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除导论外，共分六章。导论部分阐述《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并简要介绍《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的研究方法、基本思路和创新之处。

第一章以理论分析为主。首先，对经济增长、生产要素、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因素等基本概念进行辨析和界定；然后，以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为视角，对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哈多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等有代表性的增长理论进行评析；最后，在吸收内生增长理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对索洛模型进行了扩展。在扩展模型的研究中，对索洛模型三个假设条件的作用一一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条件虽然对索洛模型能用于经济增长核算是必要的，但对于揭示和表达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的思想而言，并不是必要的，因此，这三个假设条件可放松。另外，将索洛模型中的生产要素由两个增加为四个，即增加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并将各种要素定义为存量。然后经过数学推导，得出一个综合性和适用性很强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模型。

第二章是关于技术、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相互关系的一般分析。本章考察和界定了不同意义上的“技术”，并对经济学中的技术进步进行了分类；分析和讨论了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的区别和联系，四种要素投入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各要素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技术有技术学意义上的技术、投入产出意义上的技术和经济学中的广义技术三个层面，只有投入产出意义上的技术进步率才等同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各种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且这些要素的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也存在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是理解和分析经济增长机理的重要基础。

第三章在运用第一章的理论模型和第二章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对我国需求不足的存在性及其主要方面、需求不足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与经济增长需求制约的长期性进行以实证分析为主的研究。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几年里，中国存在总量性的需求不足，且需求不足的主要方面是消费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除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外，主要是因为现阶段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由于已经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很难在短期内缩小至适度范围内，因此，由消费需求不足主导的需求不足可能存在于很长一段时期内；长时间的需求不足不仅在总体上会阻碍要素投入的增长，而且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第四章首先探讨了供给不足的三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然后对要素供给不足的存在性及其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供给不足包括产品供给不足、要素供给不足和制度供给不足三个层面，三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从制约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要素供给不足是最直接、最核心的方面，而制度供给不足是最深刻的原因；尽管长期以来，中国的储蓄率之高世界罕见，而且政府文件中都强调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性，但除简单劳动力供给充足外，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都存在供给不足，导致这三种要素供给不足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是体制性的；每种要素的供给不足都会对其他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产生程度不同的阻碍作用，特别是人力资本供给不足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既广泛又严重的制约作用。

第五章提出城市化和加入WTO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的观点，较详细地论证了中国城市化的滞后性、城市化发展存在的巨大空间、加入WTO对进出口和引进外资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促进作用，并分析了城市化和加入WTO促进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理。中国的城市化无论是从“量”上述是从“质”上看，都显得滞后，特别是从城市化率看，与世界其他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比，中国的城市化存在较严重的滞后，而从一般规律看，中国已进入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发展阶段，因此，只要城市化战略正确，中国将经历城市化快速推进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加入WTO作为一个长期过程，已经而且还将对中国的进出口、引进外资以及体制改革产生重大促进作用；城市化和加入WTO对消除或减轻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和供给制约，进而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产生广泛而强大的推动力。

第六章首先讨论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干预经济的理由和政府职能定位的基本原则、中国经济社会的特殊性和政府职能定位、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着力点，然后根据前面几章的研究结论提出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最后分析了政府自身改革的必要性。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理由是市场机制存在固有的缺陷．而政府干预存在市场所不具备的优势。政府干预经济必须适度的理由是政府也存在“失灵”。从中国的特殊性看，中国政府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相比，其职能范围应更广，政府更应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重大的推动作用；政府应在减轻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和供给制约，真正构建城市化和加入WTO这两大引擎方面采取匹配性强的有效对策；为了充分发挥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能否持续快速增长下去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问题的实质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这种动力的大小如何，这正是《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研究的核心问题。《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旨在从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出发，建立一个经济增长动力的理论框架，并以此为基础，综合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等分析方法，高度重视中国国情及其在双重转型期的特点，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和供给制约、城市化和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以及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吸收内生增长理论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将经济增长中投入的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资本、简单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并对索洛模型进行了扩展，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模型。该模型所表达的基本思想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来自四种要素投入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即使对中国这样的不发达经济而言，知识资本投入的增长不仅是全部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的一部分，而且其所对应的自主创新成果的增加也是形成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之一。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源于资源配置的改善、规模的节约和知识的进展三个部分，它与技术进步既存在紧密联系，也有重大区别，且四种要素投入之间以及各种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这也是理解和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机理的重要基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都可能受到需求不足的制约，这种需求不足主要是由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等长期性因素导致的，因而具有长期性且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会产生阻碍作用。由于要素市场很不完善、政府投入不足以及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不完善等原因，中国经济增长也受到要素供给不足的制约。城市化的快速持续推进和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对缓解经济增长的供给制约和需求制约，进而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广泛而强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城市化和加入WTO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政府应围绕促进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增长中的重大作用，为此，政府对自身的职能要准确定位，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制订和实施匹配性强的政策法规构建经济增长的动力，要做到这些，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熊俊，江西省南昌人，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2006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

近年来，在《人民日报》(理论版)、《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改革》、《财经问题研究》、《上海经济研究》等国家级权威和核心刊物上独立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被《人大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全文转载和索引近20篇。主持或参与财政部、四川省、江西省等省部级以上课题7项，独立或合作撰写著作4部。多项科研成果获江西省社科优秀成果奖和江西财经大学重大科研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