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哲学宣言》阿兰·巴迪欧

在巴迪欧久负盛名的《存在与事件》出版后不久的一个夏天，《哲学宣言》出版了，迄今已经有二十多年时光。在《哲学宣言》中，巴迪欧第一次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而《第二哲学宣言》伴随着《世界的逻辑》的出版而出版，藉此，他能够让全世界的人们更容易接近他的思想。不过他对宣言的形式的兴趣与他的辩证目的自我衰竭相去甚远：即在感性和大众的形式之下使得一种观念存在，宣言这种形式可以看成一种参与到斗争之中的特殊力量，在其形成过程中，反对所有用于哲学所倚靠的空谈怪论，在这个基础上，今天所有人既没有同样的能力也没有同样的权利去存在。他直接面对了这样的质疑，即他和德勒兹一样，没有毫无疑问地直接找到对哲学终结问题的回答，当他的思想不能令人满意时，第一宣言在面对所有那些哲学业已死亡的话语，以及按着让哲学顽强地抵抗着各种消解其存在的形式所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在哲学不能丧失战斗力以及存在变成国家意识形态一部分的危机关头，第二宣言重申了保卫哲学的声誉，并以此来反对当代唯物主义的霸权，哲学绝不会走向相对主义，并告诫道，一个生命在对消费社会的迷恋中要自我焕发出别样的青春。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名义下，为了让主体的显现出来，而坚定地承认观念的建构性的地位，第二宣言为新世纪重启了那个关于的哲学的陈旧的问题：“在这个名义下，我们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毋庸置疑，阿兰·巴迪欧代表着最富争议的哲学形象。在三十年间，他出版了大量的极有深度的文本，其中论及本体论、数学、美学、文学、政治学、伦理学和性别理论。但在今天，我们很难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对巴迪欧给予一个准确定位。他将数学家的严密、现代诗人的简明扼要融合在其哲学之中，同时也保持了他对真理的不懈追求。通过将数学和哲学两种话语结合在一起，他在著述中复兴了这二者的联盟，并重新探寻了彼此的基本问题，并将彻底改变了将数学和哲学分离开来的神话。在他的著作中，巴迪欧借助新的术语，使得对哲学及其可能性和未来的问题的思索成为可能，同时，我们也可以借此超越“一”和“整体”的双重限制，来思索我们深深浸淫于其中的内在多元性。

巴迪欧为我们带来一种思索当今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中流行的争论的新视角。其中包括政治介入的条件、哲学如何可能、性别伦理学，以及主体的一般形式（这种形式因同时是个别的和普遍的而遭到文化相对主义的批判）。对巴迪欧哲学的正确对待有助于我们重新思索这些主题，同时，亦可重估当代哲学的一系列原则。

阿兰·巴迪欧（1937－）属于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就读于巴黎高师的一代哲学家。如同巴里巴尔、马切雷、朗西埃一样，他曾经痴迷于马克思主义，同时也热切地学习着精神分析、逻辑学、科学史和结构主义。他现为巴黎第八大学的哲学教授，也是久负盛名的Seuil版《哲学条目》的编写者，同时也是哲学国际学院的负责人。早年的巴迪欧深受萨特影响，但在六十年代他开始转向阿尔都塞、拉康、康吉莱姆（Canguilhem）、伊波利特等人的著作。作为一名高师的学生，巴迪欧参加了拉康的讨论组，并加入了后来出版了《分析手册》的认识论学派。认识论学派的主要研究集中在逻辑学、数学、拓扑学和语言学领域。自从他认识到法国数学哲学传统的重要性之后，他越来越关心让·卡瓦耶斯（Jean Cavailles）和阿尔伯特·劳特曼（Albert Lautmann）的著作。

所以，巴迪欧的著作涉猎极广绝非偶然，这些领域涵括了本体论、数学、拓扑学、现代诗学、戏剧、电影、精神分析、政治学。他恰恰是属于由笛卡尔开创的理性传统下的系统哲学家，他对柏拉图理念“介入诗歌”也表示赞赏，亦即他试图在数学概念上探寻哲学，重新建立起非哲学领域（科学、诗学、政治学、爱情）里的自由循环。巴迪欧将这一点发挥至极致，他将事件（其优于理性表现的意义）同主体（每一个独一无二的单体）结合起来，因而产生了用于生产普遍真理的一般程序。

巴迪欧的哲学很难归类于二十世纪末占主导的任何一种思潮。这不仅是因为他概念上的创新和独特的表达风格，同时也因为他也涉足了当代一些流行的领域，诸如艺术、数学、政治学、精神分析等等。但在巴迪欧的哲学中还有一些东西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即他的系统化倾向。他对后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学派、毛主义）和拉康学派的拓扑学的嫁接，并结合了集合论的原则，近来，他又加入了范畴论和马拉美的诗性写作，这些让巴迪欧显得格外不同。巴迪欧的学术兴趣不单纯源于他属于那种仍然相信一种战胜新自由主义市场逻辑的集体形式可能性的公众战斗型哲学家的形象。他亦从非辩证法角度将普遍性理解为“与特殊性相对的长长的轨迹”[1]P21，这种理解有效抵制了文化相对主义所支配的语境。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巴迪欧的思想特色正是其本体论的复杂性源于他对后康托尔数学中集合论的原理的理解。

对于巴迪欧来说，哲学既非建构的，亦非解构的实践，而是去捕捉一个时代的真理系列（truths）和一般程序。这些真理系列为哲学完成其任务创造了条件，即让这些不同的真理可以彼此共存。这样，哲学将一个时代的一般程序展现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形态，正因为如此，其并不是将自身构建为这类程序的“真理”，而是一种在相关条件下多元成形的“未完成的思考”。在一种思想形式下，哲学提供了一系列可供接近十五丰富性的方向，而其正是通过将数学和本体论等同起来的分析方式来实现这一切的。在《存在与事件》中，巴迪欧进一步探讨了其系统本体论，其中存在被看作纯粹多元显现的秩序，而事件则指向了非存在的维度：即唯有当遵循了“时间原则”并相信其存在难以预料的突发性时，真实才是可能的。巴迪欧哲学的中心是提出了一种事件的伦理学，其核心是一种非教条化的箴言：“从不可决定之观念中做出决定”；一个抉定的最终目的在于去确定新生事物给予一个既定结构所带来的影响。

巴迪欧的理论关注的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结构中的纯多元性。当代数学，尤其是后康托尔集合论为巴迪欧达及这种纯多元性的唯一途径。藉此，所有存在物在其存在中均为无限的（康托尔集合论的世俗化意义上的无限）。无限原则成为巴迪欧思想的起点，它设定了一种超越所有建构性可能的激进无限思想。这种无限并非是一个可以通过计数达到的数字，它在根本上是不可获取的。然而，在其世俗化的版本中，无限不再是人的有限性的限制，而是成为人的存在的恰当中介。空的原理也在巴迪欧的哲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空集通常表示一个不包含任何内容的特殊集合。尽管本体论上其是多，但其存在表现出来的却是空无一物，它将自己排除在一与多的辩证法之外（《存在与事件》P71）。空集即“有一个显现”，（《存在与事件》P68）但里面却一无所有。

巴迪欧将由特殊的计数或者特殊的归属和包含标准（两者皆建立了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建构起来的多元性叫做情势。计数的结果是一种将情势规定为“一”或者一种情势状态（state of a situation）的元结构。巴迪欧采用了状态的政治学含义（即国家），即它是一种试图控制过剩的原则，它亦建立了一个集合内的子集。知识或者情势的语言潜在地提供了无限区分部分情势的方式，但不能提供一个让全球整体都适用于一种特殊安排。（情势的）状态不允许空集的出现，这是任何一个特殊部分的基本要素。于是，情势状态的客观秩序隐含了一种强制性的包含关系，即其结果是在“显现和再现”以及“结构和元结构”之间形成断裂（《存在与事件》P149）。因此，本体论必须描述出将超越显现状态并趋向一种纯粹显现的情势的条件。

事件偶然地，不可预计地通过靠近每一种情势的空集而介入了知识体系。譬如，“法国大革命”事件让我们理解了古代政体的非连续性。这是古代政体的真理，但是一个不能从情势状态命名的“古代政体”的真理。事件不是事实，它是一个非经验的、短暂的、非本质的过程，它无法归类于事件发生于其中的任何稳定情势元素之内。事件是对存在秩序的超越的剩余，它使得真理的生产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它需要被其操作者命名（圣保罗的“基督复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十月革命”），或者成为一个代表性的补充——主体。正是通过主体的介入（主体是事件的结果）代表着这样的真理，在真理中，事件能被如此辨认和命名。

很明显，对巴迪欧来说，真理既不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联系，或者对存在的解蔽和遮蔽，也不是在历史中一个特定时代中实践和话语差异生产的结果（福柯）。真理是由事件多余的突发性生产出来的，其过程仅仅留下了一个名字。当主体在过程中一旦将事件的名字置于一种给定情势的循环之中，真理就被生产出来。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主体并不先于事件而存在，而是相反，事件使得主体化过程成为可能。主体化在其中抓住事件的名字以便介入到给定的情势之中。通过这种介入，一般有效的知识与给定情势的真实发生了关系。由于事件通常是转瞬即逝的，操作者其间建立起来的有效的连接机制必须存在下去。以及既然事件的真理在一种给定情势中无法得到认同（对于古典音乐来说，“无调音乐”就是一堆噪音，而对于古希腊哲学家来说，“基督复活”不过是个寓言），该情势下的语言甚至无法为之命名。还句话说，真理是这样一个过程的结果，即在这个过程中，情势的“一般子集”的耦合通过主体对事件的忠实来得到维持。进一步而言，那里根本没有一般主体，只有每种不同一般程序和条件下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