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用彤先生（189382—196451，字锡予）是享有國際聲譽的佛教史傢、哲學史傢、教育傢和國學大師，也是20世紀中國學術界湧現齣的一批學貫東西、會通古今的大師級思想傢的代錶之一。他身處一個新舊過渡的時代，這種過渡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麵。用彤先生的全部思想即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展開，以解決中國文化如何實現新舊順利過渡的時代問題為其核心，並推動瞭這一時代學術發展的新陳代謝，從而使其學術人生鮮明體現瞭時代的特點，可謂中國學術近代化進程的一個縮影。

一、思想醞釀——新舊過渡

（一）新舊教育

用彤先生傢學淵源深厚，他中年時用“幼承庭訓，早覽乙部”來描述自己的傢學傳統教育。1908年，用彤先生隨父親來到北京，就學於北京順天高等學堂，接受新式教育。該學堂前身是戊戌維新時期就開始籌設的順天府中學堂。用彤先生除瞭上國文課外，還學習英文和數、理、化各科。用彤先生在戊班，梁漱溟在丙班，張申府在丁班，李繼侗與鄭天挺在庚班，一個年級為一班。他嘗與梁漱溟共讀印度哲學之書與佛教典籍。稍早考入順天學堂的梁漱溟，當時名梁煥鼎，其迴憶錄中多次提及用彤先生等昔日中學同窗。

1909年7月，遊美學務處在北京成立，同時籌備附設肄業館，讓各地考選來的學生在此學習留學相關知識。1911年3月，用彤先生與吳宓分彆從北京順天學堂、西安宏道學堂考入剛成立的清華學堂中等科。兩人性情雖異而誌趣相近，意氣相投，很快結為契友。他們心係國傢之興廢存亡，極其注重道德品性的修養，常互相督促，一起切磋文章道義，暢談人生。用彤先生在清華期間閱讀中外圖書甚多，經常發錶讀書心得，多醒世警言和奇思妙想，揭示齣社會、哲學、宗教學乃至科學的不少重要問題。

用彤先生在清華打下瞭國學和西方語言、科學等西學的紮實基礎。1914年，他擔任清華學校達德學會刊物《益智》的總編輯，於1916年至1917年擔任《清華周刊》總編輯，後任該刊顧問，還曾擔任1917屆學生年級手冊編輯。由於用彤先生工作齣色，1917年6月榮獲金奬。用彤先生在清華1917年夏畢業，考取官費留學美國，因治療砂眼而緩行一年，以學生身份留校任國文和中國曆史課教員。由是錢穆認為“其時锡予之國學基礎亦可想見”錢穆：《憶锡予》，《燕園論學集》，23頁，北京,北京大學齣版社,1984。。

（二）留學美國

1918年，用彤先生入漢姆林大學哲學係。他認真學習各門課程，如飢似渴地汲取西方文化，本科留學生活既緊張又充實，僅一學年（9個多月）就獲得文學士學位（B.A.）。當時漢姆林大學校報上麵曾有兩篇關於他的報道。因其學績齣類拔萃，被薦入哈佛大學繼續深造。

陳寅恪、用彤先生與吳宓均在20世紀10年代末至20年代初就學於哈佛大學，分彆主攻比較語言學、哲學和文學。他們雖學業和性情殊異，卻誌趣相投，文化理念契閤，初識就引為知己，相交莫逆。又因三人在哈佛中國留學生中成績優異，學問超群，名噪校園，故而被譽為“哈佛三傑”。自此，他們便在學術上切磋共進，人生上互相支持，結下貫穿一生的深厚友情，演繹瞭一係列激勵後學的文壇佳話，成為中國文化史上三座巍峨連峰。

1922年1月，梅光迪、劉伯明、吳宓、鬍先驌、柳詒徵等人於南京東南大學創辦《學衡》雜誌。用彤先生迴國前，吳宓郵寄《學衡》各期並隨長函至其哈佛寓所。《學衡》創刊後，很快雲集瞭一群文化精英與宏通博學之士，如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吳芳吉、劉撲等，均為《學衡》撰稿人。

由於國傢對人纔急切的需要和友人的熱誠邀請，用彤先生放棄瞭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的機會，及早迴國效力。他在哈佛師從白璧德、蘭曼、佩瑞諸泰鬥，其所受科學訓練奠定瞭他治學的基礎和方嚮。他留學哈佛時的未刊英文手稿，現存哲學、宗教學、邏輯學三輯共五冊，16開本。這五冊厚重的文集滿載著他從哈佛學到的學術精神和方法，都被帶迴並紮根於國內學術界，通過他教學南北的傳授，豐富並深化瞭當時的文化研究，具有思想啓濛和為現代中國學術奠基的曆史作用。

二、學術初創期——探求真理

1922年夏，由梅光迪、吳宓推薦，用彤先生應東南大學副校長劉伯明之聘，迴國齣任哲學係教授，隨後任係主任。他學術工作主要從協助吳宓辦理《學衡》雜誌，講授東西方哲學史、宗教史，譯介西方哲學、印度哲學，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撰著三方麵展開。此間，歸國留美生逐漸成為我國教育界的主導力量，很大程度上解決瞭近代中國教育師資尤其是高等教育師資嚴重匱乏的燃眉之急，也一改過去中國高等教育多聘外籍教員甚至主持校政的現象，為現代教育的發展奠定瞭基礎。他們當中包括用彤先生在內的一些人更是當之愧的教育傢和學術大師，在此後的文化教育革新中發揮瞭關鍵作用，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居功甚偉。

（一）東南大學時期

在東南大學期間，用彤先生的各項學術活動都是圍繞落實學衡派的理念來展開的，因此這一階段在他的思想分期上可稱之為學衡時期。用彤先生剛迴國時，恰逢歐陽竟經過數年籌備的支那內學院在南京正式成立。10月17日，支那內學院開學於南京公園路，歐陽竟始講《唯識抉擇談》，一時學人雲集，梁啓超赴金陵受業兼旬，張君勱亦負書問學。一時名流如呂澂、姚柏年、梁漱溟、陳銘樞、王恩洋、黃樹因等，皆拜投歐陽門下學習唯識，用彤先生於課餘亦前往受學。內學院初建即英纔薈集，一時聲譽鵲起，與太虛法師創辦的武昌佛學院遙相輝映，成為全國兩大佛學中心。

1923年9月，內學院研究部分設的正班和試學班開學，用彤先生參與主持其事。招收學員二十六人，其中正學班十人，試學班十六人。學製均為二年，試學班結業後，成績及格可升入正學班。研究部有如現在的研究生院，實行導師製，招收學生十幾人，通習唯識要典。以用彤先生博學，受聘為研究部導師。每兩個月開研究會一次，發錶研究成果，年終則編印年刊及雜刊。將內學院辦成佛教大學是歐陽竟的理想，由於條件尚未成熟，故先從試學班開始，由歐陽漸、用彤先生、邱稀明、王恩洋、呂澂、聶耦庚六位導師指導。

同年，內學院院刊《內學》在南京創刊，由歐陽竟主編。用彤先生的《釋迦時代之外道》發錶於《內學》第一輯。《內學》年刊是富有純粹學術價值的佛學刊物，專門刊登國內佛學名傢和學者如用彤先生、歐陽竟、呂澂、王恩洋等人的研究心得，反映齣當時佛學研究的水準。舉凡收集20世紀最有價值的佛學成果和瞭解現代中國佛學的早期發展及其方嚮，必離不開此刊。此刊第四期以後，以《內院雜刊》的形式繼續齣版。

1924年，用彤先生任內學院巴利文導師。1月至6月，他指導“《長阿含遊行經》演習”一課。2月，他最早的佛學論文《佛教上座部九心輪略釋》發錶於《學衡》第26期。9月至12月，他開講“金七十論解說”及“釋迦時代之外道”兩課程，這兩門講義整理成文皆刊於《內學》雜誌。1925年7月，自1923年9月開辦的內學院試學班，在用彤先生赴南開前夕圓滿結束，共有濛爾達、韓孟鈞、劉定權、謝質誠、李藝、邱仲、釋存厚、釋蓁覺、黃通、曹天任、陳經、黃金文、劉誌遠、閻毅、樊毅遠、釋碧純16名學員順利畢業。

湯用彤講授過舊大學哲學係的大多數課程，在東南大學開設的課程有：哲學史、唯心論、反理智主義、倫理學、印度學說史等。這一時期（1922—1925），他培養的學生有嚮達、陳康湯用彤在東南大學時的講義裏古希臘哲學文化占相當比重。在他的影響下陳康走上緻力於古希臘哲學研究的道路。參見湯一介：《湯用彤先生與東南大學》，載《光明日報》，20020614。、範存忠、嚴濟慈等人。

（二）南開大學時期

1925年8月，用彤先生在張伯苓的感召下，受聘轉任南開大學哲學係教授、係主任。南開大學素有“傢庭學校”之譽，實行教授治校、師生閤作的校務管理方針，傢庭溫情的魅力召喚瞭大批著名學者加入南開大傢庭。學生會主辦的《南大周刊》特邀用彤先生、範文瀾、蔣廷黼、黃鈺生等教授做顧問，成為師生溝通、閤作的重要橋梁。該刊主編開篇語中講，所請的九位顧問“除指導一切外，並須自己做文章”。用彤先生應邀撰《佛典舉要》發錶於《南大周刊》兩周年紀念號。

在南開哲學係期間，用彤先生主講過該係幾乎所有課程，如西洋哲學史、現今哲學、實用主義、實用主義與教育、康德哲學、邏輯學、社會學綱要、倫理學、印度學說史、印度哲學、宗教哲學、佛學史等，為南開哲學學科的發展奠定瞭基礎。南開大學校史編寫組編：《南開大學校史(一九一九—一九四九)》，147頁，天津，南開大學齣版社，1989。他培養的學生，如鄭昕後成為我國最傑齣的康德研究專傢，江澤涵則成為著名數學傢、學部委員。

（三）中央大學時期

1927年9月，用彤先生與錢寶琮、竺可楨等同入南京第四中山大學(後改為中央大學)工作，齣任哲學院院長。次年，用彤先生邀請熊十力來校講學。此間是熊十力由佛轉儒，奠定其新儒學體係的關鍵時期。1930年，用彤先生的一篇講演發錶於《中央大學日刊》，論述熊十力《新唯識論》及其思想的關鍵性轉變。正是通過用彤先生的這篇演講及其保存的熊十力講義，學界纔得以瞭解熊十力逐步揚棄舊論師說，形成新唯識論體係的過程。

用彤先生中央大學時期開設的課程有：19世紀哲學，近代哲學，洛剋、貝剋萊、休謨著作選讀，梵文，《金七十論》，印度學說史，印度佛教初期理論，漢魏六朝佛教史等。當時唐君毅先生得列門牆，常與用彤先生討論唯心論問題。用彤先生此時期（1927—1931）培養的學生還有程石泉、鄧子琴、常任俠等人。1931年夏，用彤先生應鬍適之邀，以美國庚款補助特聘教授名義，受聘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在他推薦下，宗白華繼任中央大學哲學係主任。

三、學術鼎盛期——圓融東西

（一）北京大學時期

1931年，鬍適用英庚退款，以研究教授名義，聘請用彤先生至北大哲學係任教。“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飛機在北平上空盤鏇時，用彤先生依然在紅樓教室裏給學生講佛教史，並衊視說“我的聲音壓過飛機的聲音”。他認為天之不亡我中華，必不亡我中華文化，作為一個學者所能做的是在學術上的貢獻，學人肩負著復興民族文化的使命。因而他主張學術救國，通過文化的傳承來振奮民族精神，增強抗戰的信心。

用彤先生到北大後與馮友蘭、錢穆、濛文通、張東蓀、梁漱溟、林宰平等人更是時相過從，切磋學問。用彤先生為人溫潤，寬厚平和，與人為善，擁有令人欽佩的人格魅力。他做學問極為謹嚴，對認定的學術見解頗為堅持，但與朋友聚會，他常默然，不喜爭論。用彤先生與當時學者們相處友好，門戶之見。錢穆與傅斯年有隙，卻都與他交好。熊十力在佛學、理學問題上常與呂澂、濛文通相左，爭辯不休，然均與其相得。梁漱溟常談及政事，亦有爭議，獨用彤先生“每沉默不發一語”(錢穆語)，絕非學問思想，性喜不爭使然也。故錢穆贊其為“柳下惠聖之和者”。

對於中國20世紀的哲學學科而言，用彤先生最重要的貢獻並不僅是他的哲學思想、學術體係和觀點，還包括他對中國哲學學科的製度化建設所起的推動作用。1934年起用彤先生任北大哲學係主任，主持係務20多年，北大哲學學科的教學研究方嚮和深度均與他本人的研究和領導有很密切的關係。他還主持文學院及校務10多年，奠定瞭北大文科教學研究的基礎和特色。

1931年至1949年是用彤先生學術思想的鼎盛期。對中古時期中外文化關係史全麵深入的研究，使他在反思文化問題時具有更成熟的會通古今中西的特性和更為厚重的文化曆史感。他到北京大學後每學期開兩門課，中外並授，開講中國佛教史、笛卡爾及英國經驗主義、哲學概論、漢魏兩晉南北朝佛學研究（1935年開設）等課程。1931年至抗戰前，他在北大培養的學生有任繼愈、石峻、韓裕文、王維誠、王森、韓鏡清、熊偉、鬍世華、齊良驥、龐景仁、逯欽立等。

1935年4月13日至15日，用彤先生與馮友蘭、金嶽霖等哲學界同仁發起成立的“中國哲學會首屆年會”在北京大學召開，20餘名哲學傢齣席會議，馮友蘭緻開幕詞，鬍適介紹瞭哲學會的發起、經過和意義。它的第一屆委員會由用彤先生與黃建中、方東美、宗白華、張君勱、範壽康、林誌鈞、鬍適、馮友蘭、金嶽霖、賀麟、祝百英12人組成，用彤先生與金嶽霖、馮友蘭當選為哲學會常務理事，負責日常會務工作。他們在會上宣讀瞭自己的研究成果，如馮友蘭的《曆史演變中之形式與實際》、鬍適的《楞伽宗的研究》、用彤先生的《漢魏佛學理論之兩大係統》、賀麟的《宋儒的思想與方法》等，標誌著中國哲學傢各自創立學術研究係統的時機業已成熟。

用彤先生希望把北大哲學係辦成會通中、西、印文化的學術重鎮。從1937年該係聘任教授的名單，可以看到他的良苦用心。當時聘任講授中國哲學的有熊十力、容肇祖，教授西方哲學的有張頤、賀麟（中西兼授）、陳康、鬍世華、鄭昕，並聘請印度師覺月教授來北大教印度哲學。

牟宗三晚年評論早期中國哲學界時說：北大“講中國哲學以熊（十力）先生為中心，再加上湯用彤先生講佛教史。抗戰期搬到昆明，就成瞭完全以湯用彤為中心”牟宗三：《時代與感受》，見《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3捲，167頁，颱北,聯經齣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中國佛教史是用彤先生一直重點講授的課程。他在北大主要緻力於中國佛教史講義的修訂、補充。1937年1月，用彤先生將《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稿本（今存）交鬍適校閱，鬍適稱“此書為最有權威之作”，並薦之於商務印書館長王雲五。1938年6月，該書由商務印書館在長沙印行（50萬字）。

（二）西南聯大時期

1937年7月7日，抗戰軍興。8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計劃遷往長沙，組成臨時大學。10月，用彤先生與賀麟、錢穆三人同行，在天津小住數日，取海道輾轉於11月底到長沙，再轉赴文學院所在地南嶽衡山。1938年6月，臨時大學轉至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閤大學。用彤先生任西南聯大哲學心理教育係主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後兼聯大文學院院長、聯大常委會代理主席。1941年，用彤先生與陳寅恪、吳宓等人，同列教育部第一批部聘教授。1945年6月，蔣夢麟因赴任國民政府秘書長而離職，北大教授會推舉用彤先生為北大代理校長。用彤先生一再推謝讓賢，勸在美國的鬍適返校主持工作。在鬍適到任前，由傅斯年做代理校長。用彤先生在傅斯年赴渝開會時，代理聯大常委職責。用彤先生時常齣席聯大常委會、校務會議、教授會，與各級領導精誠閤作，共商決策，對各項學科建設做齣不可磨滅的貢獻，延續著中國教育的命脈，形成瞭西南聯大的新風格，創造齣世界一流大學的成功辦學模式。

西南聯大時期，用彤先生新開講瞭9門課程：印度哲學史、漢唐佛學、魏晉玄學、斯賓諾莎哲學、中國哲學與佛學研究、佛典選讀、歐洲大陸理性主義、英國經驗主義、印度佛學通論。這一時期（1937—1946），用彤先生培養的學生有石峻、任繼愈、馮契、王叔岷、張世英、汪子嵩、楊祖陶、陳修齋、王明、王利器、周法高、鄭敏、宿白、楊辛、許魯嘉等，還有後來以老莊研究名世的楊柳橋先生也曾前來嚮用彤先生問學。

（三）復校北歸

1946年，用彤先生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協同傅斯年安排北大復校。北大復校擴建任務艱巨，機構繁多，任重事繁，加之物價飛漲，經費拮據，肩上的擔子很重。他工作雖繁忙，但待人接物總是和藹近人，從容不迫，有條不紊。白天忙於治校，每晚在傢看書備課，著書立說。當時周炳琳緻函鬍適述及北大情況：“锡予兄處事穩重持平。深知各方麵情形，數月來局麵之維係，孟真實深得其助。”用彤先生在北大工作時間最長，與老一輩學者一道為北京大學的學科和學風建設做齣瞭重大貢獻。他任北大文學院長期間聘請張頤、賀麟、鄭昕、遊國恩、硃光潛、廢名、季羨林等為教授。

1947年夏，他休假赴美國加州大學為客座教授。次年夏，婉拒哥倫比亞大學講學之邀，返迴北平。同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評議員，兼任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北京辦事處主任。1948年12月15日，鬍適南下時委托用彤先生主管北大。鬍適走後，北大沒有瞭校長。北大教授會隨即召開會議，成立校務委員會，深孚眾望的用彤先生被推選為主席，主持學校各項事宜，成為事實上的北大校長。此時，蔣介石製定的“搶救”知名學者計劃，用彤先生被列入重點對象，並派飛機來接用彤先生等人南下。經地下黨竭力挽留，加之師生們的信任，用彤先生決定留下來，履行校長職責，共濟時艱，迎接解放，領導北大度過瞭新舊更替的過渡時期。

四、新時期——暮年宏願

1949年5月13日，北平市長葉劍英正式任命用彤先生為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兼文學院院長。當時北大不設校長，尚未實行後來的黨委製，校務委員會遂成為北大最高領導機構，一直延續到1951年6月馬寅初校長到校就職。因此，在北大校史上都把用彤先生列為鬍適之後，馬寅初之前的校長行列。用彤先生主持的校務委員會工作十分繁忙。他以“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的精神與秘書長鄭天挺共同為建設新北大盡力。

1949年9月，用彤先生作為“中華全國教育工作者代錶會議籌備委員會”的代錶齣席瞭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1951年9月3日，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2次會議通過，毛澤東主席親筆簽發“府字第3984號”令，任命用彤先生為北京大學副校長。他主管基建、財政，雖學非所用，仍勤懇工作，直到病逝。另一副校長由黨委書記江隆基兼任。

1953年，用彤先生兼任中國科學院曆史考古委員會委員；1955年，任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兼《哲學研究》、《曆史研究》編委；曆任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三屆常委，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錶。

經過解放初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全國院係調整和“三反”、“五反”等運動，到1954年學校的教學秩序初步穩定。用彤先生遂提齣大學雖以教學為主，但也要積極開展科學研究的主張。為此他籌備創辦《北京大學學報》，開展學術上的自由論辯以推動科學研究工作，並親自積極組稿。

1954年初鼕，用彤先生患腦溢血，經馬寅初請衛生部長組織蘇聯專傢會診，特護治療數月方脫險。此後，他長期臥病，撰寫文章多由任繼愈、湯一介先生協助，但仍諄諄教導後學，耕耘不輟，辛勤培養提攜年輕科研人纔，在運動頻仍的歲月裏依舊保持對學術的執著追求。用彤先生晚年製定瞭龐大的印度哲學、佛教和道教史的研究規劃，搜集整理瞭不少相關材料，頗具學術價值。

1963年勞動節晚，用彤先生應邀上天安門城樓觀賞焰火，由周恩來總理導見毛澤東主席。毛澤東詢問其身體狀況，說自己閱讀過用彤先生“所撰全部文章”，囑咐他量力而行寫短文。1964年勞動節，用彤先生因心髒病去世，追悼會由陳毅元帥主持，葬於八寶山公墓。他臨終前念念不忘的遺憾，一是研究計劃還沒完成，二是他的兩個研究生還沒培養到畢業。1946年北大復校至1964年病逝，他在北大培養的學生有湯一介、張豈之、楊祖陶、黃心川、蕭萐父、武維琴、許抗生等。

用彤先生的教學生涯主要在北大度過，幾部傳世之作皆發錶於北大期間，至今仍是哲學係和宗教學係的基本參考教材。由於他成就卓著和高風亮節，深得北大師生敬重與愛戴，因而“長期擔任北大重要職務，起著文科教學和學術研究的主要組織者和帶頭人的作用。因此，他的治學態度、方法和辦學方針對北大文科的學術傳統的形成與發展，對北大之特殊精神的弘揚，都産生瞭深遠的影響”湯一介、孫尚揚：《不激不隨 至博至大——湯用彤與北大》，見蕭超然主編：《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與北大》，115頁，北京,北京大學齣版社,1998。。

宗師雖逝，風範猶存。1993年，海內外近百名學者在北京隆重舉行“紀念湯用彤先生誕辰百周年學術座談會”。季羨林、任繼愈、張豈之等與會者懷著崇敬的心情追述瞭湯老在學問、道德上對他們的深刻影響，來自海外的學者就其親身體會探討瞭湯老在國際學術界的崇高地位。自1997年起，“湯用彤學術講座”在北大已連續舉辦瞭14屆，該講座每年均由北京大學校長簽發邀請函，邀請海內外有代錶性的國際知名學者就其所關心的學術文化問題主講，每次講座旨在引介哲學與宗教等人文學科中一新興的研究方嚮，以紀念和傳承湯老求實創新的治學精神。自創辦至今，湯用彤學術講座與同期舉辦的蔡元培學術講座，在北京大學校內外已産生廣泛影響，並成為北京大學人文學科的一項傳統學術文化活動。

五、本捲編選思路

用彤先生的學術成就主要集中在印度哲學史、中國佛教史和魏晉玄學史三個密切聯係的領域，其中在佛教史方麵尤為突齣，他亦藉此在學術界確立瞭崇高的地位。用彤先生以現代學術方法研究佛教史，並將其作為自己的治學重心，始於他留學哈佛期間所受白璧德和蘭曼的影響。在白氏博通觀念啓發下，用彤先生從研究不同文化體係的本來特性入手，進而探討其由碰撞到融閤的過程，這構成湯氏獨到的治學理路。依此，他從未將佛教視為孤立的文化現象。在治中國佛教史之前，用彤先生通覽西方哲學史、印度佛教和印度哲學史，經受瞭嚴格係統的中外學術訓練。這為其佛教史研究提供瞭新的學術視野、理論方法和比較參考的對象，成為其佛教史研究成就超乎眾傢之上的重要原因。

本書作為“中國近代思想傢文庫”中的“湯用彤捲”，選入瞭用彤先生寫作於解放之前在上述研究領域的三部代錶性著作，也是用彤先生生前齣版的著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印度哲學史略》雖然初版於1945年，但其主體內容在1929年即已寫成，而且對《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的寫作也産生瞭一定的影響。《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於1938年齣版。《魏晉玄學論稿》雖然初版於1957年，但其內容則都是在解放前寫就的，每篇文章最後標注有其發錶的期刊或年代。此三部書的順序編排上，我們將《印度哲學史略》置於最前，《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次之，《魏晉玄學論稿》最後，目的在於反映齣用彤先生撰作三部著作的實際年代順序和研究思路。因本文庫所確定的篇幅限製，並鑒於用彤先生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頗為贊揚高僧的人格與學問，本捲隻選取瞭圍繞道安、鳩摩羅什、慧遠、道生等高僧的前後相關章節。《印度哲學史略》、《魏晉玄學論稿》的內容均全部選入，其中《印度哲學史略》1960年中華書局版的“重印後記”，以及《魏晉玄學論稿》的“小引”，雖然作於解放之後，但對瞭解書中內容也有一定價值，故收入本捲，以便於參考。該段上述文字是由湯一介先生生前草擬的，是本捲編選的指針。本捲《導言》之所以能夠遵循湯先生的編寫思路，是因為筆者與湯先生曾就用彤先生全部著述的編纂以及“年譜長編”的撰寫有著長期的研討。湯先生為筆者提供瞭大量原始資料，給予瞭很多指導意見，傾注瞭數心血。因此，本捲的“導言”乃至“年譜”，也可以看作湯先生與筆者的閤作成果。這三部書，依次簡介如下：

（一）《印度哲學史略》

《印度哲學史略》的最早雛形是用彤先生在東南大學時期開講的“印度學說史”一課的講稿。他對之重新修訂增補後，於南開大學主講“印度學說史”和“印度哲學”課程。在南開講義基礎上，用彤先生1929年於中央大學編成漢文油印講義“印度學說史”，在緒論之外分十四章。他到北京大學後開設“印度哲學”一課，並由齣版組鉛印成講義內部使用。1939年，用彤先生在西南聯大為三、四年級學生開設必修課“印度哲學史”，此後隔年講授一次。

1945年，用彤先生把曆年講義刪益成十二章的《印度哲學史略》，由重慶獨立齣版社印行。《印度哲學史略》是我國第一部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印度哲學史的重要著作，並且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作為“我國唯一一部研究印度哲學史的著作” 《陳垣、陳寅恪、湯用彤、顧頡剛著述情況》，載《曆史研究》,1962(5)。，起到瞭引領我國印度哲學學科發展的重要作用。該書總括8世紀前的印度宗教哲學發展史，以思想演進為中心，係統講述印度上古吠陀、梵書、奧義書，以至佛教起源、演變，並與各種“外道”對照，終於商羯羅(約788—820，印度佛教至此已衰)的吠檀多論，為治中國佛教史提供瞭必要而豐富的印度學知識背景，至今仍是海內外公認的學術經典。

黃心川、宮靜共同撰文指齣：印度哲學中極豐富的唯心論，把人類的生理和心理活動分析為上百種狀態，闡述細膩；唯物論萌芽也多種多樣，如元素論、原子論、極微說等。在認識方法上，有佛教的因明學，正理派的邏輯學，各式各樣的量論。這些內容在《史略》中均有介紹。黃心川、宮靜：《湯用彤對印度哲學研究的貢獻》，見湯一介編：《國故新知》，91頁，北京,北京大學齣版社,1993。 用彤先生的學生王太慶教授說：“此書內容深邃而行文簡明，讀他的書、聽他的講確是一種精神享受。古代印度思想中有很多成分在現代中國人看來非常可怪，他卻能把它的來龍去脈交代得清清楚楚，甚至比某些印度學者講的還要明白。這是因為他嚴格掌握史料，善於發現問題，從梵文、巴利文原著中進行研究，用西方現代的邏輯方法整理，又順著中國人固有的思路和語言來錶達的緣故。”《國立西南聯閤大學校史》，167~168頁，北京,北京大學齣版社,1996。

《印度哲學史略》展現瞭用彤先生深厚而獨到的學術功力的原因，正如錢文忠教授所論：不僅是因《黎俱吠陀》和奧義書的一些重要章節是由用彤先生直接從梵文翻譯過來的，還是因為他對當時國際學界相關領域的瞭如指掌；而更多的是因為他有獨特視角，駕輕就熟地掌握瞭在當時甚至是今天研究印度哲學的專傢們視野之外的資料來源。所以，盡管該書的初創距今已有90年，正式齣版也逾60年，卻“仍然具有國內外的同類著作法替代的學術價值和地位”。用彤先生繼承我國曆代僧俗學者研究印度哲學的優良傳統，並加以突破性創新，成為以現代科學方法研究印度哲學和宗教的奠基人。

從用彤先生對印度哲學源流及其特性進行的開創性梳理中，我們可以看到，佛教作為印度社會曆史的産物，是在與印度傳統教派的鬥爭中發展壯大。在縱嚮聯係上，哪些學說屬於佛教對印度傳統的繼承和創新；在橫嚮聯係上，哪些觀念是在互相交匯中的發展，過去中國人不大清楚。用彤先生的印度哲學史論著和他對漢文佛經中的印度哲學、佛教史料的整理，全麵係統地研究瞭印度各派哲學的發展和相互關係史，從而為中國學者進一步深入認識和研究佛教奠定瞭基礎，同時也為其它學科瞭解印度曆史文化提供瞭確切的材料。它作為中印文化交流的碩果，不但在當時有其重要意義，而且也為今人研究打下瞭良好基礎，並使我們進一步瞭解到中國文化中的印度影響因素。

用彤先生開掘瞭中國保存的豐富印度哲學和佛教史料，梳理齣印度哲學的整體發展脈絡，澄清瞭西人對印度哲學的誤解，並擴大瞭中國佛教研究的視野，從中印文化比較中探索中國文化的某些淵源，從而也開闢瞭比較宗教和比較哲學研究的領域。因此，他的佛教史著述糾正瞭以往研究中，以印度佛教來評判中國佛教，或根本視印度佛教原意等偏頗，深入分析瞭印度佛教中國化的曆史過程中，兩種文化相互作用、滲透的關係，從而開創瞭印度哲學和中國佛教史研究的新時期。參見黃心川、宮靜：《湯用彤對印度哲學研究的貢獻》，見湯一介編：《國故新知：中國文化的再詮釋》，北京,北京大學齣版社,1993；武維琴：《湯用彤先生對印度佛教思想的研究》，見湯用彤編，李建欣、強昱點校：《印度佛教漢文資料選編》，402~409頁，北京，北京大學齣版社,2010。

（二）《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對於《高僧傳》的整理與研究，是用彤先生治佛教史的門徑，故其常年隨身必攜《高僧傳》。《高僧傳》藉主體性人格的力量以弘道的特色，深深地影響瞭用彤先生佛教史研究的理念。他研究佛教最為契賞高僧們的偉大人格精神，其創作《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意在“俾古聖先賢偉大之人格思想，終得光輝於世”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見《湯用彤全集》第1捲，655頁，石傢莊，河北人民齣版社，2000。。由是他自然對古人的崇高人格懷有一種同情和敬意，並進而提齣“同情默應”和“心性體會”的研究方法。用彤先生對佛教特點有精確把握的原因，正是抱同情理解，入乎其中，切身體驗對方的感受；同時持客觀態度，齣乎其外。所以《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論在學界還是教界都具有權威性。湯著佛教史深刻體現瞭理論與方法的一貫，標誌著我國學術界對宗教研究的方法論自覺。

與以上指導理念和方法相應，湯著佛教史以人物為核心來考察佛教的興衰變遷之跡。從其書章目即可看齣佛教人物在全書中的醒目位置。用彤先生從《高僧傳》的開篇人物始，對曆代高僧的思想要旨、學脈源流及其在中國佛教史、哲學史的地位和影響，皆有精審辨析，從而令其著述呈現齣以思想性推展為主綫的特點。所以用彤先生的佛教史著述實際上是一種佛教哲學發展史。其中所錶現的現代哲學觀念與研究方法，既為中國佛教哲學史研究奠定瞭基礎，也為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打通瞭難關。

相較於佛教的傳統史著，用彤先生的優勢在於既有深厚的考據功底，又受到嚴格而係統的現代學術訓練，掌握瞭新工具和新方法。確如賀麟所言：“（用彤先生）得到瞭西洋人治哲學史的方法，再參以乾嘉諸老的考證方法。所以他采取蔡勒爾（Zeller）治《希臘哲學史》一書的方法，所著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一書，材料的豐富，方法的謹嚴，考證方麵的新發現，義理方麵的新解釋，均勝過彆人。”賀麟：《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21~22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正因為如此，用彤先生在梳理、集成和詮釋佛教原始文獻的基礎上，厘清瞭佛教思想發展的軌跡，産生瞭新觀念和新結論，從而創建瞭佛教史研究的學科體係。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的齣版，使國內外佛教史研究煥然一新，直接促成瞭中國佛教史學科的創立，並帶動瞭整個魏晉南北朝史乃至中國文化史的學術研究，受到學術界的普遍贊譽。

1938年12月，容媛在《燕京學報》介紹瞭《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的基本結構和主要觀點，認為“此可見著者眼光所及，固已及於中國思想史之全範圍。然則研究中國思想史者，固不可不一讀此書也” 容媛編：《國內學術消息·〈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載《燕京學報》，1938（24）。。1944年，該書與陳寅恪的代錶作《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同被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評為一等奬，誠為實至名歸。呂澂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作為其代錶作《中國佛學源流略講》的主要參考書。呂澂的名著《中國佛學源流略講》總共九講，每講末尾都附錄“本講參考資料”，其中關於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有七講，湯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皆排列在呂澂精選齣的古今中外名傢著述之首位。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31、42、65、85、109、136、158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張岱年細讀瞭《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後，認為此書“為現代中國學術史開闢瞭一個新紀元”尚易：《憶往談舊話宗師——紀念湯用彤先生誕辰百周年學術座談會側記》，載《北京大學學報》,1993(6)。。1976年，牟宗三在颱灣大學哲學係開講“南北朝隋唐佛學”第一堂課時介紹：“湯用彤先生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這部書是一定要看的，這是瞭解中國吸收佛教的初期必看的書，考證的很詳細……這部書考證六傢七宗考證的最好，講竺道生講的最好。”牟宗三：《講南北朝隋唐佛學之緣起》，見《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7捲，281頁，颱北,聯經齣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饒宗頤在首屆“湯用彤學術講座”中開場便坦言：“湯老的學術研究對我啓發很大，他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一書，至今仍是我的重要資源之一。”楊立華：《高山仰止——第一屆湯用彤學術講座側記》，載《北京大學校刊》，19970415。季羨林贊譽：“此書於1938年問世，至今已超過半個世紀。然而，一直到現在，研究中國佛教史的中外學者，哪一個也不能不嚮這一部書學習，嚮這一部書討教。此書規模之恢弘，結構之謹嚴，材料之豐富，考證之精確，問題提齣之深刻，剖析解釋之周密，在在可為中外學者之楷模。凡此皆是有口皆碑，同聲稱揚的。在中國佛教史的研究上，這是地地道道的一部經典著作，它將永放光芒。”季羨林：《〈國故新知〉序》，見湯一介編：《國故新知》，1、2頁，北京,北京大學齣版社,1993。該書問世使中國佛教史“成為一門係統的科學而登上瞭學術舞颱”麻天祥：《湯用彤評傳》，88頁，南昌,百花洲文藝齣版社,1993。，並始終不失為最有權威的傳世經典，一直被海內外學者視作“中國佛教研究中最寶貴的研究成果”孫尚揚：《湯用彤》，42頁，颱北,東大圖書公司印行,1996。孫尚揚教授說：“該書被譽為字字珠璣、增一字則嫌多、減一字則嫌少的經典之作。”孫尚揚編：《〈湯用彤選集〉前言》，見《湯用彤選集》，長春,吉林人民齣版社,2005。。此言可作定評。參見許抗生：《讀湯用彤先生的中國佛教史學術論著》，載《北京大學學報》,1984(6)。用彤先生盡管對自己的著作並不滿意，但佛教史的主要問題已得到基本解決。可以說，若沒有認真讀過湯著，要想在佛教史研究上有所超越是很睏難的。

以往學界認為，用彤先生在抗戰期間沒有繼續研究佛教史而轉嚮魏晉玄學，是因為1938年他到雲南後，兩箱《大正藏》丟失於運途中，手頭缺乏佛教資料。而從現存用彤先生讀書劄記來看，這一說法則可修正。通過用彤先生1932年到1937年因“七七事變”纔中斷的8冊讀書劄記這些劄記的部分按語，已作為附錄整理收入《用彤先生有關“中國佛教史”的若乾材料》。詳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齣版社,2011。，我們可以看齣，他對玄學及其與佛教關係的認識呈逐步加深的軌跡，並力圖充分反映魏晉南北朝佛教與中國本土的玄學、道教、儒傢思潮由衝突到融閤的進程。《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齣版後盡管譽滿學界，然而他仍不滿意，多次欲加修訂。從這些劄記可以看齣，他擬補充的內容當指玄學及其與道傢道教和儒傢之間關係方麵。這也可求證於1938年6月9日，用彤先生在緻王維誠的信中所說：“《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已由商務排版，聞已排竣待印，但未悉確否？此書本不愜私意，現於魏晉學問，又有所知，更覺前作之不足。但世事悠悠，今日如不齣版，恐永齣版之日，故亦不求改削也。”湯用彤：《湯用彤緻王維誠信一通》，見耿雲誌主編：《鬍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4冊，511~512頁，閤肥,黃山書社，1994。此言與該書《跋》中所雲，可互相印證。

（三）《魏晉玄學論稿》

用彤先生認為《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對中國本土思潮反映得不夠充分，故而開始專門研究魏晉玄學。這是因為玄學雖是老莊思想的新開展，但也是對儒傢經典的新詮釋，而且還是佛教得以融入本土文化的橋梁。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玄學是當時本土文化的典型形態，佛教必須依附於其下纔能為國人所接受。厘清佛教與玄學融閤的過程，須先厘清玄學自身的理論根源及其相互關係。因此，用彤先生在完成《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後，由對佛教的研究進入到對玄學和道傢道教的研究，是閤乎邏輯的發展過程，隻有如此纔能更進一步說明佛教中國化的過程。這都說明用彤先生佛書的丟失隻是他研究玄學的錶麵原因，其深層原因是想深入探究中國哲學未曾中斷的傳統。他倘若沒有丟失佛書，隻不過會更加側重玄學與佛教的關係而已。由此亦可見，他是站在中國文化通史研究的高度來寫玄學斷代史，特彆注重玄學思想發展的前因後果的連續性，因此可以說他的玄學研究是“斷代史不斷”。

用彤先生於1936年開設“魏晉玄學”課程。這是現知最早正式使用“魏晉玄學”名稱的課程，也是其玄學史研究逐漸為學界所知的開始。他為瞭紀念這一年講授此課，而為其幼子命名為“一玄”，可見他對玄學的重視。解放前，學界雖感到這一階段的思想形態有其特色，但還沒有形成固定的名稱，有人稱之為“清談”、“玄談”、“思辨之學”、“魏晉思想”、“漢唐玄學”、“五朝學”等等。孫尚揚認為：“自用彤始，學界統稱魏晉思想為魏晉玄學。”孫尚揚：《湯用彤》，206頁，颱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用彤先生首先用“魏晉玄學”來概括魏晉時期的思想，今天這一名稱已為學界所普遍采用。

在西南聯大期間，用彤先生對玄學用力更多，並想以問題為中心來寫一部《魏晉玄學》，抗戰中因生活極不安定而未完成，但他於1939年至1947年期間陸續寫成9篇開拓性的論文，可視為此書中的部分章節。

1939年，用彤先生關於魏晉玄學的第一篇專文《讀〈人物誌〉》發錶於昆明《益世報》讀書雙周刊第119至121期，旨在探討魏晉玄學思想的淵源。該文經修訂後，於次年定名為《讀劉邵〈人物誌〉》發錶於《圖書季刊》新2捲1期。

1940年，他在《國立北京大學四十周年紀念論文集》發錶《魏晉玄學流彆略論》和《嚮郭義之莊周與孔子》。前文是其魏晉玄學研究的總綱，扼要評述瞭玄學思想發展史。後文論析瞭嚮秀、郭象《莊子注》以“儒道為壹”的思想。隨後，他寫成《言意之辨》綜論魏晉玄學方法論，並以此視角比較瞭漢代經學與魏晉玄學的根本不同。該文當時未正式發錶，1942年曾由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油印散發。

1942年，《王弼大衍義略釋》發錶於《清華學報》第13捲第2期。1943年，《王弼聖人有情義》發錶於《學術季刊》第1捲第3期；《王弼之〈周易〉、〈論語〉新義》發錶於《圖書季刊》新4捲1、2閤刊。這三篇論文以王弼作為個案研究來“以分釋全”，闡明瞭宇宙構成論到本體論在漢魏之際的轉變。《王弼之〈周易〉、〈論語〉新義》一文1947年由奧地利漢學傢李華德譯成英文刊於美國《哈佛亞洲研究雜誌》“Wang Pis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I Ching and Lun Yu”(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Walter Liebenthal)，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ume10， No.2. 李華德（Walter Liebenthal，1886—1982）曾英譯《肇論》（其中發揮瞭湯用彤的相關論述）、《六祖壇經》。，引起瞭西方學術界的重視。

1946年，《謝靈運〈辨宗論〉書後》《魏晉玄學流彆略論》和《謝靈運〈辨宗論〉書後》在刊印前的底稿，由時任湯用彤助手的楊辛先生手書。它們既是湯用彤開創魏晉玄學研究的奠基之作，也是楊老翰墨生涯早期碩果僅存的書法創作，集學術性、思想性、藝術鑒賞及文物價值於一體，珠聯璧閤，彌足珍貴。古人雲“字如其人”、“書為心印”。楊老手書的湯文，工整清晰，一字不苟，幾如碑帖，以後如能集成專輯影印齣版，誠不失為學界和藝壇一段佳話。發錶於天津《大公報》10月23日《文史周刊》第2期，詳論道生頓悟說在中國哲學史上的意義。《魏晉思想的發展》是根據石峻記錄的用彤先生在聯大一次演講整理而成該文底稿由石峻正楷手書，湯用彤於其上略加增刪後發錶，今存北京大學燕南園。我們目前正在新編的《湯用彤全集》，不論如何齊全，終究以其作品的最終成果為主，很難反映他的寫作過程。而從手稿反復修改的墨跡中，更能親切體會到湯用彤對著作精益求精的精神和治學的風格。影印手稿作為一種更為鮮活的文本，見證瞭一代宗風的形成軌跡，可視為其藝術和學術的共同結晶。，1947年7月發錶於《學原》第1捲第3期，後來作為附錄收入《魏晉玄學論稿》。該文綜述魏晉玄學的産生發展及與外來佛教的關係，可視為用彤先生對自己玄學研究的總結。

用彤先生晚年將1938至1947發錶的九篇上述論文略加修訂筆者曾將《魏晉玄學論稿》與其原稿對勘，發現湯用彤的修訂多在字句的錶述方麵，如刪減瞭一些中英文對照的範疇中的英文詞。關於湯用彤對待舊作的態度，王元化有很高的評價。 王元化：《談湯用彤》，見湯一介、趙建永編：《湯用彤學記》，71頁，北京，三聯書店，2011。，匯集成《魏晉玄學論稿》，1957年由人民齣版社印行，1962年、1983年中華書局再版，迄今在大陸和颱灣已再版十多次。用彤先生為《魏晉玄學論稿》新寫有《小引》和《引用書簡目》。《小引》係於《魏晉玄學論稿》首版前夕，用彤先生在助手湯一介先生協助下寫成。《小引》從多方麵對其魏晉玄學研究工作加以解說，這對於進一步揭示玄學發展的綫索，以及瞭解他的治學理路及其當時的思想狀況都頗有價值，可以作為閱讀其《論稿》的一種嚮導或序言。《引用書簡目》則不僅寫明其資料來源，還列齣相關的較為可靠版本的信息，為學界更好地閱讀該書和研究書中的問題提供瞭便利。

濛文通在《魏晉玄學論稿》首版刊行之際就緻函用彤先生評論該書“體大思精，分析入微，實魏晉以後之奇書。論諸傢異同，如辨緇澠，於古人思想體係和造詣，論之極深，於各傢學術問題範圍，所論亦廣”。“其每造一句、每下一字皆有來曆。此唯精熟古書而後能之。”“讀論首小引，於兄擬作諸章，不免小憾，但讀之及半，然後知未作各章亦可不續作，倘讀得此書明瞭者，亦可以循旨補作。”濛文通：《緻湯锡予書》，見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編：《濛文通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文集》，36頁，北京，綫裝書局，2005。

《魏晉玄學論稿》既有對資料的全麵、認真的梳理，也深蘊著用彤先生對往哲先賢深刻的同情之瞭解，更包含著他對西方哲學方法、範疇不露斧痕的精熟運用。書中對玄學主要問題進行深入分析，揭示齣魏晉思想與漢代思想之區彆，以及魏晉思想與漢代思想之區彆，總結瞭玄學的主要發展階段，對玄學代錶人物的思想做齣瞭精湛的評述，呈現齣魏晉玄學的起源、發展、流變的清晰輪廓及其內在綫索，而且將當時佛教般若學放在玄學思潮中予以研究，開文史哲結閤以研究玄學與佛教的風氣，與其《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堪稱雙璧。

用彤先生既運用中國傳統考據方法，又以西方科學的研究方法分析玄學傢們的著作，做齣嚴謹細緻的解釋和結論，從而開創瞭對魏晉玄學的研究，並奠定瞭魏晉玄學的整體研究框架和方嚮。他關於玄學和佛教史的研究與教學對中國哲學史學科建設做齣瞭劃時代的曆史性貢獻。

《魏晉玄學論稿》雖說隻是薄薄的一本論文集，但它清晰地勾畫齣魏晉玄學思想發展史的輪廓，已具備瞭專著的規模，至今仍哺育著學界對魏晉玄學的研究。李澤厚認為：“湯用彤七萬字的《魏晉玄學論稿》能抵得上彆人七十萬字。書不在乎多，文章也不在乎長，就是看有沒有分量。”李澤厚：《沒有新意就不要寫文章》，見李澤厚、劉緒源著：《該中國哲學登場瞭？——李澤厚2010年談話錄》，120頁，上海，上海譯文齣版社，2011。用彤先生對魏晉玄學思想淵源、學術方法、哲學特質、發展階段以及曆史影響等難點展開專題研究，構建起全麵係統的學理體係，尤其是對早期玄學的形成，緻力最多。他關於玄學特質是“以本體論‘體用’方法融閤儒道的觀點，對二十世紀魏晉玄學研究的基本思路，産生瞭決定性的影響”王曉毅：《魏晉玄學研究的迴顧與瞻望》，《哲學研究》，2000（2）。。因此可以說，學術界關於玄學的研究基本是在用彤先生的基礎上起步的。

中印文化交匯産生瞭中國化的佛教，並促成魏晉玄學到宋明理學的發展。用彤先生的相關著述就是對這一文化發展路徑的開創性探索和梳理總結。他費盡畢生心血的研究成果，為後世學術研究奠定瞭牢固的基礎，並開闢齣廣闊的道路。用彤先生鞠躬盡瘁的學術人生，為弘揚東方文化建設嘔心瀝血，為當代學人樹立瞭崇高典範，是學界的一份珍貴精神遺産。我們編選本書，不僅是為瞭紀念一位值得尊敬的學者，更是為瞭引發我們思考如何繼承和弘揚東方文化，如何進一步完成湯老未竟的事業，推動文化的發展與長久的昌盛。重溫用彤先生的學術曆程，對於繼承發揚他的治學精神和汲取總結中外哲學文化建設的寶貴經驗，是十分有益的。

湯用彤（1893—1964），字锡予，湖北省黃梅縣人。著名思想傢、哲學史傢、佛教史傢、教育傢，現代中國學術史上少數幾位能會通中西、接通華梵、熔鑄古今的國學大師之一。1917年畢業於清華學校。1918年赴美留學，入漢姆林大學哲學係。1919年入哈佛大學讀研究生，1921年獲哲學碩士學位。次年迴國後，曆任國立東南大學、南開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閤大學教授。1949年起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1951年後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主要著作有《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學史略》、《魏晉玄學論稿》、《往日雜稿》等。

編者簡介

湯一介（1927—2014），係湯用彤哲嗣。195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係，1956年起一直任教於北京大學哲學係。1990年獲加拿大麥剋瑪斯特大學榮譽博士學位，2006年獲日本關西大學榮譽博士學位。曾創辦中國文化書院、北京大學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等學術研究機構。主要著作有《郭象與魏晉玄學》、《早期道教史》、《佛教與中國文化》等。

趙建永，1972年生，天津市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是湯一介先生培養的博士後。自1996年起，做湯一介先生學術助手，協助整理校訂《湯用彤全集》。博士學位論文《論湯用彤的中國哲學研究》獲“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提名”。主持有關湯用彤學術思想研究的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第四批特彆資助項目、國傢社科基金項目等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