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學紀聞》由南宋著名學者王應麟撰著，在我國古文獻學史上地位卓越，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愛好者來説，是當讀必讀之書。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鄞縣（今浙江寧波）人，生於宋寧宗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七月二十九日，卒於元成宗元貞二年（一二九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宋史》有傳。
王應麟初號厚齋，幼承父訓，刻苦攻讀，宋理宗淳祐元年（一二四一）進士，因素有成通儒而濟天下之志，雖年少及第却毫不矜伐，歷官各地而苦學不輟，寶祐四年（一二五六）考取博學宏詞科，自此，應麟除因直言敢諫而被罷官、被排擠外放，均任職朝中。宋度宗咸淳年間與宋恭帝德祐元年，更是執掌兩制訓辭，以博學雄文知名於時，朝野以蘇軾比擬之。德祐元年（一二七五）冬，王應麟時任禮部尚書兼攝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因彈劾丞相任用降元之臣，三次上書而無音信，衹得依舊制辭官還鄉，遂改號深寧居士。南宋滅亡後，王應麟杜門不出，以讀書著述育子教徒爲生，因祖籍開封府祥符縣（今河南開封），又改號浚儀遺民，在其晚年，亦常自稱深寧叟、深寧老人。門人、學者則尊稱其厚齋先生、深寧先生。
王應麟性格謹慤寡欲，不苟同流俗，居官行端履潔，遇事忠直敢言，其一生跨越遇新舊王朝之更迭，集國家重臣、儒林領袖、末世文人、易代遺民數種角色於一身，在我國文學文化研究史上極具典型意義。
在學術方面，王應麟博綜兼取，在治學底蘊、治學態度、治學方法上受朱熹、陸九淵、呂祖謙等大儒影響很深，可謂集有宋三百年文獻之大成。王應麟的著述非常宏富，據《宋史》卷四三八《王應麟傳》，其平生著作有二十三種、六百九十五卷，涵括經史子集四部，涉及天文地理、典章制度、文獻目録、詩文評論等方面。而據清人張大昌統計，則共三十一種、七百四十四卷。正因此，傅璇琮先生在《王應麟著作集成總序》中説：“在我國學術發展史上，王應麟堪稱第一流學者。”
遺憾的是，王應麟的著作在元明時期散佚嚴重，僅有《困學紀聞》與《玉海》（附其他著作十四種），因元代慶元路儒學刊刻之故，得以完整保存。
《困學紀聞》在王應麟現存著述中最爲殊勝。全書共二十卷，卷一至卷八對《易》《書》《詩》《周禮》《禮記》《儀禮》《大戴記》《樂》《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孟子》《小學》依次考察，對我國古代歷史、政治、儀禮、習俗等，都能借助事例來闡述發明，末又總爲“説經”二十餘條，論述亦側重於明其事理；卷九至卷十爲天道、曆數、地理、諸子，保存了大量相關史料；卷十一至十六考史，修訂歷代史籍記載之錯訛，評判歷史故實和人物之得失，點評諸家史書之優劣，總結修史之良法，對各朝掌故尤其宋代典故，又多有正史所不備者；卷十七至十九品評詩文，考證詩義詩體，以詩文證史是其特色；卷二十爲《雜識》，談古論今，補此前各卷之不足。《困學紀聞》是王應麟治學劄記的合編，其內容涵括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八云：“是編乃其劄記考證之文……皆考證是非，不相阿附，不肯如元胡炳文諸人堅持門户，亦不至如明楊慎、陳耀文，國朝毛奇齡諸人，肆相攻擊。蓋學問既深，意氣自平，能知漢唐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柢，未可妄詆以空言。又能知洛、閩諸儒，亦非全無心得，未可概視爲弇陋，故能兼收並取，绝無黨同伐異之私。所考率切實可據，良有由也。”可見撰著《困學紀聞》之時，王應麟的學問已經深邃到了心平氣和的至高境界。又，四庫館臣有一點未曾指出，那就是王應麟在《困學紀聞》中所寄寓的家國憂思。清人全祖望在《王尚書汲古堂》詩中對此有所揭櫫：“棱棱風節遭殘宋，大聲疾呼終何益。從此扃户畢殘年，日聞空堂三太息。可憐《困學紀》中語，此志倔强固猶昔。”
王應麟撰寫《困學紀聞》，是在其晚年，具體而言，是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其自作《〈困學紀聞〉跋》曰：“幼承義方，晚遇艱屯。炳燭之明，用志不分。困而學之，庶自别於下民。開卷有得，述爲紀聞。深寧叟識。”短短三十八字，高度概括了王應麟的一生，也點出了其著書目的。《論語·季氏》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因困惑而向學，在困境而猶學，使自己有别於“下民”，使學子不至於淪爲“下民”，是王應麟撰著《困學紀聞》的出發點。王應麟的入室弟子袁桷所作《〈困學紀聞〉序》，也談到了其師撰著《困學紀聞》的原因。文章開篇指出，治學的最高境界是“明理”與“辭達”二者兼擅，又認爲要達此化境“非卓然有識者不能”，“必在乎聞見之廣，旁曲通譬”，進而説“揚雄氏作《法言》，其意亦有取夫是”，又接云：“後千餘年，禮部尚書王先生出，知濂洛之學淑於吾徒之功至溥，然簡便日趨，偷薄固陋，瞠目拱手，面牆背芒，滔滔相承，恬不以爲恥。於是爲《困學紀聞》二十卷，具訓以警，原其旨要，揚雄氏之志也。先生年未五十，諸經皆有説，晚歲悉焚棄，而獨成是書。其語淵奥精實，非紬繹玩味不能解。”依其所述，王應麟有感於士子們的學風“簡便日趨，偷薄固陋”，長此以往不足以傳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故“具訓以警”。全祖望《王尚書汲古堂》云：“莫謂兹堂僅百弓，足爲故國扶殘脈。”“爲故國扶殘脈”，高度評價了王應麟撰寫《困學紀聞》的初衷。
再者，《玉海》網羅古今天下之見聞故實，以“貫串奥博”著稱；《困學紀聞》則考訂評論經史子集，“爲清代考據學先導”，以精深知名。博大精深，是王應麟學術體系的鮮明特色。由博返約，撰寫《困學紀聞》是王應麟學術發展的必然歸向。
《困學紀聞》成書後，王應麟家族備有抄本。據元至治二年（一三二二）牟應龍所作《困學紀聞序》知，王應麟之子王昌世即以抄本示之而求序。《困學紀聞》泰定二年（一三二五）得以在慶元路儒學刊刻，是緣於當時行政長官的倡議，也得力於袁桷的推動。《玉海》等書因卷帙龐大，十五年後纔在慶元路儒學刊刻。即因此，《困學紀聞》元刻本與《玉海》元刻本版式非常接近。《困學紀聞》在明代有南監本、保定本和吴獻台刻本，南監本所用當爲慶元路儒學的刻板，保定本乃據元刻本而來，吴獻台刻本則據保定本刊刻。《困學紀聞》在清代的抄本與刻本繁多，爲之作箋注者超過十家，其主要版本有馬氏叢書樓刻本、汪垕桐華書塾本、全祖望三箋本、萬希槐集證本、四庫全書本、餘姚守福堂刻翁元圻注本等，以翁注本爲集大成。
本次影印，所據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傅增湘一九二六年收購之《困學紀聞》元刻本，也是目前國內唯一的元刻本。此本序跋等已佚，卷一右下有“內閣典籍廳”官印一方，卷一至卷八標題下有于右任藏書章，個别頁有漫漶不清處，當爲元刻後印本，然已非常珍貴難得，《中華再造善本》即據其影印，惜價高而難以普及。今天，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將元刻《困學紀聞》列入《國學基本典籍叢刊》影印出版，定價低廉，雖小而精，實乃便利讀者、造福學林之盛事。
張驍飛
二○一七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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