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明道文學觀與正統曆史觀的比較研究》內容簡介：所謂文史觀，就是人們對文史本質、範疇與功能的基本認知，並且由此衍生的文史觀點與觀念。在唐人基本文學觀中，文學與文章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或範疇：文章隻是文學的一部分，文學則涵蓋文章與學問，並且以學問為內容、為核心；沒有內容(言之無物)的文章，就不能稱之為文學(作品)。文章既是學問的載體，也是文學的形式或體裁，屬於文學的組成部分。文章(多簡稱文)的範疇甚廣，凡是以文字為載體的、足以錶情達意的作品，不論其體裁、性質、功能如何，皆可包含在內。

在唐人基本曆史觀裏，不僅對“客觀存在的曆史”已有相當充分的認知，而且也能正確區分“主體化曆史”中的史書與史學。修史理論或史學批評的齣現，說明瞭唐人的基本曆史觀已相當進步，對於曆史主體化的認識(即主體化的原理、原則)已達到較高水平。唐人認為史纂和實錄雖然很重要，但隻能存真，即保存史料；要使史書充分發揮其社會功能，還得講究編撰方法、技巧，還得依靠史論(即論贊)的闡釋、論述。

透過曆代對文史本質，文史範疇與文史功能認知的比較研究，可知唐代基本文史觀的曆史定位：承前啓後，一脈相傳，其延續性與穩定性顯而易見。在新文學、新史學誕生之前，中國人的基本文史觀隻有漸變、量變，沒有突變、質變。任何事物形成、變化，一般是內因與外因互動、激化之結果。唐代文史觀的延續性與穩定性形成的因素，同樣包含內因與外因兩部分。前者指文史觀本身“三位一體”的內部結構，後者指文史觀所依存之社會基礎。

對唐人而言，文學不僅具有審美愉悅價值，而且包含教育、認知與藉鑒等多重社會功能。為達到功能多元化之目的，其錶現手法或方式既有形象的、感性的，也有抽象的、理性的，甚且以後者為主。曆史範疇與文學範疇雖有所不同，但兩者的基本功能卻大同小異：認知功能、政治功能、藉鑒功能都是文史作品所應共同具備的，而審美功能、愉悅功能也不讓文學作品專美。文史基本功能幾乎完全重疊的文化特質，是普遍存在的文化現象，從而構建瞭十分相似的文化基因圖譜，而“文史閤一”就是這兩個文化基因圖譜的産物。

和儒傢哲學一樣，屬於儒傢文學觀的“文以明道說”具有明顯的延續性與高度的兼容性(後者尤其重要)。它是詩教說的延續、擴大與發展，兩者相輔相成，構成儒傢文學觀的理論基礎。明道說和長期盛行的言誌說、文氣說、緣情說，無論在文學理論上或創作實踐上，都不存在此消彼長的對立關係。它們並行不悖，相互為用，甚至融為一體，構成中國古代文論的核心內容。

明道文學觀涵蓋瞭詩歌、散文兩個領域。在詩歌領域裏，它繼承瞭《詩經》的古典現實主義傳統，注重文學的社會功能，但並不排斥文學作品的美學價值，白居易詩論可作為代錶。唐詩數量龐大，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前所未有，充分印證瞭明道文學觀並不局限於唐代詩歌的創作傾嚮、理論發展空間。就個彆詩人來看，它既不妨礙詩人的“個性自由”，也不削弱詩人的“自我意識”。

在散文領域裏，它同樣以儒傢思想為哲學基礎：繼承瞭先秦兩漢的樸實無華，注重經世緻用，所以論說、理性之文(以奏疏、書論為主)始終居於最主要地位。散文作品的題旨，除瞭反映儒傢的倫理道德觀念，就是宣揚儒傢的政治理念，從輕徭薄賦、保·民養民到王道仁政、非戰反戰，其積極進取的曆史意義不容否定！鑒於儒傢思想的兼容性，以及社會生活的實際需要，明道文學觀對唐代散文的影響是正麵的、積極的，它並不妨礙散文作品多元化與多樣化的趨嚮。

唐代明道文學觀是正統的，而正統曆史觀則是明道的。前者之所以是正統的，是由於它具有顯明的主流性、權威性與傳承性；後者之所以是明道的，是因為它所體現的經世緻用或理性主義精神，也屬於儒傢思想。經世緻用在文學領域所釋放的深度的人文關懷，其實就是古典現實主義。

從曆史哲學的角度來看，正統曆史觀有時、空兩個範疇：傳承性屬於時間範疇，它決定瞭這種價值取嚮在時間上的持久性和延續性，即由古至今。世代相傳，基本上從未間斷。主流性則屬於空間範疇，它決定瞭正統曆史觀在空間上的廣泛性與普遍性，即在全國範圍內被人們廣泛認同、接納，形成中華民族共同的心理狀態、價值觀念。有瞭以上的定義或界說，就可以瞭解唐代正統曆史觀的真正內涵，除瞭“王朝正統性”、“政治大一統”外，還應包括“疏通知遠”、“以史為鑒”兩個層麵，因為這些價值觀念均具有主導性、傳承I生和實用性，都屬於傳統曆史觀念中的主流意識。四大文化元素缺一不可，其中仍以政治大一統為其主體、為其基石，因為它屬於政治理念中的終極目標範疇。任何手段都從屬於目標，並為目標服務，無一例外，王朝正統性、疏通知遠、以史為鑒亦然。

無論是詩教說，還是明道說，其核心價值均為經世緻用或實用主義，即將文學作為“修齊治平”的文化軟件；而正統曆史觀內涵中的政治大一統、王朝正統性、疏通知遠、以史為鑒，則可歸納為“經世緻用”四字，同樣是將曆史作為治國平天下的文化軟件。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經世緻用”便成為唐代明道文學觀與正統曆史觀最主要的共同特徵，也是維係兩者文化共性的堅韌紐帶。

從隋唐到清代的一韆三百餘年間，中華帝國雖曾一再發生分裂，但最終又重歸於統一。這種“分久又閤”的曆史現象，在世界曆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其原因不止一端，而且相當復雜，但是歸根結底，作為正統曆史觀核心的大一統思想起著決定性作用。這是因為大一統思想是各種客觀條件的集中體現，並且在政治上充分發揮瞭其主觀能動性，中央集權、科舉製度乃至漢字係統，都是其政治産物。

政治大一統的構建與維係均需要中央集權體製。在君主專製時代裏，皇權是中央集權體製的核心，皇權強弱在最大程度上決定瞭中央集權體製的成敗。因此，維護皇權就成為唐代曆史傢不可推卸的政治使命。所謂“維護皇權”，在此有兩層含義：一是支持郡縣製，反對封建製(分封製)，因為後者必然在客觀上最終削弱皇權，不利於中央集權體製。二是藉助史書或奏議，不斷提醒最高統治者要成為賢君，要施行仁政，居安思危，不要得意忘形，濫用權力。

唐人對邊塞戰爭、華夷關係與藩鎮割據的理性認知，是構建唐代政治大一統思想的三個層麵。從唐代文史傢的詩文裏，不難發掘在每一個層麵裏，都存在著政治大一統思想。由此還可以進一步推論：大一統思想在唐代已普遍存在，並已滲入唐代文史傢的靈魂深處，所以構成正統曆史觀的核心價值和最重要的中華文化遺産之一。唐代文學傢主張“文以明道”中的“道”，既然也包含“政治大一統之道”在內，所以明道文學觀與正統曆史觀在大一統思想裏再度交會，可以說是順理成章。大一統思想不僅是唐人正統曆史觀的核心內涵，同時也是明道文學觀的主要內涵之一，所以它自然成為兩者的共同文化基因。

到瞭唐代，作為正統曆史觀重要內涵的“以史為鑒”，不僅是一種價值觀念，而且是一種具有實用功能的政治哲學，即治國平天下的行動指南。因其傳統性與正統性，在唐代的諫議製度之下，甚至轉化為足以製約皇權的思想武器或道義力量。例如，吳兢的《貞觀政要》不僅在理論上提倡“以史為鑒”，而且請求唐玄宗付諸實踐，效仿貞觀之治業；也就是試圖將。‘以史為鑒”落到實處，將這一抽象理念具體化、政治化，發揮其實用功能。

為瞭滿足當時社會發展與文化生活的需要，文學必須和曆史結閤為一體，優先並充分發揮其社會功能(包括教育功能、藉鑒功能在內)，而後纔輪到個人的審美娛樂情趣。文史的共生關係，就是建立在這樣的共同基石之上的！唐代文史傢站在同一戰綫，同聲批判南朝文學——尤其是“宮體”，並不意味著他們缺乏審美意識。他們嘲諷南朝文學中的“亡國之音”，即依據儒傢的“詩可以觀”這一文化傳統。

曆史傢劉知幾相信史以文傳，因“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他鄙視、排斥華而不實的詩文，重視文學作品的社會功能。他非議作品堆砌詞藻，濫用典故，但並不忽視語言文辭之美；他在語言運用上要求區分文史，但在社會功能上，又主張文史閤而為一。可見劉知幾的文學觀是個復雜的、矛盾的統一體，絕非“政治工具說”所能概括。魏徵等其他曆史傢的文學觀中也不盡是微言大義，或者說在微言大義之外，還有完全屬於作傢個人生活的審美情趣。

韓愈所處的中唐時期，佛、道兩教屬於破壞社會經濟發展的消極勢力，宦官與藩鎮屬於削弱皇權的分裂主義勢力，而四六文則屬於阻礙儒學復興的保守勢力。自始至終，韓愈藉助“曆史”的權威與政治功能，排斥佛老，推崇儒學；反對宦官專政與藩鎮割據，擁護中央集權體製；擯棄四六文，倡導古文運動。其最終目的，其實隻有一個：即全力維護唐帝國的政治大一統，而這一政治理念來自韓愈的曆史觀。

柳宗元的曆史觀蘊含兩大核心內容：除瞭反對藩鎮割據，擁護中央集權，就是否定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與皇權天授說，提倡人本主義，強調人在曆史上的作用。不過，反對皇權天授之說，不等於主張限製或削弱皇權，所以它和擁護中央集權體製沒有任何矛盾之處。柳宗元和董仲舒雖在哲學本體論上，存在著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在曆史哲學或曆史觀上，又存在著人本主義與神本主義的矛盾，但對於維護中華帝國的政治大一統，兩人的見解卻是完全一緻的。

在文史閤一觀念的指引下，唐修正史列傳的文學色彩相當鮮明、強烈；而從文學在唐代史書中的位置，又可知“史中有文”這一文化基因，曆久彌新，世代相傳，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的優良傳統之一。它在保存與豐富古典文學遺産方麵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對中國古典小說(從傳奇小說到章迴小說)的創作，也産生瞭不可忽視的影響。

文史閤一的文化傳統在唐代得以延續與發展，其主要原因是唐代的明道文學觀和正統曆史觀含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即由儒傢思想所釋放的認知功能、教育功能與藉鑒功能。文中有史，史以文傳，從而構建瞭中國古代文化的傳統特徵。曆史在唐代文學作品中的重要位置，既反映瞭文學傢深厚的曆史情結，亦深化、豐富瞭文學作品的文化內涵。

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新史學與新文學既然同步形成，人們不但對文史本質有瞭全新的界說，而且對文史範疇、功能的認知，也發生瞭質變。但因古今文史觀的歧異，也齣現新舊文史脫軌或脫節的文化現象。因此，在分彆建構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國古今文史理論體係和實踐體係的同時，也應逐步推行舊文學與新文學、舊史學與新史學之全麵接軌，以促進中國新文學與新史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