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是中國基督教傳播較早的地區之一，也是基督教事業在中國開創*早的城市之一。特彆是近代以降，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導緻國門洞開，大量西方傳教士進入杭州，他們一邊傳教，一邊把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教育、醫學帶入杭州，客觀上對杭州的近代化做齣瞭重要貢獻。

本書全景式展現瞭1858—2011年百餘年基督教新教各個領域在杭州的發展情況，所有史料均基於作者在杭州思澄堂的實際工作積纍、相關資料查閱以及對一些老牧師、老信徒的采訪。書中並未避諱“文革”時期，並隨文附有大量老照片，以期讓讀者更真切地瞭解杭州基督教史。

緒　論

基督教這個名稱，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在國外基督教是對奉耶穌基督為救主的各教派的統稱，包括天主教、東正教、新教和其他一些較小教派，與佛教、伊斯蘭教並稱為世界三大宗教，而我國通常所稱的基督教則單指新教（也稱耶穌教）。

新教也稱“更正教”“抗羅教”“耶穌教”，該教因對羅馬公教（即天主教）抱抗議態度，不承認羅馬主教的教皇地位，故在西方一般稱“抗羅教”或“抗議教”。其主要宗派有信義會、長老會、聖公會、浸會、公理會、衛理會等，分布在英、美、德、北歐、澳大利亞等國傢和地區。我們這裏所講的是基督教新教。

基督教傳入中國經曆瞭四個階段：據史料記載，基督教最早於唐朝貞觀九年（635年）傳入中國，是聶斯托利派［1］基督教，當時稱為“景教”。由於受到唐皇帝的重視，景教發展很快，有“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的盛況。唐武宗會昌五年（845年）因朝廷下詔滅佛教，而波及景教，緻使其在中原地區中斷，但北方少數民族地區仍有傳播，這是第一階段。元代初，基督教又一次傳入中國，當時把再度進入中原的景教和來自歐洲的“天主教”統稱為“也裏可溫教”和“十字教”，後隨元朝滅亡而衰落，這是第二階段。明朝時耶穌會傳教士再度來華傳教，直到清初清政府發布禁教令，天主教被禁，這是第三階段。1807年馬禮遜將基督教新教傳入中國，這是第四階段。鴉片戰爭後，天主教和新教開禁重新發展。［2］

杭州是中國基督教傳播較早的地區之一，大約元至元十五至十九年（1278~1282年）基督教（時稱也裏可溫教）就有傳播，當時有個傳教士馬薛裏吉思［3］先後在鎮江和杭州建也裏可溫寺七處。《梁相記》載：“馬薛裏吉思在杭州薦橋門建樣宜忽木刺大普興寺”（《至順鎮江誌》捲九），這是有關基督教在杭州傳播的最早記載。［4］《馬可·波羅行記》有載：“蠻子國都行在城（即杭州）人數雖有如是之眾，僅有聶斯托利派之禮拜堂一所。”［1］這應是大普興寺。《西湖遊覽誌》中記載：“三太傅祠，在薦橋東舊十方（字）寺基，當熙春橋西，元僧也裏可溫建，久廢。”［2］這與馬可·波羅的記載相符，也錶明瞭這座元朝建的基督教堂在明朝廢棄。

元泰定二年（1325年）意大利修士鄂多立剋來到中國，他去泉州拜訪瞭兩位方濟各會修士，隨後途經杭州、南京、揚州，最終來到汗八裏（今北京），並在此定居差不多三年。之後，他經陸路返迴歐洲，元至順元年（1330年），他在意大利用拉丁語嚮修士索拉拿口述自己在中國的經曆，即《鄂多立剋遊記》。這本遊記記載瞭當時的杭州城及在這裏傳教的基督教：“城市的一側流淌著一條河，這一點跟費拉拉城非常相似，因此，該城延伸得相當長。我極力嚮基督徒、撒拉遜人和異教徒詢問該城的情況，他們的答復全都是一樣的。依照當地慣例，每戶嚮大汗交納一巴裏失，即五張鈔票，其價值相當於一個半弗羅林。因此他們就形成瞭這樣的風俗：十傢或十二傢組成一‘火’，以便隻交一火的稅。該城有八十五萬火，另有四萬火撒拉遜人，加起來是八十九萬火。……此外還有基督徒、商人和過路者。我很懷疑這麼多人是怎樣共居一地的。”［3］這裏講的基督徒就是聶斯托利派信徒，可見，當時杭州城的基督徒還是比較多的。杭州的也裏可溫教隨著元朝的滅亡而逐漸衰落，由於當時傳教對象主要限於皇室等上層統治者和一些少數民族，很少有漢人信仰，因而在社會上的影響並不大。

明萬曆十年（1582年），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來華傳教。他到中國後，注意學習中國語言，研究中國文化。後來他到南京、北京等地，一方麵介紹西方科學知識，一方麵從事傳教活動，不僅得到政府的尊敬，同時還結交瞭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如當時在京城做官的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都師從他學習天文、地理，與他關係十分密切。三人入教後，幫助其傳教也最為得力，被稱為天主教“三柱石”，其中李之藻、楊廷筠二位是杭州人。他們邀請傳教士來杭，並為租賃房屋作為禮拜堂，從事布道。從此，天主教就開始在杭州傳播。明天啓七年（1627年），楊廷筠齣資在天水橋附近建教堂一所，這就是天水橋天主教堂的前身。同年楊廷筠去世，其子捐獻大方井（現老東嶽附近桃花嶺）一塊田地為天主教傳教士墓地，［4］這一墓地至今尚存。這一時期杭州的天主教堂，除天水橋教堂外，還有幾處小教堂。雖然經曆“南京教案”，但由於李之藻傢人、楊廷筠等的大力保護，所以在明朝查禁基督教的嚴峻歲月裏，杭州的傳教事業仍在發展。據耶穌會1621年的年度報告，杭州入教者達300人。［5］因此有不少西方傳教士聚集杭城，杭州幾乎成為當時中國的基督教傳播中心，也是天主教傳播的主要地區之一。

清朝前期，政府對天主教采取瞭比較寬鬆的政策，對通曉天文、地理、機械等的西方傳教士，凡願意為中國服務的，一律予以尊重和使用；但對其傳教則一般保持謹慎的態度，加以種種的限製，不準教會乾涉國傢內政，不準反對中國的傳統風格，不準煽惑民眾，如稍有違反均得查禁。

這一時期杭州天主教由衛匡國主持。他是意大利人，繼承利瑪竇的主張，在傳教中注意與中國的文化相結閤，他的傳教活動也比較順利。如順治五年（1648年）經他受洗入教的就有250人。順治七年，衛匡國擔任中國耶穌會副會長，順治十一年在羅馬參加瞭是否尊重中國禮儀的辯論。順治十四年，衛匡國迴到杭州，受到瞭時任浙江巡撫佟國器的支持，傳教活動又有較大進展，最主要的錶現為重建天主教堂。順治十六年重建教堂完工。這座天主教堂十分華麗，為當時中國西式教堂之首。

明末清初年，天主教內部發生瞭是否允許中國教徒保留祭祀、祭孔和其他風俗的“中國禮儀之爭”。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這一爭論發展為教皇與清王朝的公開衝突。1704年，教皇堅持嚴禁中國教徒進行這個禮儀。1715年教皇通諭對堅持中國禮儀的教徒以“絕罰”。這引起瞭康熙皇帝的極大憤怒，他聲明，祀孔祭祖是中國習俗，不屬宗教意義。認為教皇禁止中國教徒祀孔祭祖，是乾涉中國內政，堅決不能退讓，就下令禁止在國內傳布天主教。後來雍正、乾隆兩朝都對天主教采取瞭嚴厲的查禁政策，雍正三年（1725年）發布禁令，下令驅逐西洋傳教士，並禁閉教堂。於是浙江省總督李衛沒收杭州天主教堂，改為天後宮，並刊石立碑。自此以後，天主教在杭州中斷一百三十餘年。因著清政府下令禁教，基督教在中國又一度衰落。［1］

基督教再次傳入中國是在19世紀。嘉慶十三年（1807年）基督教新教傳教士馬禮遜［2］到達廣州，在英屬東印度公司任職，曾編譯齣第一部中文《新約全書》，但當時活動範圍很小，發展不大。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西方傳教士傳教活動範圍迅速擴展，在華設立的傳教機構也越來越多。近代基督教傳入杭州是在太平天國時期，以寜波為入口漸次推進至杭州。鹹豐九年（1859年），美國基督教北長老會差會派倪維思從寜波登陸來杭，寓於紫陽山的道觀傳教。同年，英國聖公會差會傳教士包爾騰來杭，居住城山布道。同治五年（1866年），美國基督教浸禮會差會傳教士剋牧師來杭，在銀洞橋租屋布道。同年，英國內地會差會傳教士戴德生從滬來杭，在清泰街新開弄內租屋設堂傳教等等。同治六年，美國基督教南長老會差會傳教士鬍思登及郝裏美來杭，購地於管米山，開始布道。［3］基督教新教在杭州開設醫院、開辦學校，舉辦“慈善公益”事業，布道活動十分活躍，信徒發展也較快。據1947年對杭州基督教界現狀調查統計，當時共有基督教會11個宗派，大小禮拜堂25所，信徒約4000人。杭州基督教學校、醫院、慈善機構共有28個單位。杭州基督教受職教師共有23人。［4］

新中國成立後，實行宗教自由政策，對基督教也是如此。1954年在北京召開第一屆中國基督教全國會議，正式成立瞭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委員會。“文革”時這一機構依然存在。從20世紀末開始，對基督教的學術研究發展起來，領域不斷擴大，水平不斷提高，隊伍不斷壯大，這主要錶現在研究論著發錶的數量、機構的增加及其所涉及的內容的變化上，並且齣現瞭一批精品力作，如顧偉民的《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顧長聲的《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王立新的《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熊月之的《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郭為東的《中土基督》等等。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及國傢對宗教政策的調整，基督教曆史研究成果不僅數量迅速增多，而且研究內容、方法也日益多樣化，研究的深度也十分引人注目。

然而目前杭州基督教史研究還存在一些問題：一是原始文獻利用得不多；二是觀點和內容比較類同；三是一些研究基督教曆史學者對基督教信仰瞭解較少，對教會的特性瞭解不夠深入，這樣難免在觀點上存在不全麵和片麵性。結果是，沿襲舊說者多，開拓創新者少，甚至以訛傳訛。目前學術界對杭州基督教史的研究，多隻對杭州基督教的概況做簡單描述，零星介紹如《杭州民族·宗教誌》《杭州文史資料》《杭州文史叢編》《杭州史話》《杭州寺觀教堂》，而將杭州基督教史做係統而又全麵論述的專著到目前為止一本也沒有，還是空白。因此，撰寫一本杭州基督教史具有重要的意義。

杭州是中國基督教傳播較早的地區之一，也是基督教事業在中國開創最早的城市之一；特彆是近代基督教，西方傳教士進入杭州，他們一邊傳教，一邊把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教育、醫學帶入杭州，對加快杭州的近代化步伐做齣瞭重要的貢獻。因此研究杭州基督教史，對共建共享生活品質杭州城是很有意義的。

杭州是一座具有八韆年文明史、五韆年建城史的曆史文化名城，多種文化在這裏融匯，文化積澱深厚。宗教文化是曆史文化的基本元素，也是促進文化事業和産業發展不可或缺的資源。開發利用好宗教文化資源，有利於提升城市文化品位、豐富城市外在形象、促進旅遊事業的發展、增進對外開放和友好交流。

本研究的落腳點是基督教新教，時間段為1858~2011年百餘年的曆史。由於曆史原因，相關資料並不多，筆者曆十年時間，不間斷到杭州市檔案館、浙江圖書館、上海檔案館查閱資料，並通過網站查找相關外文資料，期間，在工作之便采訪瞭一些知情的教會老牧師及信徒。在積纍大量資料的基礎之上，采用以問題為綱、史論結閤的寫作方法，旨在盡可能全麵地呈現杭州基督教發展的方方麵麵。書中並未避諱“文革”時期的情況，並隨文附有大量老照片，以期讓讀者更真切地瞭解杭州基督教史。

陳 偉 浙江杭州人。1988年畢業於杭州教育學院音樂係，2003年畢業於華東神學院神學科，現為杭州基督教會思澄堂牧師、杭州宗教研究會會員。主要研究方嚮：浙江基督教史、杭州基督教史及中國基督教音樂史。曾在《天風》《中國宗教》《中央音樂學報》等刊物發錶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