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拉贝被世人誉为南京的辛德勒，他在1937年至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期间，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救助了大约25万中国平民，使他们免遭日军的杀害。他还给人类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财产，即他在这期间写下的记录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战争日记——《拉贝日记》。本书图文并茂，印制精美，向读者展示了约翰.拉贝平凡而坎坷的一生。该书为全球首次出版，图片资料由拉贝家族提供，许多为首次公布，弥足珍贵，对了解和研究拉贝其人和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均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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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从出生到学徒年代结束（1882-1908）；

在中国的30年（1908-1938）；

返回德国（1938-1950）；

永恒的纪念 约翰拉贝日记发现始末；

拉贝后代访问南京；

拉贝和国际安全区纪念馆；

海德堡约翰.拉贝交流中心；

约翰拉贝——一个伟大的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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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1937年圣诞前夕，约翰•拉贝收到一张圣诞贺卡。这张贺卡来自他收留的650余名中国难民。贺卡是用德文和中文写成的，人们在贺卡中对他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感谢他保护和救助中国难民免遭战火涂炭。当天，约翰•拉贝在日记中写道：“对我来讲，我所收到的最棒的圣诞礼物莫过于挽救600多人的性命。”

今天，约翰•拉贝已被视为兵连祸结之中的弥赛亚。是他的出现改变了无数人的历史，也是他给了那段历史微弱的烛光，使它并非绝对意义上的漆黑一片。

这本画册如实地描述了拉贝先生的生平事迹，尤其是他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30年。读之越深，思之越深，越能触摸到这位传奇人物的内心世界。

拉贝只是那个年代一个极为普通的商人。他于1882年出生于德国汉堡，后跻身商界。作为西门子代表，他在中国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然而，他所做的一切已经远远超过一个商人的职责。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和一些来自西方国家的医生和传教士共同建立了国际安全区，使25万名无辜的中国平民免遭不幸。

在即将到来的屠杀面前，拉贝没有选择逃离，而是坚定地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自始至终，他勇敢地表达对无辜民众的支持，无视个人安危。历史可以无限残酷，但也正因其残酷，而映衬着人性无比的光辉。对于自己的选择，拉贝写道：“……这是一个道德问题……我无法说服自己去背叛那些把信任托付给我的人。能看到他们如此地相信我，我十分感动。”

拉贝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但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懂得人类尊严的人。在令人窒息的恐惧中，他坚持着，忍耐着，纵然死亡近在咫尺。从某种意思上说，他转变为一个英雄。拉贝正是用他手中的笔记录下了亲眼目睹的暴行：“这样，我便能在日后作一个目击者，因为任何人都不应该在这种残暴面前保持沉默。”每读至此，一个充满仁爱、正直与公正的拉贝跃然纸间。他的朋友、传教士罗伯特•威尔逊曾写道：“这就是约翰•拉贝，一个伟大的人，有着一颗伟大的心。”

谨以此书纪念约翰•拉贝。我希望本书更是对在最黑暗历史中的人性光辉的一篇颂歌，对不畏暴力、救赎希望的一首赞美诗，并时刻提醒后人更深刻地认识过去、思考未来。

约翰•拉贝的人道主义行为体现了我们公司的代表早期的社会责任。斯人已逝，但其勇担责任、致力社会的精神必将不朽，并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2006年，为了纪念拉贝先生，西门子同其它机构一起翻新了拉贝先生在南京的故居，并成立“拉贝故居发展基金”。我们希望拉贝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也期待人们能将“拉贝精神”世代相传。

郝瑞强 博士（Dr. Richard Hausmann）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2009年4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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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占领，日本人1937年对中国的战争袭击达到了悲惨的顶峰。

由于以约翰•拉贝为首的、由十多位外国人（美国、英国、德国及丹麦的传教师和商人）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勇敢无畏的行动，通过在南京城内设立一个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使得250 000多中国平民免遭日本人的杀害，仅仅在约翰•拉贝的私人住房和院子里就有602名平民获得了保护。

这位勇敢无畏地为他人全力投入的人是谁？他就是我的祖父，可惜他在我出生前一年就去世了，我本人是从我父亲奥托•拉贝的叙述中才认识他的。我父亲1917年生于北京，并在中国生活了14年。他经常给还是孩子的我们讲述他的青年时代以及他父亲的经历。我对约翰•拉贝这个人的许多印象还来自生活在柏林的乌尔苏拉•赖因哈特夫人。她是约翰•拉贝的外孙女，从在中国出生起就认识他。约翰•拉贝和他的妻子多拉返回德国后就一直与乌尔苏拉•赖因哈特在一起生活，晚年就住在其柏林的家中，直到他去世。

我们童年时，我父亲讲述过关于中国的情况，听上去十分惊险。每当他讲述戈壁的沙尘暴，讲述天津附近——北戴河海滨小屋里的白蚁，或是人们怎样捕蛇时，我们都听得十分入迷。诚然，关于我祖父为中国人所作贡献的事，直到我高中毕业时才知道。我一再询问存放在加格瑙——我父亲生活在那里，是那里的开业医生——我们家储藏室木箱里的那些日记究竟都写了些什么。

我父母不想让我们这些孩子看到战争暴行的照片。他们还有其他的担心事，害怕再次引发世界大战：1958年的柏林危机，1961年8月13日民主德国筑的柏林墙，1962年的“古巴危机”等。战争意味着什么，作为学龄前儿童的我们只能凭借凯泽斯劳腾和加格瑙的炸弹坑——不准我们在那里做游戏——有些朦胧的感觉。后来到了入学年龄，我们才在电视和电影里接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的情况。

直到上大学攻读医学专业时，我才打开祖父写的那些南京日记，开始只读了其中的一些段落——呈现出了一个战争和死亡的恐怖世界，更加害怕发生一场战争。我的祖父在日本人进攻南京时留在那里，全力帮助中国朋友们，一定经历过强烈的感受和无比的恐怖。

几十年来，全世界对他的事迹一无所知。他生前没有获得赞许。相反，他和他的家人返回德国柏林后，受到了歧视。盖世太保不久逮捕了他，责成他要保持沉默。他被迫向希特勒写信，表明他不会再说任何有关在南京发生的事件。他从美国人马吉牧师那里得到的关于南京战争暴行的影片被没收，但准许他保留自己的日记。柏林的住房被炸毁后，他和他的家人在柏林几乎要饿死。

2001年，作为约翰•拉贝孙子的我在海德堡建立了“约翰•拉贝交流中心”，有20多部约翰•拉贝写的书（有3部书在混乱的战争年代遗失了，它们是《孔夫子的生活》、《旧衣与废铁》、《银镶边的画集》），以及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均陈列在小小的纪念馆里和一个作为和平项目的因特网平台上（www.john-rabe.de）。

我是医生，不是历史学家，20多年来附带从事国际发展援助工作。现在，我以家族的名义，将这些历史文献提供给中国和日本感兴趣的历史学家们进行研究。了解和承认历史事实是获得宽恕的前提，也是争取未来和平的基础。

我以拉贝家族乌尔苏拉•赖因哈特夫人，我两个兄弟安德烈亚斯和米夏埃尔先生，以及我妻子伊丽莎白•拉贝的名义，编纂了这本小小的传记，以此介绍约翰•拉贝这个人的一生及其时代。它应该表明，一个具有真正勇敢精神的人，他给同时代朋友的帮助能够作出何等的贡献。重要的是在面对不公行为的时候不可视而不见，要有勇气帮助亲爱的人们。

乌尔苏拉•赖因哈特提供了许多约翰•拉贝的文献资料，并为这部传记写了文章。要是没有埃尔温•维克特博士先生（1915年1月7日生于布拉里茨，2008年3月26日在德国雷马根去世。他是我祖父生前的朋友，后来曾担任过德国驻中国大使，《约翰•拉贝——南京的德国好人》一书的出版人），世界民众就读不到这个重要的历史文献，他们就永远不会了解约翰•拉贝这个人。为此我特别感激他，也感激他给我在撰写这部传记时父辈般的指导。由于他的去世，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和作家，拉贝家族失去了一位诤友。我们将怀着感激的心情永远缅怀他。

我也要衷心感谢我亲爱的妻子伊丽莎白•拉贝，她和我共同管理海德堡约翰•拉贝交流中心，帮助我汇集了资料和照片。

托马斯•拉贝

2008年春于海德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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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约翰•拉贝——一个伟大的德国人

埃尔温•维克特

（作者曾担任过德国驻中国大使）

约翰•拉贝是一个平凡而质朴的人，供职于西门子公司，他在中国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他生命中的30年。但他有几个月——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却置身于一项重要的工作中。他在那里勇敢无畏地投入行动，在灾难性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下，手无寸铁地面对道德沦丧的日本士兵，为首都南京的数十万中国人提供了相对的安全保护，使一部分人免受野蛮的日本占领军屠杀。他又是一位伟大的德国人。但他是在自由世界被称为英雄而不是在他的祖国，因为纳粹德国曾与日本结盟。

约翰•拉贝于1934年主动在南京他的住处附近建造了一所德国学校。为了争取帝国政府派遣教师，他加入了“党”，还曾在南京地方小组领导人休假期间代理过负责人。他将这视为一种荣誉，偶尔也为此夸耀过。当日本人于1937年夏登陆上海时，试图按照其占领政策，将包括首都南京在内的华中置于它的控制之下。蒋介石统帅，他的整个政府，其他机构，一切有经济能力的居民和外交人员都离开了南京，从附近的扬子江逃到上游的中国内地。国民政府先是在汉口后来在重庆设立了一个新的政府所在地。外国人士也都离开了南京，还只留下二十来个外国人，大部分是美国或英国的教会人士、传教士和教会医生，都是一些不同单位的人，其中就有克勒格尔和施佩林两个德国人。拉贝和他的妻子正在华北的北戴河海滨浴场休假。在发生了北京郊区卢沟桥（外国人称为马可•波罗桥——译注）所谓的军事冲突事件，及日本的第8军团在上海登陆后，拉贝立刻返回了南京——如同他自己说的，是为了对他仆人们和公司职员的安全负责。他把自己的妻子留在了北京。每个人都知道，一旦日本人占领了南京，这个城市里人的生命就十分危险。

拉贝认为，他不该离开这个城市，而必须留下来照料他的仆人们和公司职员。他是百万人口的南京市唯一如此想的外国人。“逃走吗？”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道德问题，我作为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至今还无法跳越过去。我们的中国佣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约有30人，他们都在看着‘主人’。如果他留下来，他们就忠实地站在他们的岗位上直到最后一刻，此外，这些普通的佣人们并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到北方去，他们当然很想回到他们的家乡去，可是那里也在打仗呀！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而且应该逃走吗？我认为我不能这么做！谁要是两只手各抓住一个身子颤抖着的孩子，空袭时在防空洞蹲上几个小时，他就会与我抱有同感。”他是南京唯一这样想的人。

根据粗略估计，有大约一百万最穷的人留在了南京。城里没有防空洞。在初期进行的零散空袭时，就有许多人躲到拉贝的院子里，因为那里有一面防止飞机轰炸平铺展开的纳粹大旗是最安全的，纳粹是日本人的朋友。日本人对南京的轰炸升级后，拉贝认识到他不能让众多的人在马路上等待。他打开大门，数百人涌了进去，已再没有空的地方了。“有几个非常精明的人”，拉贝写道——他在这几天还挤出时间继续写他的日记——“将他们的床安置在水平展开的德国（纳粹）旗帜下面。安排这面旗帜是为了给日本轰炸机表明这里是与敌对行动无关的外国人。这个位子被视为特别不会挨轰炸的。”

拉贝患有糖尿病，不过他为自己储存有胰岛素。他在一个酒精炉上给要再次使用的注射器械消毒。“我感到浑身的筋骨都在痛”，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我已经有48个小时没有合眼了。我的家人们也都睡觉了，大约有30个人睡在办公室里，3个人睡在储藏烧煤的地下室，8个妇女和儿童睡在佣人们的厕所里，其余的100多人分别在防空洞里，在露天，在院子里，在石子路上。”

一位名叫沃尔夫•森克的记者在逃离途中经过南京时与拉贝告别，他在书中写道：“我在某种程度上觉得，虽然我有足够的理由离开南京，但与拉贝相比，他却是在创造安全，而我几乎是在百分之百地走向死亡。”（参见沃尔夫•森克1943年柏林出版的《黄种人的前线巡礼》一书）

拉贝准备着为让他在中国生活了30年的中国人献出自己的生命。“因为值得为这件事甘冒生命危险赴汤蹈火”，他对沃尔夫•森克说。拉贝绝不是如同有人所说的“中国的辛德勒”。我们从没有听到辛德勒说过如此坚决的话，他拯救犹太人是利用了德国战争经济组织机构中的某些错误。令人十分尊敬的他也不是完全没有风险的，但也有利于他的企业运转。拉贝在拯救中国人的行动上没有任何好处，他甘冒自己的生命危险，他是完全自觉地和仅仅出于人道的原因这么做的，何况他还处于生命危险的情况下。

南京城约留下来二十多个外国人，决心在日本军队到达之前，为陷于双方军队困境中的平民百姓建立一个安全区。这个计划呈交给了中国的最高统帅蒋介石，获得了他的批准。国际委员会选举约翰•拉贝担任主席。

西门子中国公司上海总部几周前就建议拉贝随同当局的撤离人员离开南京。可是，拉贝告诉他的公司，他已当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决心留在南京。

现在，拉贝成了“市长”，城内估计尚留有100万人。这个城正面临投降的前夕，它的主管当局已逃离，国营企业停止生产或者已经关闭，城内的居民担心占领军不受控制地大规模洗劫。日本人对拉贝建立一个安全区的申请报告仍然含糊其词。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人进城了，但只是缓慢地挺进。中国的士兵还在城内，他们每遇到日本人，立刻就被缴械，被捆绑着带走去枪杀。

但是，拉贝和其他一些委员会委员仍驾车巡视全城，凡遇到尚带着武器的中国部队就说服他们放下武器，然后将他们送到空旷无人的机关大楼里去或是安置在安全区内。被丢下的轻武器被排列整齐地摆放在安全区的入口处，表示安全区只对平民百姓开放。可是它并不起作用。安全区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经常被抓、被捆绑着带走。可以看到空地上的集体枪杀。委员会的委员们都感到垂头丧气。

拉贝在日记中经常提到日本士兵闯进他的房子和院子里来找花姑娘。他面对那些闯入者——尽管他们已拔出刺刀恶狠狠地朝他走去，仍然迫使他们爬过围墙离去。有一次，他亲眼见到在城内抓到的上千名男子在空地上被枪杀。他还记载了从医院的尸体旁或是摆放尸体的地下室里见到的一系列恐怖暴行。他为此多次向日本人进行抗议。这些抗议照会有许多成了战后在东京审判战犯所犯暴行时无可辩驳的证据。

国际委员会的一位美国人将行动的成绩归功于他的德国同事拉贝、克勒格尔和施佩林。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手无寸铁地同烧杀抢掠的日本士兵作斗争，指给他们看大衣袖子上有纳粹标志的袖章，用德语大声呵斥那些坏蛋。日本人听到后一般都立刻就溜走了。一次，有个日本兵正在准备强奸时，拉贝赶去大声呵斥，他赶忙提起裤子就逃走了。

拉贝和国际委员会经常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日本士兵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尤其是他们私自闯进安全区，使国际委员会无法保证那里的绝对安全。在占领南京的起初那些日子里，失去军官控制的日本士兵一再闯入国际委员会管辖的非军事安全区进行抢劫和强奸。那些抗议对这些事件都有详细描述，列出了姓名和部队番号。

拉贝和国际委员会继续进行抗议，尽管这些抗议总是收效甚微。南京的权力掌握在日本军司令部手里，日本大使担心转达这些抗议会触怒傲慢无比的军方。何况大部分军官自己也吃惊地发现进城后这些日子里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更不知道怎样才能再恢复纪律。

西门子中国公司上海总部曾指示拉贝离开南京，到国民政府所在地去代表其公司的利益。因为拉贝没有走，他们最后就撤消了南京的分支机构，拉贝不得不解雇了职员们。

尽管最恶劣的时间已经过去，却没有人愿意让拉贝离开。妇女们跪在他走的道路上，哭泣着朝地上磕头，劝说他留下来。安全区的中国难民们举行大游行，举着一个巨大的标语牌，牌上的文字将他比作是“菩萨”，请求他留下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领导机构请求西门子上海总部让拉贝留在南京。一切都无济于事！

英国人从上海派出一艘炮艇，经扬子江把拉贝从南京接往上海，拉贝在上海受到了隆重的欢迎。

上海的报纸和与此有关的英国和美国报刊详细报导了国际委员会和拉贝的情况，德国报刊得到指示不得对此进行报导，因而在德国对他为南京居民作出的无私行动毫无所知。

约翰•拉贝1938年返回德国后一直在西门子工作，但再没有担任领导职务。1950年1月5日中午，拉贝在柏林的公司里突然中风，晚上就去世了。他被埋葬在威廉皇帝纪念墓园里，他的妻子、孩子们和几位朋友就长眠在他的墓旁。

根据官方规定的期限，约翰•拉贝和他妻子的坟墓因过期已被废弃，墓碑存放在他柏林外孙女的车库里，中国驻德国大使请求将这块墓碑赠送给南京。

今天，这块墓碑就存放在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

托马斯.拉贝是约翰.拉贝的孙子，医学博士，教授，现在海德堡约翰.拉贝交流中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