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诗体派论》主要内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虽然唐诗、宋诗以其不同的风格特征引发了唐宋诗之争，但是，从中国古典诗歌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唐、宋两代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学史整体进程。

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出现鼎盛局面，而且表现出一个重要的界划，那就是文人诗的成熟与规范。同时，在文人诗系统的成熟与规范中，其内部又呈现出多样化的诗美类型与艺术范式。大体看来，唐代前期艺术精神主要表现为统一性，中期出现巨大的裂变过程，并一直延续到北宋，至南宋复又形成多重因素的融合重构。宋以后。文学史上宗唐祧宋，纷争不绝，唐宋诗之争于是形成批评史上一大公案，而诗歌艺术风貌虽有变迁，却在总体上不出这两大范式。由此看来，唐、宋诗风的差异，实即表现为中国文人诗的两种基本范式，而正是由于这两大范式，使唐、宋二代成为一个完整的文学史时代，其最为显目的标志，就是对中国文人诗辉煌世界的共同构筑。

在这一辉煌的文学史时代中，作为文人诗的创作主体——杰出文人的贡献当然是显目而重要的，但是，在“诗可以群”的传统中，“群居相切磋”更是中国文人文学走向辉煌的重要背景因素，这一点在唐、宋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也可以说，中国古典文人诗的成熟与规范，唐宋诗世界的灿烂与辉煌，都是与诗人群体、诗歌流派的繁荣兴盛密切相关的。

对于诗人群体、诗歌流派，唐以前大体称“体”，宋以后则“体”、“派”互见，表现出群体流派意识的强化与自觉。最早对唐宋诗歌体派加以系统研究的是南宋人严羽，其于所著《沧浪诗话》中列述汉代至南宋诗歌体派，在“以时而论”中共列十六体，其中唐、宋两代占八体；在“以人而论”中共列三十六体，唐、宋两代竞多达三十一体。由此可见，唐宋诗歌之繁荣，实在是与诗歌体派之繁盛密切相关的。

因此，从体派的角度，来探讨唐宋诗繁荣的特征、走向及其原因，就是一个尚有较大空间的课题。当然，从现代文学流派角度看，唐宋诗歌体派尚不能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但是，正因唐、宋时期“体”、“派”本身的多义性，使其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同时，随着文学史的进程、时代的变迁，诗歌体派本身也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这也使得唐宋诗歌体派的研究具有了更为广泛的意义。

《唐宋诗体派论》就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试图通过对唐宋诗歌体派性质、特征及其演进历程的宏观把握以及对其中最重要的体派的细致描述，以展现唐宋诗歌史的一个重要的层面，并由此说明唐宋诗歌体派在唐宋诗歌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许总，自号抱一，祖籍安徽桐城，1954年出生于江苏南京。现为国立华侨大学文学院教授、东南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西北大学国际唐代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艺理论、诗学发展史、唐宋文学、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出版的专著有《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年出版）、《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出版）、《唐诗史（上、下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唐诗体派论》（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出版）、《古史诗铖注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杜甫论的新构想》（日本研文出版社1996年出版）、《杜诗学通论》（台湾圣环图书公司1997年出版）、《杜甫律诗揽胜》（台湾圣环图书公司1997年出版）、《唐诗精品集》（团结出版社1998年出版）、《民族心灵的绝唱》（团结出版社1998年出版）、《宋诗：以新变再造辉煌》（广西师大出版社1999年出版）、《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理学文艺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理学与中国近古诗潮》（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出版）、《元稹与崔莺莺》（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唐诗简史》（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05年出版）、《唐宋诗宏观结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等十馀种；译著有《中国诗论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发表的学术论文有《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构想》（《学术月刊》1987年第2期）、《文学史观的反思与重构》（《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论理学与唐宋古文主流体系建构》（《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等二百馀篇；学术译文有《文学革命与中国文学的未来》（《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第3辑）等数十篇。曾两次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次获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及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7年首批入选为省级跨世纪学术带头人。1998年被评选为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