任何人都不應該在這種殘暴麵前保持沉默。”每讀至此，一個充滿仁愛、正直與公正的拉貝躍然紙間。他的朋友、傳教士羅伯特•威爾遜曾寫道：“這就是約翰•拉貝，一個偉大的人，有著一顆偉大的心。”

謹以此書紀念約翰•拉貝。我希望本書更是對在最黑暗曆史中的人性光輝的一篇頌歌，對不畏暴力、救贖希望的一首贊美詩，並時刻提醒後人更深刻地認識過去、思考未來。

約翰•拉貝的人道主義行為體現瞭我們公司的代錶早期的社會責任。斯人已逝，但其勇擔責任、緻力社會的精神必將不朽，並為我們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2006年，為瞭紀念拉貝先生，西門子同其它機構一起翻新瞭拉貝先生在南京的故居，並成立“拉貝故居發展基金”。我們希望拉貝能夠讓更多的人瞭解，也期待人們能將“拉貝精神”世代相傳。

郝瑞強 博士（Dr. Richard Hausmann）

西門子（中國）有限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2009年4月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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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隨著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占領，日本人1937年對中國的戰爭襲擊達到瞭悲慘的頂峰。

由於以約翰•拉貝為首的、由十多位外國人（美國、英國、德國及丹麥的傳教師和商人）組成的國際委員會勇敢無畏的行動，通過在南京城內設立一個4平方公裏的安全區，使得250 000多中國平民免遭日本人的殺害，僅僅在約翰•拉貝的私人住房和院子裏就有602名平民獲得瞭保護。

這位勇敢無畏地為他人全力投入的人是誰？他就是我的祖父，可惜他在我齣生前一年就去世瞭，我本人是從我父親奧托•拉貝的敘述中纔認識他的。我父親1917年生於北京，並在中國生活瞭14年。他經常給還是孩子的我們講述他的青年時代以及他父親的經曆。我對約翰•拉貝這個人的許多印象還來自生活在柏林的烏爾蘇拉•賴因哈特夫人。她是約翰•拉貝的外孫女，從在中國齣生起就認識他。約翰•拉貝和他的妻子多拉返迴德國後就一直與烏爾蘇拉•賴因哈特在一起生活，晚年就住在其柏林的傢中，直到他去世。

我們童年時，我父親講述過關於中國的情況，聽上去十分驚險。每當他講述戈壁的沙塵暴，講述天津附近——北戴河海濱小屋裏的白蟻，或是人們怎樣捕蛇時，我們都聽得十分入迷。誠然，關於我祖父為中國人所作貢獻的事，直到我高中畢業時纔知道。我一再詢問存放在加格瑙——我父親生活在那裏，是那裏的開業醫生——我們傢儲藏室木箱裏的那些日記究竟都寫瞭些什麼。

我父母不想讓我們這些孩子看到戰爭暴行的照片。他們還有其他的擔心事，害怕再次引發世界大戰：1958年的柏林危機，1961年8月13日民主德國築的柏林牆，1962年的“古巴危機”等。戰爭意味著什麼，作為學齡前兒童的我們隻能憑藉凱澤斯勞騰和加格瑙的炸彈坑——不準我們在那裏做遊戲——有些朦朧的感覺。後來到瞭入學年齡，我們纔在電視和電影裏接觸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大屠殺的情況。

直到上大學攻讀醫學專業時，我纔打開祖父寫的那些南京日記，開始隻讀瞭其中的一些段落——呈現齣瞭一個戰爭和死亡的恐怖世界，更加害怕發生一場戰爭。我的祖父在日本人進攻南京時留在那裏，全力幫助中國朋友們，一定經曆過強烈的感受和無比的恐怖。

幾十年來，全世界對他的事跡一無所知。他生前沒有獲得贊許。相反，他和他的傢人返迴德國柏林後，受到瞭歧視。蓋世太保不久逮捕瞭他，責成他要保持沉默。他被迫嚮希特勒寫信，錶明他不會再說任何有關在南京發生的事件。他從美國人馬吉牧師那裏得到的關於南京戰爭暴行的影片被沒收，但準許他保留自己的日記。柏林的住房被炸毀後，他和他的傢人在柏林幾乎要餓死。

2001年，作為約翰•拉貝孫子的我在海德堡建立瞭“約翰•拉貝交流中心”，有20多部約翰•拉貝寫的書（有3部書在混亂的戰爭年代遺失瞭，它們是《孔夫子的生活》、《舊衣與廢鐵》、《銀鑲邊的畫集》），以及其他相關文獻資料，均陳列在小小的紀念館裏和一個作為和平項目的因特網平颱上（www.john-rabe.de）。

我是醫生，不是曆史學傢，20多年來附帶從事國際發展援助工作。現在，我以傢族的名義，將這些曆史文獻提供給中國和日本感興趣的曆史學傢們進行研究。瞭解和承認曆史事實是獲得寬恕的前提，也是爭取未來和平的基礎。

我以拉貝傢族烏爾蘇拉•賴因哈特夫人，我兩個兄弟安德烈亞斯和米夏埃爾先生，以及我妻子伊麗莎白•拉貝的名義，編纂瞭這本小小的傳記，以此介紹約翰•拉貝這個人的一生及其時代。它應該錶明，一個具有真正勇敢精神的人，他給同時代朋友的幫助能夠作齣何等的貢獻。重要的是在麵對不公行為的時候不可視而不見，要有勇氣幫助親愛的人們。

烏爾蘇拉•賴因哈特提供瞭許多約翰•拉貝的文獻資料，並為這部傳記寫瞭文章。要是沒有埃爾溫•維剋特博士先生（1915年1月7日生於布拉裏茨，2008年3月26日在德國雷馬根去世。他是我祖父生前的朋友，後來曾擔任過德國駐中國大使，《約翰•拉貝——南京的德國好人》一書的齣版人），世界民眾就讀不到這個重要的曆史文獻，他們就永遠不會瞭解約翰•拉貝這個人。為此我特彆感激他，也感激他給我在撰寫這部傳記時父輩般的指導。由於他的去世，世界失去瞭一位偉大的人文主義者和作傢，拉貝傢族失去瞭一位諍友。我們將懷著感激的心情永遠緬懷他。

我也要衷心感謝我親愛的妻子伊麗莎白•拉貝，她和我共同管理海德堡約翰•拉貝交流中心，幫助我匯集瞭資料和照片。

托馬斯•拉貝

2008年春於海德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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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約翰•拉貝——一個偉大的德國人

埃爾溫•維剋特

（作者曾擔任過德國駐中國大使）

約翰•拉貝是一個平凡而質樸的人，供職於西門子公司，他在中國默默無聞地度過瞭他生命中的30年。但他有幾個月——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卻置身於一項重要的工作中。他在那裏勇敢無畏地投入行動，在災難性的經濟和政治形勢下，手無寸鐵地麵對道德淪喪的日本士兵，為首都南京的數十萬中國人提供瞭相對的安全保護，使一部分人免受野蠻的日本占領軍屠殺。他又是一位偉大的德國人。但他是在自由世界被稱為英雄而不是在他的祖國，因為納粹德國曾與日本結盟。

約翰•拉貝於1934年主動在南京他的住處附近建造瞭一所德國學校。為瞭爭取帝國政府派遣教師，他加入瞭“黨”，還曾在南京地方小組領導人休假期間代理過負責人。他將這視為一種榮譽，偶爾也為此誇耀過。當日本人於1937年夏登陸上海時，試圖按照其占領政策，將包括首都南京在內的華中置於它的控製之下。蔣介石統帥，他的整個政府，其他機構，一切有經濟能力的居民和外交人員都離開瞭南京，從附近的揚子江逃到上遊的中國內地。國民政府先是在漢口後來在重慶設立瞭一個新的政府所在地。外國人士也都離開瞭南京，還隻留下二十來個外國人，大部分是美國或英國的教會人士、傳教士和教會醫生，都是一些不同單位的人，其中就有剋勒格爾和施佩林兩個德國人。拉貝和他的妻子正在華北的北戴河海濱浴場休假。在發生瞭北京郊區盧溝橋（外國人稱為馬可•波羅橋——譯注）所謂的軍事衝突事件，及日本的第8軍團在上海登陸後，拉貝立刻返迴瞭南京——如同他自己說的，是為瞭對他僕人們和公司職員的安全負責。他把自己的妻子留在瞭北京。每個人都知道，一旦日本人占領瞭南京，這個城市裏人的生命就十分危險。

拉貝認為，他不該離開這個城市，而必須留下來照料他的僕人們和公司職員。他是百萬人口的南京市唯一如此想的外國人。“逃走嗎？”他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但是，這裏還有一個道德問題，我作為一個正派的漢堡商人，至今還無法跳越過去。我們的中國傭人和職員連同他們的傢屬約有30人，他們都在看著‘主人’。如果他留下來，他們就忠實地站在他們的崗位上直到最後一刻，此外，這些普通的傭人們並不知道該到哪裏去。到北方去，他們當然很想迴到他們的傢鄉去，可是那裏也在打仗呀！在這種情況下，我可以而且應該逃走嗎？我認為我不能這麼做！誰要是兩隻手各抓住一個身子顫抖著的孩子，空襲時在防空洞蹲上幾個小時，他就會與我抱有同感。”他是南京唯一這樣想的人。

根據粗略估計，有大約一百萬最窮的人留在瞭南京。城裏沒有防空洞。在初期進行的零散空襲時，就有許多人躲到拉貝的院子裏，因為那裏有一麵防止飛機轟炸平鋪展開的納粹大旗是最安全的，納粹是日本人的朋友。日本人對南京的轟炸升級後，拉貝認識到他不能讓眾多的人在馬路上等待。他打開大門，數百人湧瞭進去，已再沒有空的地方瞭。“有幾個非常精明的人”，拉貝寫道——他在這幾天還擠齣時間繼續寫他的日記——“將他們的床安置在水平展開的德國（納粹）旗幟下麵。安排這麵旗幟是為瞭給日本轟炸機錶明這裏是與敵對行動無關的外國人。這個位子被視為特彆不會挨轟炸的。”

拉貝患有糖尿病，不過他為自己儲存有胰島素。他在一個酒精爐上給要再次使用的注射器械消毒。“我感到渾身的筋骨都在痛”，他在自己的日記裏寫道，“我已經有48個小時沒有閤眼瞭。我的傢人們也都睡覺瞭，大約有30個人睡在辦公室裏，3個人睡在儲藏燒煤的地下室，8個婦女和兒童睡在傭人們的廁所裏，其餘的100多人分彆在防空洞裏，在露天，在院子裏，在石子路上。”

一位名叫沃爾夫•森剋的記者在逃離途中經過南京時與拉貝告彆，他在書中寫道：“我在某種程度上覺得，雖然我有足夠的理由離開南京，但與拉貝相比，他卻是在創造安全，而我幾乎是在百分之百地走嚮死亡。”（參見沃爾夫•森剋1943年柏林齣版的《黃種人的前綫巡禮》一書）

拉貝準備著為讓他在中國生活瞭30年的中國人獻齣自己的生命。“因為值得為這件事甘冒生命危險赴湯蹈火”，他對沃爾夫•森剋說。拉貝絕不是如同有人所說的“中國的辛德勒”。我們從沒有聽到辛德勒說過如此堅決的話，他拯救猶太人是利用瞭德國戰爭經濟組織機構中的某些錯誤。令人十分尊敬的他也不是完全沒有風險的，但也有利於他的企業運轉。拉貝在拯救中國人的行動上沒有任何好處，他甘冒自己的生命危險，他是完全自覺地和僅僅齣於人道的原因這麼做的，何況他還處於生命危險的情況下。

南京城約留下來二十多個外國人，決心在日本軍隊到達之前，為陷於雙方軍隊睏境中的平民百姓建立一個安全區。這個計劃呈交給瞭中國的最高統帥蔣介石，獲得瞭他的批準。國際委員會選舉約翰•拉貝擔任主席。

西門子中國公司上海總部幾周前就建議拉貝隨同當局的撤離人員離開南京。可是，拉貝告訴他的公司，他已當選為“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主席，決心留在南京。

現在，拉貝成瞭“市長”，城內估計尚留有100萬人。這個城正麵臨投降的前夕，它的主管當局已逃離，國營企業停止生産或者已經關閉，城內的居民擔心占領軍不受控製地大規模洗劫。日本人對拉貝建立一個安全區的申請報告仍然含糊其詞。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人進城瞭，但隻是緩慢地挺進。中國的士兵還在城內，他們每遇到日本人，立刻就被繳械，被捆綁著帶走去槍殺。

但是，拉貝和其他一些委員會委員仍駕車巡視全城，凡遇到尚帶著武器的中國部隊就說服他們放下武器，然後將他們送到空曠無人的機關大樓裏去或是安置在安全區內。被丟下的輕武器被排列整齊地擺放在安全區的入口處，錶示安全區隻對平民百姓開放。可是它並不起作用。安全區裏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經常被抓、被捆綁著帶走。可以看到空地上的集體槍殺。委員會的委員們都感到垂頭喪氣。

拉貝在日記中經常提到日本士兵闖進他的房子和院子裏來找花姑娘。他麵對那些闖入者——盡管他們已拔齣刺刀惡狠狠地朝他走去，仍然迫使他們爬過圍牆離去。有一次，他親眼見到在城內抓到的上韆名男子在空地上被槍殺。他還記載瞭從醫院的屍體旁或是擺放屍體的地下室裏見到的一係列恐怖暴行。他為此多次嚮日本人進行抗議。這些抗議照會有許多成瞭戰後在東京審判戰犯所犯暴行時無可辯駁的證據。

國際委員會的一位美國人將行動的成績歸功於他的德國同事拉貝、剋勒格爾和施佩林。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們手無寸鐵地同燒殺搶掠的日本士兵作鬥爭，指給他們看大衣袖子上有納粹標誌的袖章，用德語大聲嗬斥那些壞蛋。日本人聽到後一般都立刻就溜走瞭。一次，有個日本兵正在準備強奸時，拉貝趕去大聲嗬斥，他趕忙提起褲子就逃走瞭。

拉貝和國際委員會經常嚮日本大使館提齣抗議，日本士兵對手無寸鐵的中國人的行為違反瞭國際法，尤其是他們私自闖進安全區，使國際委員會無法保證那裏的絕對安全。在占領南京的起初那些日子裏，失去軍官控製的日本士兵一再闖入國際委員會管轄的非軍事安全區進行搶劫和強奸。那些抗議對這些事件都有詳細描述，列齣瞭姓名和部隊番號。

拉貝和國際委員會繼續進行抗議，盡管這些抗議總是收效甚微。南京的權力掌握在日本軍司令部手裏，日本大使擔心轉達這些抗議會觸怒傲慢無比的軍方。何況大部分軍官自己也吃驚地發現進城後這些日子裏失去瞭對部隊的控製，更不知道怎樣纔能再恢復紀律。

西門子中國公司上海總部曾指示拉貝離開南京，到國民政府所在地去代錶其公司的利益。因為拉貝沒有走，他們最後就撤消瞭南京的分支機構，拉貝不得不解雇瞭職員們。

盡管最惡劣的時間已經過去，卻沒有人願意讓拉貝離開。婦女們跪在他走的道路上，哭泣著朝地上磕頭，勸說他留下來。安全區的中國難民們舉行大遊行，舉著一個巨大的標語牌，牌上的文字將他比作是“菩薩”，請求他留下來。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領導機構請求西門子上海總部讓拉貝留在南京。一切都無濟於事！

英國人從上海派齣一艘炮艇，經揚子江把拉貝從南京接往上海，拉貝在上海受到瞭隆重的歡迎。

上海的報紙和與此有關的英國和美國報刊詳細報導瞭國際委員會和拉貝的情況，德國報刊得到指示不得對此進行報導，因而在德國對他為南京居民作齣的無私行動毫無所知。

約翰•拉貝1938年返迴德國後一直在西門子工作，但再沒有擔任領導職務。1950年1月5日中午，拉貝在柏林的公司裏突然中風，晚上就去世瞭。他被埋葬在威廉皇帝紀念墓園裏，他的妻子、孩子們和幾位朋友就長眠在他的墓旁。

根據官方規定的期限，約翰•拉貝和他妻子的墳墓因過期已被廢棄，墓碑存放在他柏林外孫女的車庫裏，中國駐德國大使請求將這塊墓碑贈送給南京。

今天，這塊墓碑就存放在南京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裏。

托馬斯.拉貝是約翰.拉貝的孫子，醫學博士，教授，現在海德堡約翰.拉貝交流中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