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遺痕——西方傳教士在中國

⊙編輯推薦：

對中古來華傳教士進行瞭係統考察，對他們塑造的中國儒道釋之他者形象進行瞭深入分析。

⊙內容簡介：

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新航路的開闢揭開瞭大航海時代的序幕，歐洲各國開始紛紛嚮外殖民，不斷拓展海外貿易。在開拓殖民地的同時，為瞭擴大天主教的影響和勢力，西洋傳教士們也開始來到東方進行活動。他們帶來的不僅有所謂天主的“福音”，還有先進的西方科學和異質於東方傳統的西洋文化。西儒遠來掀起瞭一場東西方文明之間的交流與碰撞，並對後世留下瞭深遠的影響。

⊙精彩內文選讀

晚明耶穌會的入華給中西文化交流帶來的影響之大是毋庸置疑的。一方麵，他們實現瞭自己的傳教使命，使天主教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上擁有瞭一席之地，即便經曆瞭“百年禁教”，其在中國的發展也並未斷絕，而是一直延綿至今。與此同時，他們的到來也拓寬瞭中國對西方的認識。從宗教倫理到西洋火器，從人文藝術到自然科學，耶穌會士對西學的引介推動瞭中國本土科學技術的發展，也使得從高官權貴到普通平民都有機會接觸到西方文化的氣息。由這一小群西洋人掀起的東西交流並未局限於某一群體或某一地區，而是幾乎影響至整個中國社會，這樣的規模在中西交流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筆者一直認為明清時期耶穌會士的在華傳教事業既可以說極為純粹，同時又是錯綜復雜的。純粹指的是傳教士們的傳教動機。不論是廣交中國名士的利瑪竇，或是被譽為“西來孔子”的艾儒略，他們所懷揣的信念與追求事實上隻有一個，那便是讓天主的“福音”傳至中國的土地。不論是附會儒學的“文化適應”，或是經世濟民的西方科學，都是為瞭實現這一根本目的的手段。正如“閤儒”、“補儒”的意義在於“超儒”，介紹世界地圖、天球儀的用意則是在於吸引中國人對西學與天主教的好奇心。然而，這樣的動機並沒有妨礙，或者說反而促進瞭耶穌會士成為融匯東西的文化橋梁。在成為“西儒”的道路上，他們努力鑽研漢語，熟讀儒傢經典，研習中國禮儀，分析中國人的文化與喜好，嘗試以更易被接納的方式來闡釋與傳揚天主教義。廣義來講，他們可謂是開創瞭漢語基督教神學的先驅。為瞭展現自己的“博學”，他們積極地譯書製器，推動瞭中國一次又一次的科學革命，雖然這並不是他們的本意。然而，在他們傳教事業的背後則是錯綜復雜的利益關係。大航海時代的傳教始終與貿易和殖民有著韆絲萬縷的聯係，由此帶來的是葡萄牙、西班牙、法國等西方各國對保教權的爭奪。與之相應的是各修會為瞭擴大傳教範圍而進行的競爭與博弈。並且，即便是耶穌會內部也始終存在著不同的聲音。這些明爭暗鬥的源頭既包括彼此對於教義理解的差彆、關於傳教策略的分歧，也包括對教會內部與西方各國的權力衝突，而其結果則最終導緻瞭“禮儀之爭”以及從康熙朝開始長達近一個半世紀的禁教。

雖然這本小書無法全麵展現這段宏大曆史的發展進程，但是筆者希望通過對一些標誌性曆史節點以及耶穌會在西學東漸方麵的主要貢獻進行梳理與介紹，為讀者們概括地呈現耶穌會的入華過程、進入中國後的教務發展以及在華傳教事業麵臨的睏境與挑戰。然而，與此同時筆者希望強調的是，耶穌會的入華傳教史並非割裂、孤立地存在，而是耶穌會遠東傳教的一部分。為瞭闡釋耶穌會遠東傳教的背景，本書在第一章中以“東方宗徒”方濟各·沙勿略的事跡為主綫，介紹瞭耶穌會入華之前在印度，尤其是在日本的傳教情況。日本是耶穌會入華的前站。在那裏，耶穌會士們積纍瞭他們對陌生的東方文化的認識，並積極謀求與權力階級閤作、交往，試圖營造適閤天主教傳播的環境，並尋求適閤東方國傢的傳教方式。當時，天主教在日本欣欣嚮榮地發展瞭近一個世紀，以至於1549—1650 年的這一段時期被史學傢們稱為日本的“切支丹世紀”（Christian Century）。中日兩國在文化與社會結構上有著諸多相似之處，二者均有著成熟的文化體係，存在明確的社會階層，擁有多元且強勢的本土宗教。因此，傳教士在傳播天主教時也曾遇到許多相似的睏境。他們在日本積纍的傳教經驗，對於耶穌會的在華傳教活動産生瞭深遠的影響。筆者希望通過第一章的介紹讓讀者認識到耶穌會在遠東的傳教是一個連續的過程，並展現耶穌會“文化適應”策略的萌芽。16、17 世紀，中日天主教傳播的對比事實上是筆者在攻讀博士期間就産生興趣的一個課題，希望在日後的研究中能對這一問題展開更為係統、深入的探討。

此外，在本書的第五章中，筆者以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的徐光啓為例，介紹瞭奉教士人的人際網絡對於天主教與西學傳播産生的影響。耶穌會實行的“文化適應”方針，以及將西方學科作為傳教工具的辦法在當時取得瞭顯著的效果，傳教士們以其“博學”的形象博得瞭不少中國士大夫的認同與好感。而一批“奉教士人”的誕生，更是有效地推動瞭耶穌會的傳教事業。“奉教士人”指的是以被譽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為代錶，信奉天主教的中國士大夫。他們不僅在朝中擁有官位，在地方社會也享有一定的影響力。這些奉教士人在入教之後，除瞭關注自身的宗教生活，還常常積極地通過各種社會關係及在官界的影響力為傳教士創造有利的環境，以促進傳教活動的順利發展。在他們的幫助下，耶穌會士們不僅得以參與到朝廷的曆法編修及軍事改革活動中，他們在各地的傳教活動也獲得瞭更為順暢的發展。而這正是耶穌會在中國實行“上層路綫”所期待的結果。事實上，這一部分是筆者博士論文中一部分的縮略。筆者希望能通過具體的事例，更加直觀地展現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士人階層中的傳播路徑，以及天主教徒在當時的政治文化環境下的各種境遇與諸多麵相，揭示耶穌會的上層路綫與“文化適應”在實踐中的展開形式與效果。

筆者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除瞭利用傳教士的著作、書信、年報等各種原始文獻外，還參考瞭一係列相關領域的先行研究，其中包括李天綱、戚印平、餘三樂、五野井隆史、清水絋一等眾多前輩名傢以及筆者在九州大學的導師中島樂章、柴田篤的大作，但由於本係列叢書在體例上統一不標注齣處或參考文獻，因此筆者在這裏一並緻謝。另外，衷心感謝長春師範大學鄭春穎老師的引薦，使筆者能夠有幸參與這套叢書的撰寫。

史習雋，本科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哲學係，碩士畢業於南京大學曆史係中國古代史專業，後赴日本九州大學留學，攻讀東洋史專業，獲文學博士學位。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中日天主教史及中西交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