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出版于25年前，作者写作的年代当然更早。此次重印，已经是在作者离世七年之后。其重点，则在两宋。器物，及有关的计量制度。这些器制同社会生活的密切关联，是众所周知的。对于带计量性质的历史研究——譬如有关天文、数学、医药、音乐、会计、商业、手工技艺、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历史研究来说，度量衡的考察越发显得重要。迄今得力于此而获致的成果，和疏忽于此而招致的缺憾，几乎同样显著。
20世纪以来在度量衡史方面卓有贡献者，已不止一代学人：从吴大潋的《权衡度量实验考》，到王国维的唐宋尺度摹本题跋；从马衡在北京大学的《金石学》讲座，到刘复、唐兰的莽量、商鞅量考；从吴承洛的《中国度量衡史》，到杨宽的《中国历代尺度考》，等等。吴著《中国度量衡史》，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性质的度量衡系统专著。杨著《中国历代尺度考》，则是我国第一部古代尺度通史专著。它们的深远影响，至今仍随处可见。
好的，这是一本关于《十七至十九世纪欧洲的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的图书简介。 --- 《十七至十九世纪欧洲的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 概述 本书深入剖析了自十七世纪初至十九世纪末，在欧洲大陆所爆发的一场深刻而持久的社会、思想与知识的巨变——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这段时期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它不仅重塑了我们理解自然界的方式，更彻底颠覆了人类社会政治结构、道德观念以及个体权利的根基。全书以严谨的史料考证和深刻的哲学思辨，描绘了这一伟大变革的复杂图景，探讨了科学理性如何从零星的发现演变为一股席卷欧洲主流文化的强大思潮，并最终催生了现代性的诞生。 第一部分：科学革命的序曲与奠基（十七世纪） 本书首先聚焦于十七世纪，这一时期被誉为科学革命的“黄金时代”。 伽利略与新天文学的挑战 我们将详细考察伽利略·伽利雷在帕多瓦和佛罗伦萨的工作。重点不再仅仅是望远镜的发明，而是他如何系统性地运用数学工具和实验方法来研究运动和力学。他的《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对话》如何巧妙地绕过教会的审查，为牛顿的综合奠定了基础。我们分析了伽利略与教会的冲突，将其置于当时的社会权力结构中进行解读，而非简单地描绘为“科学对抗宗教”的二元对立。 笛卡尔与理性主义的兴起 勒内·笛卡尔的哲学贡献被置于其数学成就（解析几何的创立）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我们探讨了“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公理如何为新的知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形而上学基础。笛卡尔主义强调演绎推理和清晰明确的观念，这与英国经验主义者的观察方法形成了张力，但也共同构成了早期启蒙思想的基石。 培根与实验方法的倡导 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工具”哲学，即对归纳法和实验收集的强调，被视为对经院哲学的根本性反拨。本书详细梳理了培根对“四假象”的批判，以及他对科学知识服务于人类福祉的乌托邦愿景。我们考察了皇家学会的成立过程，分析了其在规范实验报告和促进科学知识交流方面所起到的制度化作用。 牛顿的综合：力学与光学的巅峰 十七世纪末，艾萨克·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标志着科学革命的高潮。本书将牛顿的成就视为一个集大成的事件：它不仅统一了天上和地上的物理学（万有引力定律），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完全由数学支配的、可预测的宇宙模型。我们深入探讨了牛顿通过微积分发展出的工具，以及他对光学和色彩理论的革命性见解，并考察了这种宇宙观对当时神学解释（如“自然神学”）产生的深远影响。 第二部分：启蒙运动的深化与传播（十八世纪） 十八世纪，科学的理性精神开始走出实验室，渗透到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形成了所谓的“启蒙运动”。 经验主义的胜利与休谟的怀疑 本书对比了洛克、伯克利和大卫·休谟的经验主义谱系。重点分析了休谟对因果律的严格批判，他如何质疑了我们依赖的归纳推理的必然性，迫使启蒙思想家重新审视知识的界限。休谟的怀疑论对后续的康德哲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孟德斯鸠与政治权力的分散 在政治哲学领域，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被视为对绝对君主制的系统性挑战。我们详细分析了他提出的“三权分立”理论，不仅考察了其在英国体制中的观察基础，更探讨了其如何在法国和美洲的革命者那里被转化为具体的政治蓝图。 伏尔泰与宽容的呼唤 伏尔泰（弗朗索瓦-马里·阿鲁埃）的贡献被定位为“启蒙的宣传大使”。本书分析了他在英国流亡期间对洛克和牛顿思想的吸收，以及他如何运用讽刺和清晰的散文风格，致力于推动宗教宽容、言论自由和反对司法不公。他的“开明专制”思想如何在各国宫廷中引发了改革的尝试。 卢梭：情感、意志与共和的悖论 让-雅克·卢梭被视为启蒙运动内部的“异见者”。本书探讨了他对“社会契约”的激进重构，尤其是“公意”（General Will）的概念。我们深入剖析了《爱弥儿》中对自然教育的推崇，以及他如何将个人情感置于纯粹的理性之上，为后来的浪漫主义埋下了伏笔。卢梭的激进共和主义思想如何影响了雅各宾派，以及其与温和派启蒙思想家的根本冲突。 经济思想的诞生：从重商主义到自由放任 在经济领域，本书考察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我们将其放在当时欧洲各国争夺殖民霸权和重商主义盛行的宏大背景下，分析“看不见的手”如何首次为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非政府干预的、基于自然秩序的理论辩护。 第三部分：启蒙的危机与遗产（十九世纪初的余波） 十九世纪初，启蒙的理性精神遭遇了历史的剧烈动荡——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 康德的综合与批判哲学 伊曼纽尔·康德的工作被视为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冲突的终极调和。本书聚焦于其三大批判（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判断力），阐释了“哥白尼式的革命”——即知识的结构是由主体心智决定的。康德对“启蒙的座右铭”（敢于求知！）的界定，为现代伦理学和美学奠定了新的起点。 启蒙与革命的后果 我们分析了启蒙思想如何直接催生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然而，恐怖统治的爆发，使得欧洲知识分子不得不反思纯粹理性是否足以指导人类社会。这导致了对启蒙运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反思浪潮”。 对理性的反动：浪漫主义的兴起 本书最后探讨了浪漫主义作为对启蒙运动过度强调分析和普遍性的直接反应。浪漫主义者重新发现了历史的特殊性、民族精神（Volksgeist）和非理性力量（如情感、直觉和崇高感）。这种对“自然”和“历史”的重新诠释，虽然在表面上与启蒙对立，但其很多关注点（如对个体精神世界的深入挖掘）实际上是启蒙运动内部矛盾的深化体现。 结论 本书认为，十七至十九世纪的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并非单一事件，而是一个持续演进的知识生态系统。它确立了以实验和逻辑为核心的知识生产范式，并提出了关于人权、宪政和普世价值的深刻议题。尽管随后的历史充满了对这些理想的背离与修正，但这些思想的遗产——无论是科学的进步，还是对自由的追求——构成了我们今日理解世界和构建社会的基础。本书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细致且充满辩证色彩的分析框架，以把握这一塑造了现代世界格局的关键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