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上)》讲述了：中等职业学校通用语文教材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延续初中语文教学的内容与风格，按文体类别分单元进行知识的复习、巩固与提高，使学生有效掌握叙述、说明、议论等基本的表达方式，提高自身的语言表达水平。课本教学的重点目标放在阅读和写作水平的提升上，在课程内容上二强调的是基础性。下册则根据中职学校职业教学的专业服务性和实践性的特点，精心选择和中职学生教育密切相关和有意义的话题，精选课文分单元教学，在课程设计上突出职业教育的特色，比如人生与规划、诚信与操守、责任与义务、自然与人文、和谐与创新、传统与时尚等，使语文教学能突破传统纯文化教学的桎梏，与社会职场联系紧密；在内容上更加强调实践性与实用性，符合中职学校教学的特色。
《语文(上)》为该套教材的上册，内容分为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诗歌、文言文、应用文6个单元。每个单元内容包含单元提示。精选主讲课文和精选自读课文，单元综合练习，单元实践活动指导，单元小结等。
《文心雕龙》—— 探寻文学的源流与奥秘 中国古代文学评论的集大成之作，《文心雕龙》不仅是一部关于文学创作理论的巨著，更是一部包罗万象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百科全书。其作者刘勰，是一位学识渊博、思想深邃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以其独特的视角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系统地梳理了自先秦至南北朝时期文学发展的脉络，深入剖析了文学的起源、演变、体裁、风格、创作技巧以及文学家的思想品格，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 文学之宗：探寻文学的滥觞与演变 《文心雕龙》开篇即以“原道”为题，将文学的起源追溯到天地之道，认为文学是“道”在人间的体现，是“天道”与“人道”交融的产物。刘勰认为，人类情感的抒发、社会现实的反映，是文学产生的根本动力。他将文学的演变划分为几个重要的阶段，从先秦的“质朴”到汉代的“铺采”，再到魏晋的“文采”与“风骨”，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文学发展画卷。 《原道》：文学的哲学根基 刘勰在《原道》篇中，将文学的发生置于宇宙论和人生论的宏大框架之下。他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而文学，正是“道”在个体生命和群体社会中的显现。人的情感，如喜怒哀乐，都需要通过言语来表达，而这些言语经过艺术的加工，便形成了文学。因此，文学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宣泄，更是“道”在人间的流布，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种方式。他将文学比作“飞鸿之羽，渺渺而生”，暗示其天然的、超验的属性。这种将文学与“道”相联系的观点，为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层意蕴奠定了哲学基础。 《征圣》与《辨骚》：文学的楷模与辨析 在确立了文学的起源和本质之后，《征圣》篇着重探讨了文学的典范。刘勰认为，孔子集诸子百家之长，其《诗》三百篇的编纂和《春秋》的写作，都体现了高度的文学价值和道德意义，堪称文学的“圣者”。通过对孔子的推崇，刘勰将文学与道德伦理紧密结合，强调了文学的教化功能。 紧随其后的《辨骚》篇，则是一篇经典的文学辨析之作。刘勰在此篇中，对屈原的《离骚》及其创作风格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既肯定了《离骚》的卓越艺术成就，如其瑰丽的想象、丰富的意象和激昂的情感，也对其存在的某些“失度”之处进行了委婉的批评。这种既肯定又不失客观批评的态度，体现了刘勰严谨的治学精神。他通过对《离骚》的辨析，不仅确立了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也为后人评价文学作品树立了典范。 《乐府》与《诗赋》：歌谣的传承与文体的演进 《乐府》篇是对汉代乐府诗的深入研究。刘勰追溯了乐府诗的起源，认为其源自古代的民歌，具有反映社会现实、抒发民间疾苦的特点。他分析了乐府诗的创作特点，如其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其在形式上的创新，如“徒歌”、“曲歌”、“鼓歌”等。他强调了乐府诗作为一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文学形式，在记录社会生活、塑造民族情感方面的重要作用。 《诗赋》篇则聚焦于诗歌和赋的创作。刘勰详细论述了诗歌的发展历程，从《诗经》的“风”、“雅”、“颂”到汉代的乐府诗，再到魏晋的五言诗，梳理了诗歌体式和风格的演变。对于赋，他认为其是“铺叙”之体，擅长描绘景物、铺陈事理，既有宏大的叙事，也有细腻的描写。他分析了赋的结构、语言和艺术手法，并指出赋体在不同时期所呈现出的不同特色。通过对诗赋的论述，刘勰展现了中国古典诗歌和赋体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二、 文之材：析解文学创作的要素与技巧 《文心雕龙》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深刻揭示。刘勰从宏观到微观，系统地阐述了文学创作的各个环节，为后世作家提供了宝贵的指导。 《神思》：创作的灵魂与灵感 “神思”篇是《文心雕龙》中最为核心、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它探讨了文学创作的源泉——“神思”。刘勰认为，神思是作者的“心神”与“思想”的结合，是“得意”的枢纽。他将神思比作“为文之首”，认为一切文学创作都始于此。神思的产生，既有作者的才情、学识的积累，也有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现实的深刻洞察。他强调了“意在笔先”的创作原则，即构思先行，然后才能落笔。同时，他也指出了神思的“玄妙”之处，认为它既可以受到外界事物的触动，也可以是内在情感的涌动。这种对创作灵感和构思过程的深入探讨，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风骨》与《镕裁》：风格的塑造与语言的锤炼 “风骨”篇是刘勰论述文学风格的重要篇章。他将“风”看作是文学作品内在的精神气质，是作者的思想情感的自然流露；将“骨”看作是作品的骨架，是其结构和语言的严谨与力度。他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兼具“风”与“骨”，既要有充沛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也要有清晰的结构和洗练的语言。他批评了那些“失其本性”的作品，即过于追求形式而失去内在精神，或者过于散漫而缺乏骨力。 “镕裁”篇则侧重于文学创作的具体技巧，特别是语言的运用和组合。刘勰认为，好的语言应该“镕”之以意，“裁”之以文。这是一种精炼、熨帖、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他强调了“斟酌”、“推敲”的重要性，即反复地审视和修改语言，使其达到最恰当的状态。他分析了词语的选择、句式的安排、段落的组织等一系列具体的语言技巧，为作家提供了实用的操作指南。 《体篇》：文体的辨析与选择 “体篇”是《文心雕龙》中对文学体裁进行系统分类和辨析的篇章。刘勰将文学体裁大致分为“六义”：风、雅、颂（源于《诗经》），赋、比、兴（诗歌的艺术手法，也泛指赋体）。更重要的是，他从实际的文体演变出发，将文学体裁分为“十二部”，包括诗、赋、颂、论、奏、议、书、诏、檄、铭、赞、诔等。他详细分析了每种体裁的特点、功用、创作要求以及演变过程。例如，他指出诗的“直”与赋的“曲”，论的“析”与议的“辨”，以及奏、议、书、诏、檄等实用文体的不同侧重。通过对文体的辨析，刘勰帮助读者理解不同文学形式的独特价值和表达方式，也为后世文学体裁的划分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总术》与《知音》：创作的整体把握与鉴赏的智慧 “总术”篇是刘勰对文学创作总体原则的概括。他认为，写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作者具备全面的素养，包括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学养、敏锐的观察力以及对社会人生的深刻理解。他强调了“总览”和“综核”的重要性，即在创作过程中要统筹全局，抓住本质，避免孤立地看待某个方面。 “知音”篇则转向文学鉴赏，探讨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文学鉴赏者。刘勰认为，鉴赏者需要具备“知音”的能力，即能够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体味作品的深层意蕴。他提出了“六观”：“一观文格，二观时变，三观作者，四观所适，五观事据，六观传疑。” 这六种方法，从作品的形式、历史背景、作者生平、创作目的、史实依据以及流传中的疑问等多个角度，提供了鉴赏文学作品的全面框架。他强调，只有深入了解作品产生的背景和作者的思想，才能真正地欣赏其价值。 三、 文之品：评判文学作品的尺度与伦理 《文心雕龙》不仅关注文学的创作，更强调文学的品评和价值判断。刘勰认为，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艺术形式，更在于其思想内容和道德影响。 《宗经》：文学的道德标杆 “宗经”篇是刘勰论述文学与儒家经典的关系的篇章。他认为，儒家经典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根基，也是文学创作的最高准则。他强调，文学应该遵循“经”的教诲，将道德伦理作为创作的指导原则。他批评了那些“淫哇”、“放诞”的作品，认为它们“惑乱人心”，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这种将文学与道德紧密结合的观点，深刻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以载道”的思想。 《情采》与《比兴》：情感的表达与艺术的运用 “情采”篇探讨了文学创作中情感与形式的关系。刘勰认为，真挚的情感是文学的生命，而艺术的技巧则是情感的载体。他强调了“情”、“采”的协调统一，即要有真挚的情感，也要有恰当的艺术表现。他反对“无情之谈”和“无巧之言”。 “比兴”篇则深入分析了文学作品中比喻和象征的运用。他认为，比兴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手法，能够使抽象的道理具体化，使深奥的情感形象化。他分析了比兴在《诗经》等经典作品中的运用，并指出其在拓展文学表现力方面的作用。 《时序》与《论说》：时代背景与理论批评 “时序”篇强调了文学创作与时代背景的紧密联系。刘勰认为，文学作品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风格、内容和形式都受到时代的影响。他梳理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学发展的特点，并分析了原因。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为理解文学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论说”篇是对文学批评的系统论述。刘勰认为，文学批评应该“实事求是”，既要肯定作品的优点，也要指出其缺点。他提出了“善论”的标准，即批评应该有理有据，客观公正，能够帮助作者提高，促进文学的发展。他批评了那些“空谈”、“虚妄”的批评，认为它们无益于文学的进步。 四、 文之辨：驳杂的文学现象与辨析的智慧 《文心雕龙》的另一大贡献在于其对当时文学界存在的各种驳杂现象进行了辨析，展现了作者的批判精神和辨别能力。 《才略》与《书评》：作者的才华与作品的品鉴 “才略”篇探讨了作者的才华与其作品的关系。刘勰认为，才华是创作的基石，但仅有才华是不够的，还需要“略”——即构思、组织和表现的才略。他分析了不同类型作者的才华特点，以及如何在创作中扬长避短。 “书评”篇则是一种泛泛的对文学作品的品评。刘勰在此篇中，对不同时期、不同体裁的作品进行了广泛的评论，既有对名家名作的赞扬，也有对平庸之作的批评。他通过大量的实例，展现了其深刻的鉴赏能力和敏锐的判断力。 《明诗》与《乐府》：诗歌的纯粹与歌谣的生命 “明诗”篇是对诗歌艺术的进一步阐述。刘勰在此篇中，强调了诗歌的“兴”与“怨”，即诗歌的情感抒发和对现实的反映。他认为，好的诗歌应该能够打动人心，引起共鸣。 《乐府》篇虽然前面已经提及，但在此处再次强调，是因为刘勰认为乐府诗作为一种贴近民生的文学形式，具有特殊的价值。他强调了其“质实”和“流传”的生命力，并认为它是研究社会民情的重要窗口。 《赞颂》与《诔》：文体功能的探讨 “赞颂”篇主要探讨了赞美和歌颂性文章的创作。刘勰认为，这类文章应该“饰美”，但不能“失实”，要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的加工。 “诔”篇则探讨了挽歌的创作，强调了其情感的真挚和对逝者的尊重。 结语 《文心雕龙》以其宏大的视野、精深的理论、严谨的治学态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巅峰之作。刘勰通过对文学的起源、创作、鉴赏和品评等各个层面的深入剖析，为后世的文学研究和创作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它不仅仅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更是一部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思想巨著，其对文学本质的探索，对创作规律的揭示，以及对文学价值的判断，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发价值。阅读《文心雕龙》，就如同踏上一段探索中国文学灵魂的旅程，感受古人心智的光辉，领略汉语文字的无穷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