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鬍適（1891—1962）是我國近現代史上最有影響的思想傢和學者之一，他在文學、史學、哲學等諸多領域都有開創性的貢獻。

鬍適曾曆任北京大學評議會評議員、教務長，哲學、文學等係教授會主任，中國公學校長、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北京大學校長，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董事、秘書，抗戰時期一度齣任中國駐美大使，1958年起就任颱灣“中央研究院”院長。他曾先後參與創辦或參與編輯、撰稿《新青年》、《每周評論》、《努力周報》、《現代評論》、《新月》以及《獨立評論》、《自由中國》等刊物。他在教育界、文化界、學術界，乃至社會活動領域，都曾發揮重要的影響，在國內外享有很高的聲譽。

鬍適又是現代中國爭議最多的人物之一。他生前已是“譽滿天下，謗滿天下”，死後“功罪蓋棺猶未定”。在中國大陸更有持續數年對鬍適的大批判，以緻在很長一個時期裏，他的名字隻有在被批判、被詛咒的時候纔會被提起。鬍適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幾乎人知道瞭。我從1975年起，係統研究鬍適的著作及其檔案資料，乃發現一個與大批判所塑造的完全不同的鬍適。改革開放以後，開始有少數幾個學者擺脫成見，從搜集材料、研究材料做起，逐步揭示齣鬍適的本來麵目。如今單是在大陸，關於鬍適的傳記性著作就有數十種，專題研究論著亦復不少。海外研究鬍適的著作，凡比較有價值的，都已翻譯成中文齣版。鬍適本人的著作也以各種形式，一版再版，甚至《鬍適全集》也齣版瞭。

從晚清以來，中國社會進入急速變化的轉型期。轉型期的最大特點是舊的觀念、舊的規範和舊的製度日漸衰朽，失去瞭人們的信仰；而新的觀念、新的規範、新的製度還沒有確立起來，人們不免彷徨、睏惑。先進分子逐漸意識到，國傢現代化是唯一的齣路。於是政治上的改革與革命運動，經濟上種種開新的嘗試，都漸漸興起。與此同時，思想文化上的革新運動吸引瞭有識者們越來越多的注意。在一部分先覺者看來，要革新社會、革新國傢，先要革新人的思想。因此，人的解放，具有更基本的意義。

變革人的觀念，改變人的生活態度、生活方式，勢必牽動整個民族文化的變動。所以這同時也就是改造舊文化創造新文化的過程。

為瞭改造舊文化，創造新文化，既需要引入新觀念、新學理，也需要總結既往的文化遺産。當新文化運動起來的時候，晚清以來的先覺者已經在上述兩方麵做瞭相當的準備工作，如嚴復、梁啓超等的西學介紹，如章太炎等的國故整理，都已有瞭不錯的成績。所以，新文化運動在更大的規模上做西學介紹和批判舊傳統的同時，順理成章地提齣瞭建設新文化的問題。而作為新文化運動主要領袖之一的鬍適，也纔有可能較全麵、較係統地提齣一種新文化運動的綱領性主張，這就是他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所標齣的“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

作為思想傢和學者的鬍適，可以說，他一生的活動都在貫徹他的上述主張。但我們必須懂得，文化的轉型和社會的轉型是大緻同步的。這是一個非常復雜非常漫長的曆史過程，要幾代，甚至十幾代的努力纔能完成。“五四”一代的大師們，隻是在若乾主要領域做瞭開闢前路的工作。有些方麵，道路被打通瞭；有些方麵隻是做瞭初步的清理工作；有些方麵他們做瞭嘗試，但至今仍共識；有的可能還要爭論很長時期。但不管怎麼說，“五四”一代大師們為我們留下瞭值得珍視的思想文化遺産。

鬍適思想形成、發展的主要曆程

鬍適從徽州一個中等傢庭的普通孩子，成長為中國思想、學術與文化現代化過程中一位承前啓後的中心人物，其一生除瞭尚未形成自覺的使命感的少年期，大緻經曆瞭五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準備期

鬍適於1904年離開傢鄉到上海讀書，還曾主編《競業旬報》。這個時期似亦可劃入準備期。但仔細分析上海時期的鬍適，盡管比一般少年早熟，文字已打下瞭初步的基礎，卻遠沒有開創自己人生道路、做一番大事業的自覺意識。所謂準備，一定是有目標，有相當的自覺性的努力過程。所以，上海讀書時期還不能算是鬍適人生的準備期，而應從1910年考取留美官費生赴美留學算起。

鬍適在美國留學期間，逐漸明確瞭自己的人生目標，他要做“國人之導師”，要在思想學問上準備條件，求得一種可以自立立人，可以濟世醫國的健全的思想方法。他看到當時中國所處的際遇環境，中國人麵臨最根本的課題，是盡可能地使中西文化相協調、相結閤，使中國古老文化中一切有價值的成分獲得新生命。也就是說，中國需要有一個類似西方文藝復興那樣的文化更新過程。他認定自己的曆史使命就是在這個文化更新過程中充當一個開路的工人。在留學的最後兩年，鬍適竟找到瞭中國文化更新的切入點——以白話文學代替古文文學的文學革命。這是他實驗主義哲學的第一個實驗園地，也是他為中國文化更新所做的奠基工程。

第二個階段，開創期

鬍適關於文學革命的第一篇正式宣言《文學改良芻議》，是1917年1月在國內的《新青年》上發錶的。盡管這個尚未歸國的留學生的文章，其口氣相當謙遜、溫和，但文學革命的中心議題——以白話取代文言的正宗地位——已明白宣示齣來。後來全國紛紛揚揚的討論也正是圍繞這一中心議題展開的。

鬍適迴國後，即與《新青年》的創辦人、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陳獨秀成為親密同事。以他們兩人為核心，以蔡元培領導的北京大學為基地，很快形成瞭包括許多留學歸國的青年學者在內的一個以開創新文化為己任的進步知識分子群。《新青年》即是他們發錶言論的中心陣地。迴國後的鬍適為文學革命提齣瞭新的口號：“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並繼續發錶瞭一係列重要文章，提齣瞭創作新文學、創作新詩的具有範式性意義的主張。因為順應時代之潮流和人群之需要，文學革命迅速取得瞭不容置疑的成功。隨之，一大批用白話創作的新文學作品紛紛齣世，連古文傢最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文學園地——詩歌，也逐漸為白話詩讓齣瞭地盤。

一般人隻知道，在文學革命中，鬍適提倡白話文。其實，鬍適的主張遠不限於此。鬍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提齣“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綱領，把白話文學與國語統一運動緊密結閤起來。如果說“五四”以後成長起來的一代年輕人，隻要讀過書，大都能沒有睏難地提筆作文，開口講演，這是文學革命之賜。那麼，今天，不論天涯海角，城市鄉村，凡受過正規教育的中國人，都能沒有睏難地互相交談，彼此溝通，這同樣是文學革命之賜，同樣是鬍適大力倡導之功。我早就說過，白話國語的通行，對於我們國傢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人民的覺醒所發揮的作用，論怎樣估計都不為過分。著名的革命黨領袖廖仲愷曾略帶誇張地對鬍適說：“先生鼓吹白話文學，於文章界興一革命，使思想能藉文字之媒介傳於各級社會，以為所造福德，較孔孟大且十倍。”（《廖仲愷緻鬍適信》[1919年7月19日]，見耿雲誌編：《鬍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8冊，401頁）

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內容是人的解放。這是走齣中世紀、建立現代社會最基本的議題。鬍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袖之一，他的最大貢獻亦在於此。在整個新文化運動中，他最為堅持一貫而又用力最多的是確立一種新的價值觀。他在解釋新文化運動宗旨的一篇文章裏，明確提齣要“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新價值觀的核心問題是“個人的發現”。在中國，自從孟子大罵楊硃、墨翟以來，中國曆代統治者及正統士大夫皆提倡敬天法祖，尊崇聖教，一概抹殺個人。西方文化傳入中國，其尊重個人的精神與中國專製主義傳統格格不入。於是守舊的士大夫也學孟子的口吻，斥西方文化為洪水猛獸。但既為洪水，也就隻可疏導不可阻擋。鬍適及時地提齣瞭“個性解放”的口號，並第一個明確地解說瞭個性主義的真正意義。他指齣，真的個人主義即是個性主義。個性主義的真諦，“一是獨立思想……二是個人對於自己思想信仰的結果要負完全責任”（《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鬍適文存》捲四第174頁，亞東圖書館1925年版）。鬍適認為，若否定個性，否定個人，社會就沒有生機。但如果個人不能對自己的言論行為完全地負責任，那社會就將陷入混亂。鬍適強調：“個人若沒有自由權，又不負責任，便和做奴隸一樣”（《易蔔生主義》，《鬍適文存》捲四第36頁），“自由平等的國傢不是一群奴纔建造得起來的”（《介紹我自己的思想》，《鬍適論學近著》第一集第635頁）。他把個人的解放，與現代社會、現代國傢的確立緊密聯係起來。在同時代人中，很少有人這樣清楚地提齣和界定個人主義，也很少有人這樣明確地把個人的解放與建設現代自由民主國傢的目標如此緊密地聯係在一起。所以，提倡個性主義，努力解放個人，是鬍適對現代中國的文化更新所作的最大貢獻。

由於提倡個性主義，解放個人，於是自然地強化瞭清末以來女子解放的運動；正是由於個性解放，使一大批青年男女衝破傢庭四壁的限製，衝決舊倫理教條的網羅，走嚮社會，成為獨立的個人，參與種種新事業，直至投身革命；也正因為如此，纔有瞭一度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運動。

鬍適畢竟是個學者，除瞭啓濛思想傢的角色，他還有意地“為中國學術謀解放”。他大膽采用新方法，用新眼光重新審視舊典籍，創造中國學術的新典範。這一點，他通過齣版《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捲）和發錶《〈紅樓夢〉考證》等一係列重頭文章而實現瞭。蔡元培對《中國哲學史大綱》的評價早已是學界熟知的瞭。後來的中國哲學史傢們，例如馮友蘭，盡管在一些具體問題的看法上不同於鬍適，可是他們都不能不承認，鬍適的著作為他們提供瞭一個新的齣發點。至於鬍適的古小說考證文字，不但為中國文學史的研究開闢瞭新路，而且示範瞭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範式。他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治學方法，啓迪瞭一代青年學子。著名的古史學傢顧頡剛先生就是受瞭《〈水滸傳〉考證》的啓發而開始其疑古辨僞的工作的。後來到抗戰時期，陳寅恪曾對人說，鬍適之的小說考證文字，至今人可比。其典範性不容置疑。

鬍適在其一生事業的開創期主要做瞭三件事：文學革命、思想革命和學術創新。這三件事對於現代中國都有非常深遠的曆史影響。

第三個階段，穩定期

1926年7月，鬍適為中英庚款的事遠赴歐洲，後又到美國，1927年5月纔迴國。這時，國內政局發生瞭很大的變化。鬍適這個自由主義者既不為北方舊勢力所容，也不為標榜“革命”的南方國民黨當局所認可。他在上海過瞭一段較為清閑的日子，齣版瞭《白話文學史》，寫齣瞭《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整理禪宗史料，齣版瞭《神會和尚遺集》。這是他自認為學術上很有收獲的時期，然而在政治方麵卻經曆瞭一段波摺。

鬍適對國民革命和國民黨原抱有很大的期望。可是迴國經過兩年的觀察，他發現國民黨及其政權甚少民主和革新的氣象，卻在“革命”的名義下，實施種種專製的手段，鬍適感到法忍受。於是他在《新月》雜誌上接連發錶文章（主要有《人權與約法》，《新月》2捲2號；《我們什麼時候纔可有憲法》，《新月》2捲4號；《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新月》2捲6~7號閤刊等），激烈抨擊國民黨，批判他們反對新文化的反動傾嚮。這大大激怒瞭蔣介石和國民黨人，引起他們的圍攻和打壓，持續瞭一年多纔漸漸平息下來。最後鬍適錶示，他批評國民黨本來並惡意，“隻是希望他們自身改善”。這可算是鬍適與國民黨政權的一段磨閤期。

1930年11月，鬍適舉傢遷迴北平，重新迴到他一直眷戀的北京大學。從1932年起，他擔任瞭文學院院長，成為校長蔣夢麟的得力幫手。九一八事變後，鬍適同情蔣介石“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從此，他成瞭國民黨政府的“諍臣”和“諍友”。通過他自己主持創辦的《獨立評論》，經常發錶時評和討論政治的文章。這時，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一些鬍適的學生，有的，如羅傢倫等已在國民黨政權中占一席地位；有的，如傅斯年、顧頡剛等都已成為有影響的學者。鬍適的地位自然水漲船高，儼然成瞭朝野敬重的首席學者，知識界不爭的領袖。鬍適作為中基會（管理美國退還庚款的機構，全稱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董事和秘書，也大大加強瞭他在學術文化界的影響力。因為此會掌管著一筆相當可觀的資金，可以補助中美學術文化交流，派遣留學生，交換學者，還可以補助高等教育和研究機構等等。鬍適在會中能得到中美雙方董事的信任和尊重，最能協調會中各種不同意見，所以圈內人皆知，鬍適是中基會的靈魂。

鬍適這時領導著兩項規劃甚為宏大的學術工作：一是從20年代前期即已開始的“整理國故”；一是主持中基會屬下的編譯委員會，有計劃有係統地翻譯西書。整理國故是藉鑒西方的學術方法整理中國古代的文化遺産，重新發現其價值。在鬍適看來，這是建設新文化必要的基礎工程。至於翻譯西書，其意義甚為明顯。這兩項工作，因國傢的不安定而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

鬍適返北大後，盡管國民黨政權內外交睏，但鬍適本人的生活畢竟相對安定，所以在學術上仍取得不少成就。首先應該提到的是他的《說儒》。這篇五萬字的長文，係統論述瞭儒的起源、儒者的社會角色和孔子對儒學的大貢獻。盡管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學者有不同意見，但誰都法否認這篇文章的學術價值。

這一時期，鬍適繼續寫瞭多篇關涉古小說考證的文字，其中最有代錶性的是《〈醒世姻緣傳〉考證》，這是鬍適頗引為得意之作。

此時期，有關中西文化的論爭，是不能不提到的。1929年，鬍適為上海的《中國基督教年鑒》（China Christian Yearbook，1929）寫瞭《文化的衝突》（鬍適又自譯作《今日中國的文化衝突》）（Conflict of Cultures）一文，中心意思是批評摺衷主義地對待中西文化的態度，指齣那不過是變相的保守主義，主張要“Wholesale Westernization”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前者可譯為“全盤西化”，後者可譯為“一心一意的現代化”或“充分的現代化”。當時和今天差不多，留心閱讀英文雜誌的人甚少，所以此文未引起大的反響。到瞭1935年1月，具有國民黨背景的十教授發錶《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是很典型的摺衷主義的主張。當即有陳序經著文加以批評，明確主張“全盤西化”。這時鬍適尚在南方。迴北平後，他先在他主持的《獨立評論》第142號的《編者後記》中聲明：“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全盤接受瞭，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他成為一個摺衷調和的中國本位的新文化。”到瞭3月底，鬍適發錶《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一文，批評十教授的主張“是今日一般反動空氣的一種最時髦的錶現”。同時正麵闡述自己的文化主張。除瞭指齣文化自身皆有惰性，因而文化接觸引起的變化不可能毀滅一種文化的根本基礎之外，又提齣，所謂文化本位，實際就是那數數的人民，這個本位是不會被毀滅的。這是極其重要的見解。他還指齣：在文化的大變動中，不可能有一種可靠的用以指導整個文化各方麵選擇去取的標準，隻有讓我們的老文化與世界的新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這樣文化大變動的結晶品，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兩個多月後，他又發錶《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一文，鄭重聲明，為避免不必要的誤解和爭論，他願意放棄“全盤西化”的提法，而采用“充分世界化”的提法。但“充分世界化”的提法仍是不圓滿的，照樣可有不同的解釋。但至少可以說明，把鬍適說成“全盤西化論”者顯然是不恰當的。總起來看，鬍適關於文化的選擇不應主觀設定標準，應在文化接觸引起的變動中，求得建設新文化的結果；關於文化本位存在於數數的人民之中，堅信這個文化本位是不會毀滅的等等思想，是完全正確的。這既錶明他在文化上的開放態度，也錶明他對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自信心。

從1932年5月起，鬍適在他一群朋友們的鼓動下創刊《獨立評論》，談論政治的興趣再度濃厚起來。對於全民族首要的對日外交問題，鬍適長時間持比較低調的立場，反對對日開戰，主張談判緩解局勢，以待國際形勢的根本好轉。他的主張受到嚴厲的批評。

鬍適對於教育和思想界的傾嚮也時常發錶評論，還一度集中地討論民主與獨裁的問題。這一討論比過去曆次思想界有關此一問題的討論都更為集中、更為深入，意見也更為明確。鬍適是堅定的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在這場討論中，他發錶相關文章有17篇之多。他始終一貫地堅持認為，中國應該走民主政治的路，中國獨裁的必要與可能。他很有創見地提齣瞭民主政治其實是“幼稚園的政治”。許多人不理解，甚至嘲笑他不懂民主政治。鬍適所以提齣此一見解，是有鑒於相當多的人認為中國人程度低，經濟、教育落後，難以實行民主，隻能實行專製。鬍適說，民主政治其實正適閤於程度低的人民練習政治生活的需要，是“幼稚園的政治”。鬍適這話固然有毛病，但絕非毫道理。民主是一個曆史過程，不能主觀設定一個標準，到什麼程度纔可以行民主，不到那個程度就決不可行民主，而隻能行專製。民主既然有一個從低到高、從簡到繁、從粗到精的發展過程，那麼，隻要大多數人已覺悟到民主製度是可取的，就不妨開始嚮民主的路上走。起點不妨很低，製度不妨簡單，但隻要是朝嚮民主發展，那就不同於專製政治，就是在建設和發展民主政治，也就是在實行民主政治。應該說，鬍適的見解對於中國人具有特彆的啓濛意義。因為如果不這樣看問題的話，民主政治就高不可攀，就被推嚮遙遠不可知的將來，中國人就隻有永遠甘受專製的份瞭。

第四個階段，動蕩期

鬍適的《獨立評論》因七七事變的爆發而終止。他隨即應召南下參加廬山談話會。經過兩個月的觀察、思考和躊躇，他終於從不主戰的“低調俱樂部”中走齣來，決定接受蔣介石的委托，去美國開展民間外交，為中國的抗戰尋求援助。從此，鬍適的生活進入動蕩的時期。

鬍適在美國主要從事演講活動，宣傳中國抗戰決心，爭取美國朝野的理解與支持。1938年7月又去歐洲，先後到法國、英國、瑞士等國。是年9月奉命擔任駐美大使，10月初，匆匆趕到美國赴任。擔任大使期間，自然免不瞭到處奔走，除來往於國務院、白宮、國會之外，還幾乎走遍瞭美國、加拿大各大城市，發錶演說，會見政商各界領袖。雖顯著建樹，但對促進中美兩國間的相互瞭解，的確發揮瞭很大的作用。1942年9月，他卸任閑居紐約，不久就搞起考據來。最初一篇考證文章是《〈易林〉斷歸崔篆的判決書——考證學方法舉例》。隨後因對所謂“戴震竊襲趙一清《水經注》案”發生懷疑，從此用力考證此案幾20年不輟。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9月，鬍適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次年7月迴國，月底到北大就任。鬍適素為學界、教育界所推重，又是北大舊人，此番擔任校長，照理，本應有所作為。但政局不安，鬍適又不肯忘情於政治，隨著國共兩黨再度分裂，鬍適站到蔣介石一邊，捲進政治漩渦。雖然他謝絕瞭蔣介石兩度敦促他從政的建議，但已稍稍失去超然地位。加之學界風潮迭起，物價飛漲，經費不足，鬍適亦徒喚奈何。他提齣兩項雄心勃勃的計劃：一是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一是在北大建核子物理研究中心的計劃，皆告落空。

1948年12月，鬍適乘蔣介石派齣的專機，倉皇離開已被解放軍包圍的北平，飛往南京。這時，他知道大勢已去，可挽迴，乃於第二年春，再度去美國。原本是奉蔣之托，赴美再作民間外交，為蔣爭取援助；但他到美國的第三天，南京即告解放。從此，鬍適在美隻能做寓公瞭。

第五個階段，晚年

鬍適於1949年4月到美國紐約，在他原住過的第81街104號的公寓裏安頓下來，從此一直住到1958年他迴颱北就任颱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時候。在此期間，除在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擔任館長兩年之外，隻是偶爾到一些大學做短期講演，或齣席一些聚會，大部分時間都過一種閑居的生活。但鬍適的內心世界是絕不清閑的。他為國民黨的失敗、世局的發展、中國的命運，感到十分的苦惱。他埋怨美國不肯對蔣介石全力支持到底，他恨國民黨的不爭氣，他更憎恨共産黨的得勢。然而，除瞭在他參與創辦的在颱北齣版的《自由中國》雜誌上發錶文章，或在美國的某些集會上發錶演講以外，他絲毫不能有所作為。於是，他隻有把時間和心力都用在考證《水經注》上。鬍適從駐美大使任上下來時，頗有不快，這也是他鑽進故紙堆，沉迷於《水經注》考證的一個原因。1946年迴國後，在戰亂中仍以此為主業。他曾在給張元濟的信中自嘲道：“在此天地翻覆之日，我乃作此小校勘，念之不禁自笑。”（耿雲誌、歐陽哲生編：《鬍適書信集》，中冊，1089頁）。鬍適是搜集、校閱《水經注》版本最多的學者。他主要是想證明，自清末以來，一部分學者指稱戴震剽竊趙一清《水經注》稿一事是一件冤案。他認定戴震沒有見過趙一清的稿本。戴震與趙一清、全祖望三人差不多同時，分彆獨立地對《水經注》的校勘作齣瞭大貢獻。這如同自然科學和技術史上，差不多同時由幾個人做齣大體相同的發現和發明是一樣的道理。但鬍適的結論，至今仍有些學者不贊成。

除瞭考證《水經注》外，禪宗史也是鬍適晚年繼續關注的學術課題。從1943年到逝世為止，鬍適有關《水經注》、禪宗史及一般思想史的手稿有數百萬字之多，如今都收在颱北鬍適紀念館編的《鬍適手稿》（十函30冊）和耿雲誌編的《鬍適遺稿及秘藏書信》（42冊）中。

1957年11月，經颱灣“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推選，由蔣介石任命鬍適為“中央研究院”院長。1958年4月，鬍適離開美國迴颱灣就任。

鬍適對颱灣的局麵一直不很滿意。一是對國民黨的領導集團反民主的傾嚮不滿，一是對颱灣文化上的守舊傾嚮不滿。前者可從《自由中國》雜誌與當局的屢次衝突、屢次遭打壓反映齣來，尤其是通過鬍適多次委婉批評蔣氏父子而遭到思想圍剿反映齣來，最後通過雷震案的爆發達於極點，而最終是以鬍適的容忍為瞭局。後者主要是指鬍適多次批評颱灣當局迄未充分采用白話文。他曾公開說共産黨在這方麵要比國民黨做得好。而白話文不能通行還隻是一個現象，實質上反映的是文化思想諸多方麵的不閤時代潮流。1961年11月16日，鬍適所作《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的公開演講，是他生平最後一次激烈抨擊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切腐朽落後的東西。這可能是他多年壓抑的情緒的一次爆發，曾引起朝野舊勢力的強烈反彈。此後三個多月，鬍適就去世瞭。

鬍適身受兩種文化熏陶，有極好的學術訓練，經過中年穩定期的學術經驗積纍，本可有一個再創造的時期，取得更大的成就。但他生活在大動蕩的中國，又身為知識界的領袖，不可能完全專心於學問而不問政治。結果是被政治激流衝到邊遠寂寞的角落，而學術上亦再創造性的成績。

思想啓濛與建設新文化的主要貢獻

前麵，在敘述鬍適思想發展的開創期，已經論述到他首倡並領導文學革命，不但實現瞭白話文學代替古文文學成為新時代的文學正宗，而且造成白話國語地位的確立，從而為中國提供瞭普及和發展新教育的利器，為社會傳媒提供瞭便於傳播的利器，為社會全體成員提供瞭錶達思想、交流思想的利器。不識字的也能開口講話，不因鄙俚而遭排斥；略識字的人則能提筆作文。這一切，大有利於造成更廣大的公共社會空間，為推動社會轉型發揮積極作用。

前麵還論述到，鬍適提倡個性解放最力。他對個性主義和“健全的個人主義”的界說，為此種新觀念提供瞭最有力的理論支撐和輿論引導，使成韆成萬的青年男女擺脫宗法束縛，走上社會改造之路，為傳統中國的新生，激活瞭數生機。尤其是，他把個性主義與自由民主的現代國傢製度緊密地聯係起來，這是非常重要的。

前麵還論述到，作為學者，鬍適“為中國學術謀解放”，創建瞭新的學術典範，提齣新的治學方法。鬍適曾自覺到其“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簡短概括，在實際流行中很容易發生流弊，他強調，方法實際就是從治學實踐中養成的自我戒慎的良好習慣。所以，晚年鬍適經常以“勤、謹、和、緩”四字來解釋治學的方法。

以上幾點，在前麵都已有較詳的論述。這裏著重提齣前麵未曾詳論的幾點。

（一）科學的人生觀

陳獨秀曾用民主與科學來概括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新思想和新觀念。其實關於民主作為一種政治製度，論是陳獨秀還是鬍適，還是其他人，在新文化運動當時都很少有論述。他們論述最多的是我們前麵講的個性主義。他們的貢獻是在於，指齣個人的解放是民主政治得以落實的真正思想基礎。至於科學，他們所專注的，也不是各種具體的科學知識，科學器具或科學理論，而是著力提倡一種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態度。他們認為這是最基本的東西。有瞭這種科學精神和科學態度，纔會努力尋求科學知識，纔會嘗試營造各種科學器具為人類的生産和生活服務，纔會有興趣去鑽研科學理論。但還遠不止於此。他們認為，人生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包括社會生産、生活、待人、處事等等，都需要用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態度來對待，纔有望得到較好的解決。

我在《鬍適思想的現代意義》一篇講演（收入拙著《重新發現鬍適》，外語教學與研究齣版社，2011年）中指齣，鬍適所提倡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核心是要養成一種科學的思想方法，這種科學的思想方法，在消極的方麵是“嚴格地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在積極的方麵是“要拿齣證據來，要跟著證據走，不論它帶我們到什麼危險可怕的地方去”。在鬍適看來，能自覺地堅持用這樣科學的思想方法來對待世界與人生中的一切問題，就是科學的人生觀。他在解釋什麼是科學的人生觀的時候說：“怎樣纔是科學的人生觀呢？我們所謂‘科學的人生觀’有兩個意思：一是充分采納科學對於宇宙萬物的解釋，使這些科學研究的結果成為我們人生觀的一部分；一是隨時隨地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來應付一切人生問題。”（拙編《鬍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9冊，500~501頁）

中國的舊傳統，有權勢的人，往往專己恃強，獨裁武斷；而權勇的小民，則多數傾嚮於盲從和迷信。鬍適一生堅持提倡科學精神、科學態度和科學的思想方法，反對武斷迷信，反對盲從，反對僵化的教條，這是一份極有價值的思想遺産。

（二）開放的文化心態

在談到文化立場的問題時，鬍適長期被大多數人誤認為是“全盤西化論”者。這種看法雖不正確，但確有來由。前麵已經指齣，1929年，鬍適在英文《中國基督教年鑒》上發錶《今日中國的文化衝突》一文，其中談到學習西方文化時，他用瞭Wholesale Westernization一詞，潘光旦先生作書評，認為此字可解為“全盤西化”。1935年，中國本位文化與西化問題爭論開始時，鬍適在《獨立評論》編後記裏錶態說，他是贊成陳序經教授的“全盤西化”的主張的。但論是潘光旦還是陳序經，都不認為鬍適是“全盤西化論”者。我在近年寫的多篇文章裏也多次澄清鬍適決非“全盤西化論”者。

鬍適的文化立場，最基本的是主張一種開放的文化心態。在他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的導言中，他就提齣“怎樣纔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現代文化，使它能同我們的固有文化相一緻、協調和繼續發展”的問題。在批評梁漱溟等崇奉東方文化一派學人的時候，他強調，對自己的文化傳統要有所反省，對世界文化要采取開放態度，承認人類文化有基本的同一性，因此可以互相藉鑒，互相吸收。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反帝思潮極為高漲的時期，鬍適擔心國人因民族主義感情的作用，不能冷靜地看待西方文化的長處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短處，不能虛心迎受那發展到較高程度的近代西方文化，作為改造、提高和發展我們自己的文化的參考和藉鑒。因此他特彆強調，中西文化的差彆，在當時主要地錶現為發展程度的不同。西方較早地走齣瞭中世紀，擺脫瞭宗教教條和各種迷信的束縛，大體上沿著科學和民主的路嚮前走。而我們中國，還沒有真正走齣中世紀，還受各種宗法、教條的束縛，還是迷信到處盛行的狀態。因此，應當極力提倡對自己的傳統要取反省的態度，對西方文化則要采取虛心學習藉鑒的態度。其用心不可謂不苦。但在那個反帝運動高潮不斷的年月裏，他的話，他的用心，很難為大多數人所理解，尤難被青年人所理解。他一度背上“崇洋媚外”的罪名和“全盤西化”的謬評。平心而論，在中西文化問題上，是采取開放的態度好呢？還是采取閉門自賞的態度好呢？在事隔七八十年以後，任何一個有理性的人都不會反對開放的態度。

當1935年，由十教授的所謂“建設中國本位文化”宣言所引發的關於“本位文化”與“全盤西化”問題的論爭開始時，鬍適雖然先錶態擁護“全盤西化”的主張，但他很快就發現這個提法的不確切和易遭誤解。因此，他改而提齣“充分世界化”的命題。在這前後，他進一步闡明瞭他的開放主義的文化立場。主要的是下述幾點：

（一）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保守性。它已滲透到民族生活中去，所以要談“文化的本位”，其實“就是那數數的人民”。這個本位是論如何都毀滅不瞭的。也可以說，一個民族的文化，即使經曆再大的變遷，終不會丟掉它的全部傳統的。因此，沒有必要為民族傳統和文化本位的喪失而操心。

（二）在文化的轉型和發展過程中，不可能事先製定齣一個可靠的客觀標準，指導文化可以變哪些，不可以變哪些，可以變到什麼程度，等等。因此，任何個人、任何政府都不足以勝任這個文化導師的責任，隻能由人民，由上述“那數數的人民”，根據他們生活的需要去選擇去取。

（三）中國的文化曆史悠久，積纍豐富。因此其保守的惰性也格外的大。故尤必要擔心自傢本位的喪失。應當特彆提倡開放的文化心態，“讓那個世界文化充分和我們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將來文化大變動的結晶品，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

可見，鬍適的開放的文化心態是建立在對民族文化的自信心的基礎之上的。正因為他對自己民族的未來有充分的信心，故他能做到，在國內著重於嚴厲批評舊傳統，要人們反省、自責；到瞭國外，他則盡力介紹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切優秀的東西，錶現瞭一位文化巨人纔有的擔當精神與魄力。

理性的民族主義

鬍適在美國留學時期曾一度醉心於不爭主義，以至於當他的女友韋蓮司想要赴歐洲參加盟國軍隊戰地救護工作時，他極力加以勸阻。他明確地反對戰爭和各種暴力。但同時，他堅決反對任何種族歧視，尤其反對民族問題上的雙重標準。他強調，在國內是非法的事情，在國外也一樣是非法的；不應加諸白人身上的事，也不應加諸黑人、猶太人和中國人的身上。

迴國以後，經曆許多國內國際的重大事件之後，他的不爭主義已不像學生時代那樣絕對化，而是更加理性。他一方麵不贊成任何簡單排外或民族復仇主義，一方麵堅決反對侵略主義和任何民族壓迫、民族歧視的政策。在五卅運動前後，他主張通過外交途徑，要求英、日帝國主義賠償、道歉，並開始修改不平等條約。同時他錶示不贊成過於情緒化的舉動。這是他理性的民族主義態度一次清楚的錶現。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麵臨嚴重的民族危機。一些人主張立即對日作戰；一些人主張中國暫對日作戰的能力，要一麵交涉，一麵爭取國際同情，同時加強內部的建設，積蓄力量，等待時機再戰。鬍適就持後一種主張。為此，他曾濛上投降主義，甚至賣國主義的惡名。誠然，在日本侵略中國時期，確有一些軟骨頭淪為漢奸，幫助日本人殺中國人；但那是極少數。鬍適的對日態度是一種理性的民族主義態度。他認為，在平時毫對付外來侵略的實際準備，一旦大敵來侵，即號召同胞以血肉之軀去與有充分準備和使用現代武器的強敵去拼命，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但他也不能容忍毫作為、一味退讓的做法。他曾批評國民黨政府不做嚴重的抗爭，就答應從河北撤齣各級黨部。而對在長城抗戰中壯烈犧牲的軍人們，他則錶示由衷的敬意。他更是明確地堅決反對華北一部分軍人、政客，應日本人之要求，使華北特殊化的圖謀。為此，日本人曾誤以為，華北的反日學生運動都是鬍適、蔣夢麟等人主使的。

可見，鬍適不主張立即對日作戰，是一種理性的選擇，與投降主義、賣國主義毫不相乾。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在一個短時間裏，鬍適仍存幻想，以為可以通過交涉避免全麵戰爭。當事實告訴他，避戰已絕可能時，他終於放棄瞭爭取和平的幻想，改而擁護抗戰，並勸告他的幾位“低調”朋友轉變態度。從此，他開始為抗戰的外交奔走，並擔任戰時駐美大使四年。他在美國、加拿大，以及歐洲發錶成百次演說，嚮西方各國介紹中國抗戰的世界意義和中國人定將抗戰進行到底的決心。同時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陰謀，指齣日本軍國主義與德國法西斯主義一樣，所代錶的是一種反和平、反人類的勢力，中國抗擊侵略的戰爭是保衛和平、保衛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鬥爭。他還強調，反侵略各國應當努力準備建立戰後維護和平的國際機製。從此可見，他的擁護抗戰，不僅僅是從民族自衛的立場齣發，而是有更深遠的理性思考。

從鬍適的思想言行中可以看齣，在民族的問題上，他是個高度理性主義者。他反對民族歧視，反對強權主義，特彆是反對強者方麵采取雙重標準的立場，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與此同時，在弱者方麵，他不贊成各種冒險的復仇主義，而主張自我改革，積蓄力量，做有計劃有準備的抗爭。這一點，同樣具有現實意義。此外，他謀求建立有效的維護和平的國際機製，也是一種足資參考的閤理構想。

民族問題是最容易牽動感情的問題，所以當民族間發生衝突時，人們往往義憤多於理性。在這種情況下，采取理性的立場往往不易被理解，故極需要有勇氣、敢於承擔責任的精神。要解決那最易牽動民族感情的問題，隻有訴諸理性。若訴諸感情，則隻會加深和激化矛盾，問題終難解決。在今天的世局裏，我們重溫鬍適的理性的民族主義的思想主張，應是很有教益的。

自由民主的新社會要靠自覺的和平改革來實現

鬍適留學歸國時，原打算20年不談政治。但到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政治問題逼人而來，他也不得不漸漸地談起政治。他的基本主張是“要自覺的改革而不要盲目的革命”。他在曆次有關政治問題的討論和爭論中，都一直堅持這一主張。這或許給人一種印象，似乎鬍適是不問曆史條件，絕對反對任何革命的。其實不然，在理論上，他承認革命和演進都是實現曆史進化的一種形式，他也承認武裝暴動是革命方法的一種。在實踐上，他對辛亥革命，對民國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都曾錶示同情。他所反對的革命，用他的說法是“那用暴力專製而製造革命的革命”，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是“那懸空捏造革命對象因而用來鼓吹革命的革命”。在他看來，中國的問題決不是用暴力革命可以解決的。因為中國真正的敵人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汙和擾亂（批評他的人譏諷地簡括為“五鬼鬧中華”）。要打倒這五大敵人“隻有一條路，就是認清瞭我們的敵人，認清瞭我們的問題，集閤全國的人纔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一步一步的做自覺的改革，在自覺的指導之下一點一滴的收不斷的改革之功。不斷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們的目的地達到之時”。這個目的，就是建設一個獨立、統一、民主、富強的現代國傢。

鬍適所容忍的可以錶同情的革命，是在自然演進過程中加上人工的促進，是自覺的革命，是和改革與建設密不可分的革命。他所反對的革命，則是不自覺的盲目的革命。他認為下層群眾挺身走險的革命是不自覺的革命；那種盲目追隨某種主義而起的革命，也是不自覺的革命。他認為這種革命者，不瞭解主義産生的背景及其真實內容，又不瞭解自己身處其中的國傢社會真實問題所在，隻因欽慕某主義“理想的結果”起而革命，這樣的革命不能導緻腳踏實地的改革與建設。

鬍適認為，中國的問題隻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汙和擾亂，認為他所見到的中國的革命皆是簡單的以暴易暴，或是為欽慕好聽的主義而起的革命。這些說法，是多數人都法接受的。因為中國當時所處的時勢，實在是“逼人上梁山”，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為此，鬍適的主張受到嚴厲的批評也是很自然的。

不過，這裏有兩點是必須強調指齣的。

（一）鬍適認為，在廣義上，凡在曆史自然演進的過程中，加上人工的助力，都是革命。革命可有不同的形式，暴力革命隻是其中的一種形式，不是隻有暴力革命纔是革命。自覺的改革，也是革命。這一點，是許多人長時期不肯承認和不願意承認的。甚至相反，往往把和平改革視為反動，如過去對清末的改革運動，對民國時期的一係列改革運動即作如是觀。隻是在最近二十幾年裏，經過一部分學者的努力，纔對這種既不符閤曆史實際，也理論根據的偏見有所糾正。

（二）鬍適認為，自覺的改革是推動國傢社會進步發展，更具體地說，是建立民主、富強的現代國傢必不可免的曆史過程。他批評一部分人迷信所謂“根本解決”，以為一旦革命（當然是指暴力革命）成功，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他堅信，新製度、新社會的確立，經濟的發展，文化的繁榮，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須經過一係列具體的改革和建設工作，一步一步地取得成功，漸次達到更高的水準。任何一次哪怕是“最徹底的革命”，也不可能一下子“根本解決”這些問題。如果說，在革命戰爭的年代，許多人不能理解這一點，那麼在經曆瞭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的實踐之後，任何一個頭腦健全的人，都不會再拒絕承認這一點瞭。

人類的思想總是因應生存環境的挑戰而産生的。但有些最有影響的思想傢，他們的思想往往超齣一個短暫時代的範圍。他們觸及瞭人類生存的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揭示瞭某些有普遍意義的真理，昭示瞭某種較長期的發展趨嚮。因此，他們思想中的某些方麵、某些內容、某些命題，在他們死後很長時間還會屢次被重新提起，被重新解釋。

鬍適生於19世紀末，其一生活動都在20世紀，這是近代中國諸種矛盾衝突最集中最激烈的時期，充滿動亂戰爭和革命。人們苦苦追尋救國的途徑，建立一個獨立、統一、民主和富強的現代國傢，是他們夢寐以求的目標。然而經曆許多次革命、抗爭，犧牲瞭許多人的生命，遭受過許多苦難，卻長期沒能實現這個目標。隻是到瞭世紀之交的最近30年，人們纔看到瞭目標實現的希望。在這個時候，迴首檢視過去一百年的奮鬥曆程，檢視思想傢們的思想遺産，人們開始有瞭新的認識。而鬍適，因為曾遭遇到全麵的大批判和徹底的否定，因此他的思想主張仿佛是第一次被發現的一樣，吸引瞭數愛思考的人們的注意。在革命戰爭的年代及其以後，全盤否定改革的思想是不對的。在和平改革的年代全盤否定過去的革命戰爭也是不妥當的。任何偉大的曆史活動，都是許許多多的社會的和曆史的條件聚閤在一起所促成的。後來人的責任是總結這些曆史活動，從中汲取經驗與智慧。就鬍適這個曆史人物而言，重要的是他為中國民族的命運曾經認真地誠實地思考過。例如，他對於如何擺脫專製主義、宗法觀念的束縛，解放人的創造力，應如何以開放的文化心態麵對一個新的世界等問題所提齣的主張；他提齣隻有不斷的自覺的改革纔能把國傢引嚮現代化之路的主張；他堅信隻有理性的民族主義纔能幫助我們確立較為閤理的世界秩序的主張；等等，在今天都值得中國人和全世界的人認真思考。

孔子說，君子當“不遷怒，不二過”。“不遷怒” 者，不怨天尤人也；“不二過”者，不重犯曾經犯過的錯誤之謂也。我們學習曆史，總結前人的經驗與智慧，意義即在於此。

鬍適的思想非常豐富，廣泛涉及各個方麵。本書限於篇幅，隻能選擇一些有代錶性的鬍適著述，突齣彰顯其思想的幾個主要方麵。有些方麵，例如鬍適關於理性民族主義的論述就沒有特彆作為一組來呈現。這是需要說明的。

鬍適（1891—1962），安徽績溪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1917年迴國任北京大學教授，並很快加入《新青年》編輯群體，在文學革命、思想革命中發揮重大作用，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袖之一。他在哲學、文學、史學等諸多學術領域都有開創性貢獻，曾影響一代青年學子。在思想、教育及文化界是公認的知識領袖。抗戰時期，曾任駐美大使，戰後任北京大學校長。1949年後，寓居美國，1958年就任颱灣“中研院”院長。在政治上，堅持用和平改革的方式，走民主自由之路，對國民黨當局，既有批評，又有辯護。1962年逝世於颱北。

編者簡介

耿雲誌，遼寜海城人，1 9 3 8年生。大學畢業後，一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兼任中國現代文化學會會長、鬍適研究會會長等職。長期從事近代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著述二十餘種，發錶論文和文章200餘篇，有多篇被譯成英文，其研究成果多次獲得省部級奬勵。所做鬍適研究，受到海內外高度關注；所著《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研究導論》一書，已在海外齣版英文版。目前正在組織編寫多捲本的《中國近代思想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