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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近全文檢索）

潘綏銘

自從1995 年開始，我自己，後來又與劉振英副教授一起，帶著我的6位女博士生與女碩士生，先後調查瞭13個“紅燈區”。按照時間順序，它們是：1998年的珠江三角洲的A鎮、中南腹地的B區、湘黔交界的C礦；1999年的珠江三角洲的A鎮B場（追蹤調查）；2001年夏天的四川中部的A鎮、B鎮、C區；2002年夏天的東北的A市、B市、C市；2002年鞦天的廣東某市特區的A村、B村、C村。

前三個紅燈區的情況，收集在《存在與荒謬――中國地下性産業考察》之中(潘綏銘著，群言齣版社，1999年1月齣版)。第四個紅燈區的情況，可以看《生存與體驗――對一個“紅燈區”的追蹤考察》(潘綏銘著，中國社會科學齣版社，2000年9月齣版)。第五個到第七個紅燈區，是我與劉振英、黃盈盈、王潔、張慧霞、楊蕊、潘瀅一起考察的，研究成果在《情景與感悟――西南中國三個紅燈區考察》裏麵(潘綏銘等著，社會科學文獻齣版社，2004年即將齣版)。

上述的三本書所研究與反映的，基本上都是那些來自農村的“鄉妹子”，她們基本上是在城市中沒有過任何工作經曆的女性。

現在這本書的內容，則是包括瞭上述後六個紅燈區的情況，是兩次社區考察與個案調查的結果。

第一次是我與劉振英、黃盈盈、王潔、張慧霞、何為、張春萌一起，對於東北三個城市市區裏的紅燈區的調查。我們總計訪談瞭103個小姐，其中大多數是城市戶口的下崗、待業的女性。

第二次是我與黃盈盈、王潔、張慧霞、楊蕊、何為，在廣東某個著名城市的市區，調查三個紅燈區的結果。這三個地方都叫做“村”，其實都已經是標準的市區瞭，隻是還保留著“村”的名稱。我們總計訪談瞭115位小姐，其中大多數是原來的“工廠妹”，也就是那些雖然來自農村，但是曾經在工廠裏打過工或者有過其他工作的女性。

由此可見，現在這本書所反映的，是中國性産業在最近幾年中的一個顯著的變化：許多原來是城市女工或者“打工妹”的女性，開始投入性産業，做瞭小姐，而且在小姐中的比例在增加。

還需要說明的是：本書所反映的，與前麵三本書差不多，仍然是那些比較“低檔”的小姐。她們主要是在各式各樣的歌舞廳、按摩場所（東北）、發廊、美容美發（廣東）裏工作。

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去調查那些“高檔”小姐呢？主要原因有兩個：

首先，在任何一個社會群體裏，“頭麵人物”永遠是極少數，永遠也無法反映齣那些底層成員的情況，因而對於該群體來說，沒有代錶性。小姐也不例外。那些在封閉的VIP（大人物）俱樂部裏服務的、活動於高級賓館裏的、被包做“二奶”的、能夠在網上招客的、號稱“鞋底永遠沒有土”（總是坐小車、踩地毯）的小姐們，雖然也仍然值得研究，但是卻不能反映中國性産業的總體情況，甚至會産生誤導。

其次，“高檔”小姐們往往具有更高的文化程度、更多的獨立自主程度、更強烈的自我認同意識。她們更加容易嚮社會發齣自己的聲音。可是那些“低檔”的小姐們卻幾乎是沉在海底，永無齣頭之日。即使在社會現在所說的“弱勢群體”中，也仍然沒有把她們包括進去。總該有人替她們錶達與訴求。我們自願做這樣的人。

當然，這本書不是報告文學，更不是獵奇。我們試圖通過實地調查，來發現與分析一係列很重要的學術問題。總結起來，這樣的學術問題至少有7個：

1. 性産業裏所實行的生産關係與財産所有製，對其存在發揮瞭什麼作用？

2. 小姐們從事這個職業，究竟是不是她們自己的“理性選擇”？

3. 從“女性研究”的角度來看，客人與小姐之間，究竟是一種“性彆不平等”關係，還是一種一般的經濟交換關係？

4. 中國的任何一種社會組織要想存在，一是靠權力，二是靠親情；三是靠利益。那麼在紅燈區裏，這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和運行機製究竟是什麼樣呢？

5. 紅燈區的社會結構，究竟是社會網絡式的，還是科層結構式的？

6. 紅燈區是最標準的社區。因此，我們不得不迴溯到問題的本源：在中國，除瞭傳統狀態的村落之外，可曾有過社區？能不能製造社區？又為什麼要造？

7.毛主席寫過《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在中國存在？》；現在隻要換成紅燈區，就絕對是意義重大的經典社會學課題。

當然，現在這一本書是無法解釋所有這些問題的，但是我們相信，對於紅燈區的研究，絕不僅僅是簡單反映現實而已，而是促使我們不得不更加深入地去研究幾乎所有的社會問題與社會學理論。這還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學研究，而是真正意義上的“本土化”的原創。說白瞭，如果從性産業裏都看不齣社會意義來，如果連紅燈區都解釋不瞭，那麼一切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學傢也就沒什麼價值瞭。

作者：潘綏銘、黃盈盈、王潔、張慧霞、楊蕊、何為、劉振英、張春萌 主編：潘綏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