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日本法学界很重视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战后三十多年来，出版了不少这一方面的著作、文集和论述。这些已发表的著作和文章，其内容大多偏重于律令和法律制度，而关于法律思想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说，则此较单薄。西田太一郎博士打破这种局面，依据大量史料和法制实际，对中国古代从先秦至唐朝的刑法，尤其是刑法思想，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编著了《中国刑法史研究》一书。该书自一九七四年出版以后，很受日本法学界的重视。对于我国法学研究工作者来说，也不失为一部颇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该书原是作者一九六一年提交日本京都大学法学部的法学博士学位论文。据西田太一郎博士自称，他写作的目的，乃在于探究中国古代的刑法、刑罚与儒教思想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中国从汉武帝之后直到民国成立后的数年，即从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思想领域里都是儒家思想占据优势。儒教对于刑罚，以及刑罚的基础——刑法（即“律”），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所以他广泛深入地收集研究了从先秦至唐的历代律令及有关资料，并采集史书中的有关案例以及一些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关于法律的适用、改废方面的论述，尤其重视对唐律的分析，写成此书。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先秦儒家与刑罚”。相当于全书的绪论。作者认为春秋战旧时期，孔丘，孟轲主张德治和教化，一开始就说明儒家是轻视法律的。战国末的荀况也主张有德者的统治，他一方面强调礼是具有拘束力的规范，一方面又主张刑罚。苟况的弟子韩非、李斯，转换了他们老师的思想，成为法家思想家。
第二章，“法家思想的研究”。主要评述《韩非子》一书，认为韩非是综合了填到的“势”、商鞅的“法”和申不害的“术”的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作者指出，韩非所强调的是权力，成力的“势”，此填到所说的地位、身分之“势”更有利于君主专制。强调法必须要使人民易知易守，君主易行，并且是君民共守的准则，是不能轻易变化的规矩准绳。主张君主应依法而治，否则便是惑乱之道。君主心中也应怀藏“驾驭群臣”的“术”，包括听众人之言以定是非和所谓“形名参同”，即根据臣下的言行，决定给予与官职相符的刑赏。作者认为，在法家看来，法律只能由君主制定，所以具有绝对的权威。它也和道家听说的“道”一样，是先天的、万事万物的根本原则。并且法家主张的“术”还包含有君主贵清静主无为的意思，因而存在着后来法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合流的可能性。
第三章，“秦汉时代的政治原理”。共分三节：
一、秦和法家思想。认为秦王朝在始皇即位以前采取的就是法家政策，而秦统一六国后更为显著了。秦始皇死后，二世通过赵高又将法家政治推到了极端。
二、汉初的黄老思想。作者指出，汉高祖初入关中，便“约法三章。后因其“不足以御奸”，由肖何“■摭秦法”，作九章律。此后便按照“守而不失”的黄老思想的政治原理实行“无为”政治。黄老思想有二个特征，其一是清静无为主义；其二是主张君主与大臣“主无为”，而任用下级官吏处理政治实务，按照既定法制治理人民。作者认为黄老吸收了不少法家思想，如既主张天子无为又主张对臣下用“术”进行监督等。
三、汉初的儒家。从秦朝的博士谈起，论述了西汉之初直到汉武帝时儒家学者的势力、发展过程和概况。
第四章，“儒家的刑罚思想”。前半部分是作者对汉代儒家关于刑罚思想的考察。认为高祖时的陆贾提出了“文武并用”，刑罚与教化有相辅相成的作用。文帝时的贾谊不仅“深明申韩”，并且很好地从礼法结合上论述了刑罚的作用。这样到汉武帝时，对儒学的复兴有卓越贡献的董仲舒、公孙弘等便提出了德礼和政刑都是必不可少的思想。崔仲舒强调德教是主要的政治手段，不应依靠刑罚来统治。但是又认为阴阳相辅，没有刑罚怍为辅助，德治就不能成功。后汉的大思想家崔寔、荀悦、仲长统、王符等，也都以法和教为“政之大经”。直到三国魏的高柔、晋代的袁宏也都是以此相继的。作者强调指出：原始儒宋是极端轻视刑罚的，武帝以后儒家公认刑罚已处于“辅德”的地位，而到后汉时更进而有了“德刑并用，天地之常道”的说法。刑罚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是不断升高的。
后半部书，作者着重论述了儒家对刑罚的基本原理的认识。
1．刑罚的目的。指出在这一方面有报应、预防、威吓、教育等等说法。
2．律令和经书。指出刑罚以儒家思想作为掩饰。儒家思想原则已经渗入到了律令之中。刑罚的具体运用也要服从经典的论述。
3．律令的统一。指出自肖何制定九章律后，汉律增加很多，变化很大。至武帝时，已达“文书盈于几阁，典者勿能编睹”的程度。所以，郑昌，梁统，陈庞等关于删定律命的上疏是必然的。后来又因注释家蜂拥而出，法律概念的混乱不一等等。魏、晋等朝都重新制定新律，并规定通行的注律书和统一法律名称，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要求的。
4．律的专门家。指出汉代以后因为刑罚重要性的加强，因而有研究的必要。出现了马融、郑玄等法律注释家，以及张汤、杜周、陈宠等世袭的法律家。这些人也都是当时著名的儒者。
5．儒教的刑罚根本原则。作者指出，儒教的经义指导法律，春秋断狱，这是儒家学者运用刑罚的根本思想。具体地说就是所谓“春秋之义，原心定律”。按照这种原则，不是根据犯罪的行为，而是考察犯罪的动机和心理，根据动机的善恶来确定有罪与否和刑的轻重。这与法家的刑罚原则是大相径庭的。
第五章，“复仇与刑罚”。作者从法制和经典这两方面进行了颇为详细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者指出，复仇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习惯，也是受儒家早期经典所赞扬的。如“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礼记》）“君父之仇不报，非人臣人子”（《大羊传》）等等。甚至认为若君主虐杀其父，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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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中国刑法史研究》的装帧设计，说实话，初看之下并不算特别出挑，封面色彩偏向深沉的墨绿，配上烫金的书名，走的是一种沉稳严肃的学术路线。但当我真正翻开内页，那种被内容充实的满足感立刻就取代了表面的审视。它不是那种为了追求华丽而堆砌辞藻的著作，而是扎扎实实的史料梳理和严谨的逻辑推演的结晶。作者在引言部分就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古代刑法体系的演变脉络，从先秦的“刑德合一”到秦汉的“法家集权”，再到唐律的集大成，直至明清的细化与僵化，每一步都引经据典，丝丝入扣。特别是对具体法条的溯源和比较分析，比如对“十恶不赦”概念的演变，简直像是在做一场精密的考古挖掘。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争议性历史事件时所持的审慎态度，既不盲目肯定，也不一味贬低，而是将当时的社会背景、伦理观念融入其中进行多维度解读，让人读来既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又不失对现代法治精神的反思。这本书的字体选择和排版布局也极其考究，大段的引文都有清晰的标注和注释，阅读体验非常流畅，即便是面对晦涩的古文，也能借助作者的梳理迎刃而解，对于任何一位希望深入了解中国法律文明底色的人来说，这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入门与进阶兼备的佳作。
评分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对于初次接触中国法制史的读者来说，可能会有一个适应期，但一旦进入作者构建的知识体系，就会被其宏大的历史观所吸引。它最大的特点是其“系统性”——作者没有将历代法制割裂开来单独论述，而是始终坚持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即国家权力形态如何影响刑罚工具的调适与重塑。我特别喜欢书中对“刑罚的等级化”与“社会身份依附性”关系的讨论。例如，书中详述了不同阶层在面对同一罪名时，如何通过身份获得不同的“减免”或“加重”处罚，这清晰地展示了古代法律维护等级秩序的核心功能。此外，作者在对一些典型案例进行“情境化”重构时，文字极具画面感，让人仿佛置身于古代的审讯庭或断头台下，深刻体会到法律条文背后的生命重量。这本书的语言风格总体是典雅、精准的，但偶尔穿插的现代学术话语又能起到很好的“解码”作用，使得复杂的历史概念能够被现代读者迅速吸收。总而言之，这是一部结构精妙、内容丰厚的学术力作，它要求读者投入精力，但回报的知识广度和深度绝对值得。
评分读完《中国刑法史研究》，我最大的感受是，法律史的魅力远不止于条文的堆砌，它其实是中国政治哲学和社会伦理的活化石。作者在处理唐律疏议中关于“家庭关系”与“刑法责任”交叉领域的问题时，展现了极高的细腻度。比如，对“亲属相坐”制度的剖析，不仅展示了儒家宗法制度对刑法的渗透，更深刻揭示了古代社会对个体独立性压制到了何种程度。这本书的结构安排非常巧妙，它避免了简单的编年体叙述，而是采用了“专题研究”与“历史脉络”相结合的方式，使得读者在宏观把握大势的同时，也能对某一特定法律现象进行深入的微观探究。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巫术犯罪”与“迷信观念”这类边缘性但极具时代特色的犯罪类型时的审慎态度，这部分内容让我看到了法律在面对非理性社会心理时的无力和妥协。总体而言，这本书的文字功底扎实，观点鲜明又不失学者的谦逊，它为我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框架，是一本真正有温度、有深度的历史研究佳作。
评分作为一名法律实务工作者，我一直关注如何将历史的教训转化为当代的司法智慧。《中国刑法史研究》在这方面给予了我极大的启发。这本书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对古代法制的记录，更在于其对“法治精神”萌芽与流逝过程的深刻描摹。作者对清代“会审”制度的细致考察尤其令我印象深刻，它揭示了古代司法行政一体化所带来的效率与公正之间的内在矛盾。书中对不同历史时期对“故意”与“过失”的界定变化进行了详尽的对比分析，这些看似微小的概念演变，实则反映了古代哲学家对人性的理解深度。我尤其欣赏作者在论述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批判性思维，比如他并未将古代的“仁政”理想化，而是直面了法律在执行层面往往异化为地方豪强或官僚权力的工具这一残酷现实。这本书的论证逻辑严密，每一结论都有坚实的文献支撑，阅读过程中我常常需要停下来，对照着其他历史文献去印证作者的观点，这种被高质量的学术内容所“挑战”的感觉，是非常难得的。它不仅仅是一本参考书，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今天在追求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时，那些从未真正消失的历史困境。
评分我必须承认，我一开始对这类历史研究类书籍抱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总觉得会充斥着枯燥的年代和人名堆砌，但《中国刑法史研究》彻底颠覆了我的预期。它读起来有一种引人入胜的叙事张力，仿佛作者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导游，牵着读者的手，穿梭于漫长的历史长廊中，讲解的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活生生的权力结构与社会心态的博弈。书中对不同朝代间刑罚制度的“传承与断裂”分析得尤其精彩，比如唐代刑法的包容性与宋代在儒家影响下的“情理兼顾”之间的微妙平衡，作者没有简单地给出一个优劣判断，而是深入剖析了这些变化背后的社会思潮和统治逻辑。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作者对于“国家暴力机器”的形态演变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将刑罚视为国家意志最直接的体现，通过分析不同时期对特定犯罪（如谋反、盗窃）的处罚力度差异，清晰地揭示了中央集权加强或削弱的微妙信号。这本书的学术深度毋庸置疑，但其叙述方式却充满了智慧和洞察力，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对中国古代的政治运作和司法实践有了远超教科书的理解层次，它成功地将“法史”从纯粹的文本研究提升到了社会史和政治史的交叉维度。
评分通过大量案例和制度细节的辨析对汉唐间的法律进行了很好的讨论，研究这一时期法制史的重要参考书。如果说有遗珠之憾，那就是在论及唐代的相关问题时，对案例很少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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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刑法（罚）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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