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本书收集了于复旦大学举办的“中国经学诠释学与西方诠释学的比较研究”国际学术工作坊上提交的23篇论文,这些论文围绕中国经学诠释学与西方诠释学的互融共通,从不同
的角度、不同的切入点和不同的细节分析了这两个诠释学分支的殊途同归之处,做出了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研究,代表着国内诠释学研究领域的先进水平。
作者简介
杨乃乔,1988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所,获中国古典文学方向硕士学位;199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艺学方向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比较诗学与他者视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
目录信息
中国经学诠释学及其释经的自解原则——论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独断论诠释学思想
经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门诠释学
德性与工夫——孔门工夫论发微
《易传》之德性本体论诠释——以“忧患九卦”为例
修辞策略中的“作者”——西汉“孔子作《春秋》”说的话语实践
汉代“章句之学”的“诠释学处境”
圣人之义的超YUE性回归——论皇侃《论语义疏》及儒道汇通的经学诠释学思想
欧阳修《诗本义》的本体论诠释学思想
论宋代经学诠释与朱熹对儒学终极关切的构建及其存在的问题
从宋学对汉学的挑战到清代汉学对宋学的拒斥——论道统叙述中释经原则的捩变
论李贽《四书评》中诠释主体与诠释方法之自由性的获得
语言还原法:乾嘉学派的阐释学思想之一
“六经皆史”与章学诚反独断论的经学诠释学思想
分化与诠释:《民之父母》的争议
跨文化诠释:经学与神学的相遇
修辞诠释学的文本互涉与重读
“经文辩读”与“诠释的循环”
解经、释经与义理:以《创世记》1:28与生态危机为例
文本理解、自我理解与自我塑造
伽达默尔诠释学中的偶然性
文化、语词与文明——伽达默尔的文化哲学与意义理解
伽达默尔与施特劳斯之争
刘易斯的现代性与诠释观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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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用户评价
对于那些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都有浓厚兴趣,并且希望能够看到两者之间真正产生深刻对话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它不仅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像是一扇桥梁,连接了两个看似遥远但内在却有着深刻联系的思想世界。我特别喜欢书中关于“理解的误读”和“再诠释”的讨论,这让我意识到,任何形式的理解都不是终结,而是一种持续的生成过程。这种动态的理解观,对于我们如何在当今多元化的世界中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于中西方诠释学在“作者意图”、“文本生命力”以及“读者能动性”等关键议题上的比较分析。以往的阅读体验中,常常是割裂的,要么专注于中国传统,要么聚焦于西方理论。而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勇敢地跨越了这种界限,在异同中寻找共同点,在差异中揭示互补性。作者并没有试图将两者进行简单的“嫁接”或“融合”,而是呈现了一种“平行对话”的可能。这种审慎而又大胆的学术探索,为我们理解不同文化思想体系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论。
这本《中国经学诠释学与西方诠释学》无疑是一部令人深思的巨著,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角,将中国传统经学中深邃的诠释智慧与西方学术界蓬勃发展的诠释学理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对话。作为一名对思想史和哲学史都颇感兴趣的读者,我在翻阅这本书的过程中,仿佛被带入了一个宏大的思想交汇场。书中对于中国经学中“求诸道”、“体悟”、“传注”等核心诠释理念的梳理,并非简单地罗列,而是深入挖掘了其背后的认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我尤其被作者对“六经”在不同历史时期被如何理解、如何被赋予新的生命力的分析所打动。这不仅仅是文本解读的技巧,更是一种文化传承的生命力展现。
我非常赞赏作者在处理中西方思想时所展现出的“同情式理解”和“批判性反思”相结合的学术态度。他并没有简单地将西方学说“移植”到中国语境中,也没有将中国传统思想“标签化”。相反,他以一种开放和尊重的姿态,去探索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对话的可能性,并在此过程中,也适时地指出了各自理论中的局限性和需要警惕之处。这种平衡的视角,使得这本书既具有学术的严谨性,又不失思想的温度,让我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文化思想体系的价值。
我必须强调,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极其愉悦的,即使涉及到一些相对艰深的哲学概念,作者也通过生动的例子和清晰的论证,让它们变得易于理解。我尤其喜欢书中对古代经学大家如孔子、孟子、荀子等人的思想是如何被后世不断诠释和发展的探讨。这些阐释不仅仅是学术研究,更是一种文化基因的传承。同时,作者对西方诠释学理论家如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的介绍,也同样精准且深刻,它们与中国经学的连接,让我对“意义”的追寻有了更普遍和深刻的认识。
我个人认为,这本书最令人称道之处在于它对于“诠释”这一行为本身的深刻洞察。它不仅仅是关于解读文本的技巧,更是关于我们如何理解世界、理解生命、理解历史的哲学。作者在比较中,逐渐揭示了人类在面对意义时所共有的困境和追求。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格物致知”,还是西方现代的“存在主义”对“意义”的追寻,似乎都指向了人类对超越文本、抵达真理的渴望。书中对这些深层联系的揭示,让我对“阅读”这一行为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它不再仅仅是获取信息,更是一种与思想、与文化、与时代的连接。
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对中国经学与西方诠释学进行了宏观的比较和梳理,更在于它在微观层面所展现出的具体分析能力。作者在对具体的经学文本和西方诠释学理论进行解读时,都展现出了非凡的洞察力。例如,书中对《论语》中“仁”的多元诠释,以及对西方诠释学中“文本”与“语境”之间复杂关系的分析,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细致的分析,使得整本书的论证更加扎实,观点更加鲜明。它让我看到了,真正的学术研究,既要有宏大的视野,也要有精细的耕耘。
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在于,它挑战了我对“传统”的刻板印象。我过去可能倾向于认为中国传统经学是一种静态的、封闭的知识体系,而西方诠释学则是动态的、开放的。然而,通过这本书的论述,我看到了中国经学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其诠释方式是如何不断地自我革新和适应的。例如,书中对宋明理学对经学诠释的“内圣外王”式的拓展,以及清代乾嘉学派对经学“实事求是”的回归,都展现了中国经学诠释的丰富性和生命力。这种对传统的再认识,极大地拓展了我理解文化发展的视野。
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叙事方式也相当吸引人。作者并非枯燥地陈述学术观点,而是通过流畅的语言和严谨的逻辑,将复杂的思想过程层层剥开。阅读的过程,就像是在与一位博学而又耐心的大师进行深度交流。书中对于一些关键的中国古代经学家的诠释方法,如郑玄的“义例”,何晏的“集解”,甚至是晚近如顾炎武、王夫之的考据与辨析,都有着精彩的解读。这些解读不仅保留了原有的学术精髓,更融入了现代的学术关怀,让读者在回顾历史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思想的生命力。
我对于书中对西方诠释学发展脉络的阐释也同样感到着迷。从施莱尔马赫的“普遍诠释学”到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再到利科的“文本与论证”,每一个学派的兴起和发展,都与当时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思潮紧密相连。作者没有止步于介绍这些理论本身,而是巧妙地将它们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哲学对话框架中。书中对于“视域融合”、“理解的循环”、“历史性”等概念的阐释,不仅清晰明了,而且具有很强的启发性,让我重新审视了我们如何认识世界、理解他人。这些西方理论的精髓,通过作者的笔触,与中国经学的内在逻辑产生了奇妙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