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北村庄农民的观念中，“光棍”不算一个家庭，而在中部村落农民的观念中，“光棍”是一个意义完备的社区性家庭，但在华南村落农民的观念中“纯女户”才是毫无意义的家庭。不同区域农民对家庭的认识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农民观念中的家庭在熟人社会中如何生长出来的？家庭延续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家庭性质及其文化内涵有着怎样的区域类型差异？如何阐释这些区域类型差异？本文从家庭分裂与继替切入，以家庭延续为研究对象，以区域类型比较为研究方法，以家庭“三元素”为理论分析框架，以家庭性质为研究目标，旨在建构一个理解我国农民家庭延续现象的总体性解释框架。换而言之，本文旨在探讨子家庭如何脱离母家庭，并经历怎样的社区化过程，才能继承和发展母家庭特质，最终成为符合“地方性知识”要求的家庭。

本书论述的内容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分析框架。为便于理解家庭延续机制，本文从复杂的家庭生活现象提炼出家庭“三元素”，即分析家庭的三个面向。概括地说，一个完整的家庭需要具备相对完整的财产权、承担合理的伦理责任、生长为相对独立的社区性家。家庭的延续就是从母家庭中分裂出来的子家庭的财产权生成、伦理责任实践和社区性家扮演的动态过程。第二部分从家庭三元素角度分析了华北农民家庭延续机制。华北平原父权缺乏祖产支撑，父权不强，所以儿子成家后就有从母家庭中获得独立财产权的强烈要求，进而引发兄弟相互争产和母子家庭财产权冲突；同时在“门子”竞争压力下，父母“过日子”旨在完成子代成家的任务，造成家庭所有资源流向子代，从而形成厚重失衡的代际伦理责任；子代在获得“家格”之后，替代母家庭参与社区互动，母子家庭社区性身份呈现出一种更替的关系。第三部分从家庭“三元素”实践形态切入，并进而比较了家庭继替模式的区域类型差异。华南团结型村落宗族价值规范较强，家庭存在等级性的代际关系和权力格局。家庭延续时凸显出传统大家庭父权的色彩，母家庭相对于子家庭，在财产权、家庭资源配置和社区化过程中都具有优势，子家庭是在母家庭的庇护下成长。“父在，子不能专”，只有当父亲去世，或主动移交当家权之后，子家庭才获得独立完整的财产权和社区参与资格。因此，华南宗族性家庭延续是一种“承继模式”。华北分裂型村庄农民家庭延续时，子家庭对母家庭分割、替代，财产始终为核心家庭所控制，母子家庭的财产权是冲突的；在伦理责任方面，子代成家立户是父母最“操心”的事，从而形成失衡的代际伦理责任；在社区交往层面母子家庭的社区性身份不兼容，母家庭随子家庭成长而逐渐消亡。因此，华北农民家庭延续是一种“更替模式”。中部分散型村落农民家庭延续过程中，由于家族发育极不成熟，家庭是一个提供个人生活体验的场所，财产权转移不明显，子代成家之后，母子家庭财产权独立并存；在伦理责任方面，家庭缺乏超越性价值诉求，父母不必为子代成家而“操心”，是一种低度的代际伦理责任；子代成家之后，母子家庭自由度很强，母子家庭成为互不干涉的两个社区性单位。可见，分散型村落农民家庭延续是一种“共存模式”。第四部分讨论了“不分而分”家庭延续模式。区域类型村落家庭延续模式虽然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家庭子女数量锐减，在打工经济背景下，超越区域类型具有全国趋同性的“不分而分”家庭模式逐渐出现，母子家庭不需经历分家形式就可在财产权、人情往来方面发展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主体。

通过对家庭延续现象进行区域类型比较后，本书得出三个基本结论：一是家庭性质存在区域类型差异。华南农民家庭本质上是以世系绵延为目标的“祭祀性”家庭；华北农民家庭延续旨在把“家格”传递给子代，继续参与激烈的社区生活竞争，其本质是一个“竞争性”家庭；中部农民家庭本质上是“生活性”家庭，家庭存续是为了满足个人现实物质生活体验。二是家庭延续机制的差异是由于构造家庭“分、继、合”三种力量的组合程度造成的。三是独生子女家庭增多，家庭延续开始从“单系继承”向“双系继承”这一超越区域类型的趋同性模式过渡。

陶自祥，1979生，云南文山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讲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