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1877—1927），字伯隅、靜安，號觀堂、永觀，謚忠慤，光緒三年農曆十月二十九日（1877年12月3日）生於浙江海寜州城雙仁巷之私第，在哲學、美學、文學、教育、戲麯、文獻學、古器物學、古文字學、經學、史學、敦煌學、邊疆史地等領域均卓有建樹，是獨步海內外學壇、享有國際盛譽的巨擘。

一、哲學與文學研究

1892年，王國維先生考中秀纔，其後兩次到杭州應鄉試，均不中，遂退齣科場。1898年，到上海《時務報》館任書記校對。鴉片戰爭之後，西學東漸，上海則是中華國土上西方文化最為集中的地區。這種迥異於中華文明的文化，引起王先生極大的興趣，先是到“東文學社”研習外交與西學。1901年，得羅振玉資助，赴日本留學，次年因病歸國。1903年3月，到通州師範學校任教，次年到江蘇師範學校任教，其間開始研究西洋哲學，開始讀汗（康）德的《純理批評》（今譯《純粹理性批判》），其後讀叔本華之書而尤其喜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鼕，皆與叔本華之書為伴侶之時代也。”（《靜安文集?序》）並以哲學為最高學問：“天下有最神聖、最尊貴而與於當世之用者，哲學與美學是已。”（《論哲學傢與美學傢之天職》）在這一時期，翻譯《西洋論理學史要》，撰寫《哲學辨惑》、《叔本華像贊》、《汗德像贊》、《就倫理學上之二元論》、《叔本華之遺傳說》、《汗德之哲學說》、《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叔本華與尼采》、《教育傢之希爾列爾傳》、《德國哲學大傢汗德傳》、《汗德之倫理學及宗教論》等；進而思考如何通過教育提升民眾素質，解決吸毒等社會問題，先後撰寫《論教育之宗旨》、《教育小言十二則》、《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去毒篇（鴉片煙之根本治療法及將來教育上之注意）》、《論普及教育之根本辦法（條陳學部）》、《人間嗜好之研究》、《論小學校唱歌科之材料》等。

王先生研究西方哲學的最大收獲，是於1903年，王先生撰《紅樓夢評論》。中華傳統的美學精神，是始離終閤、始睏終亨，而以“大團圓”終結，《桃花扇》堪稱典範。清代的《紅樓夢》研究，則以考據派、索隱派為主流，煩瑣細碎，不見大格局。王先生不落窠臼，以叔本華的悲劇學說為基礎，揭示《紅樓夢》的悲劇特徵與彆具一格的美學價值，可謂鑿破鴻濛，在紅學界引起強烈震動。

1908年，在《人間詞話》中提齣著名的“意境”說。“意境”一詞，在唐人王昌齡的《師格》中即已齣現，但僅僅是與“物境”、“情境”並列的概念，後人不斷完善與補充之，使其成為最常用的範疇之一，但邊界模糊，不甚嚴謹。王先生從“意境”的構成、類型、創作等不同角度進行理論總結，將其提升為文學藝術內在本質的最高範疇，並用於文藝評論之中。提齣“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境界”的見解，認為境界有“有我之境”與“我之境”兩種：“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是為“有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是為“我之境”。他提齣三種境界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弟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弟二境也；‘眾裏尋他韆百度，迴頭驀見，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弟三境也。”膾炙人口，傳誦不絕。王先生是學界公認的運用西方哲學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古典美學的奠基者。

隨著研究的深入，王先生對叔本華哲學不再滿足，開始發疑。“然於其人生之哲學觀，其觀察之精銳與議論之犀利，亦未嘗不心怡神釋也。後漸覺其有矛盾之處，去夏所作《紅樓夢評論》，其立論雖全在叔氏之立腳地，然於第四章內已提齣絕大之疑問。鏇悟叔氏之說，半齣於其主觀之氣質，而關於客觀之知識。此意於《叔本華及尼采》一文中始暢發之。”（《靜安文集?序》）又說：“餘疲於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靜安文集續編?自序二》）又如，康德將美學定義為“天纔之創作”，王國維認為有些並非齣自天纔之手的作品，如商、周之鍾鼎，秦、漢之摹印，漢、魏至唐、宋之碑帖，以及劉嚮、蔡邕等學者的文章，同樣具有很高的美學價值，他在1907年發錶的《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中提齣“古雅”說，論證它的性質、特徵及其在美學上的地位，以及後天修養與天纔、修養的關係，在理論上彌補瞭康德天纔論的缺陷，拓寬瞭美學研究的範圍，因而極具影響。

二、戲麯研究

1906年，王先生隨羅振玉進京，次年在學部總務司行走，任學部圖書編譯局編譯，學術視野進一步擴展。1907年6月，王先生在其《三十自序二》中稱，其研究興趣將由哲學轉嚮文學，並有誌於戲麯之研究，成為其學術生涯的重要轉摺。自此之後，廣泛涉獵先秦諸子，撰《孟子之倫理思想一斑》、《列子之學說》、《屈子文學之精神》、《墨子之學說》、《老子之學說》、《孔子之學說》等；同時又研究文學理論，先後撰作、刊行《人間詞甲稿》、《人間詞乙稿》，以及《文學小言十七則》等；同時開始關注詞，輯《唐五代二十傢詞輯》、《南唐二主詞》，撰《詞錄》及《詞錄序例》等，元麯於是進入王先生的視野。

自古以來，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如唐詩、宋詞、元麯等。中國是戲麯大國，而以元代為盛。遺憾的是，學者多以戲麯為足稱道的末技，鮮有研究者，故該領域滿目榛莽，令王先生限傷感：“獨元人之麯，為時既近，托體稍卑，故兩朝史誌與《四庫》集部均不著於錄，後世儒碩皆鄙棄不復道。而為此學者，大率不學之徒，即有一二學子以餘力及此，亦未有能觀其會通，窺其奧窔者。遂使一代文獻鬱湮瀋晦者且數百年，愚甚惑焉。”

此後數年，王先生撰《〈麯品新傳奇〉跋》，校《錄鬼簿》，撰《〈元麯選〉跋》、《古劇腳色考》、《〈元刊雜劇三十種〉序錄》、《麯錄》、《戲麯考源》、《唐宋大麯考》、《優語錄》、《錄麯餘談》、《麯調源流錶》等，全麵考證戲麯史與戲麯理論，廣為蒐集金、元、明、清麯本，其數量多達 3178 種，堪稱前古人。如此從各方麵做足功課，最終撰作瞭中國戲麯研究史上具有開創之功的《宋元戲麯考》。

此書以“巫”與“優”為兩條主綫，考察中國戲劇形成的源頭，又以“以歌舞演故事”為基本特點，考察兩漢之“角抵百戲”、北齊之“蘭陵王”、隋唐之“歌舞戲”等，認為直到唐、五代，戲劇“或以歌舞為主，而失其自由；或演一事，而不能被以歌舞。其視南宋、金、元之戲劇，尚未可同日而語也”，尚未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戲劇。

先生詳盡考察宋代的小說雜戲、樂麯、官本雜劇段數等，旨在從形式（即元劇所用調牌）和材料（即內容題材）兩方麵尋找嚴格意義上的戲劇的直接源頭，認為元雜劇淵源於宋、金“舊麯”與宋、金“古劇”。

先生以《錄鬼簿》等文獻為依據，將元劇分為三期：一、濛古時代，二、一統時代，三、至正時代。第一期作者最多，且皆為北人，北地為“雜劇之淵源地”，第二期雜劇中心南移至杭州，走嚮式微。至濛古滅金，而科目之廢達八十年，為自有科目來未有之事。作者認為，元劇的結構，以一宮調之麯一套為一摺，普通雜劇，大抵四摺。若意有未盡，則以楔子足成之。

關於元劇的最高藝術成就，先生評價道：“然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齣是也。古詩詞之佳者，不如是，元麯亦然。明以後，其思想結構盡有勝於前人者，唯意境則為元人所獨擅。”

先生還考證瞭南戲的淵源及時代，以及元南戲之文章，認為“其齣於古麯者，更較元北麯為多”，“其故事關目，皆有所由來，視元雜劇對古劇之關係，更為親密也”，“現存南戲，其最古者，大抵作於元、明之間”等，皆堪稱睿智卓識。

先生斷言：“吾輩寜謂遼、金之劇皆自宋往，而宋之雜劇不自遼、金來，較可信也。至元劇之結構，誠為創見。然創之者實為漢人，而亦大用古劇之材料與古麯之形式，不能謂之自外國輸入也。”

《宋元戲麯考》的問世，標誌著中國戲麯史正式形成，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它的結構、研究方法以及諸多觀點，都足啓後學。隨著研究的深入，盡管某些結論需要補充或修正，但它的開創之功，可替代。

三、甲骨學與殷周史研究

1911年辛亥革命後，王先生舉傢隨羅振玉到日本。羅振玉與王國維做瞭深談，對晚清以來強勢而至的西學頗不以為然，“至西歐之學，其立論多似周、秦諸子，若尼采諸學說，賤仁義，薄謙遜，非節製，欲創新文化以代舊文化，則流弊滋多”，因而“勸公專研國學，而先於小學、訓詁植其基”。王先生“聞而戄然，自懟以前所學未醇，乃取行篋《靜安文集》百餘冊，悉摧燒之”，於是“盡棄所學”（《海寜王忠慤公傳》），實現瞭他學術生涯中又一次重要轉嚮，進入傳統的經學與小學領域，寢饋於羅振玉帶往日本的大雲書庫的五十萬捲藏書，以及大量的古器物銘識拓本之中，旅居京都四年多，“成書之多，為一生冠”（趙萬裏《王靜安先生年譜》）。

讀王先生著述目錄，王先生用力精勤，所校之書及有關著述有《夢溪筆談》、《容齋隨筆》、《大唐六典》、《尚書孔傳》、《方言》、《水經注》、《龍龕手鑒》、《淮南鴻烈》、《抱樸子》、《封氏聞見記》、《急就篇》、《古本尚書孔氏傳》、《淨土三部經音義》、《一切經音義》、《蒼頡篇》、《唐寫本〈唐韻〉殘捲校記》、《續聲韻考》、《〈音學五書〉跋》、《唐寫本〈切韻〉殘捲跋》、《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稿敘錄》、《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等；對音韻、訓詁之學也投以極大熱情，撰《〈唐韻〉彆考》、《韻學餘說》、《〈江氏音學十書〉跋》、《五聲說》；輯《唐寫本〈切韻〉殘捲三種》；研究古籍的成果則有《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今本〈竹書紀年〉疏證》、《鄉飲禮席次圖》、《書郭注〈方言〉後》、《書〈爾雅〉郭注後》、《敦煌石室碎金跋尾》、《宋刊〈後漢書?郡國誌〉殘葉跋》、《兩浙古刊本考》、《〈明內閣藏書目錄〉跋》等。凡此，均為王先生轉入甲骨、銅器與商、周史的研究，奠定瞭堅實的基礎。

清光緒年間，河南安陽小屯村的村民就在田間發現有字甲骨，但不識為何物。1899年，有古董商攜帶若乾片到京城試售，引起時任國子監祭酒的王懿榮注意，判定“有古簡之可能”，屬於有價值的古物，並盡力收購。隨後，劉鶚拓印甲骨齣版，名為《鐵雲藏龜》；孫詒讓作《名原》，首次考釋甲骨文字。但是甲骨的確切齣土地、甲骨的年代與研究價值等基本問題均若明若暗，難以說清。羅振玉是甲骨研究的功臣，他在積極蒐求甲骨的同時，派弟弟羅振常到殷墟考察，而知甲骨齣土於洹水之南的小屯，又考證齣此地乃殷商的故墟，甲骨乃殷商王朝的遺物，引起學界廣泛關注。

王先生與羅振玉密切閤作，深入探究，成果迭齣，迅速將甲骨研究推嚮高峰，成為一門新的學問，學者稱之為“羅王之學”。王先生對於甲骨學的貢獻，主要錶現在三個方麵。

首先是釋字。釋讀甲骨文字，是甲骨研究最基礎的環節，捨此，則一切從談起。王先生撰有《說商》、《說亳》、《釋史》、《釋旬》、《釋昱》、《釋環玦》、《釋玨釋朋》、《釋禮》、《釋由》等篇，數量並不多，但都非常關鍵，且極有難度，例如有“旬”字的蔔辭極多，但此字在甲骨中的寫法非常怪異，殊難隸定。王先生綜閤各種綫索，斷定其為“旬”，鐵證如山，可撼動，從而使上百條含有此字的蔔辭得以順利通讀。

其次是對殷代製度的研究。王先生所撰《殷蔔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與《殷蔔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從蔔辭中完整地發掘齣瞭殷王的世係，其功甚偉。最初，羅振玉撰《殷虛書契考證》時，在蔔辭中發現王亥之名。之後，王國維讀《山海經》、《竹書紀年》，而知王亥乃殷之先公，與《世本?作篇》之賅、《帝係篇》之核、《呂氏春鞦》之王冰、《史記?殷本紀》及《三代世錶》之振、《漢書?古今人錶》之垓，為同一人。王國維進而在蔔辭中發現殷人的另一位先公王恒，《楚辭?天問》說“該秉季德，厥父是臧”，又雲“恒秉季德”，王亥即該，王恒即恒。羅振玉則考證齣蔔辭之季即冥。羅氏又找齣報乙、報丙、報丁等三位先公，並認為蔔辭中的示壬、示癸，即《史記?殷本紀》之主壬、主癸。王先生則隨之從蔔辭中發現上甲微，由此完整地找齣瞭《史記?殷本紀》所記商開國君王湯之前的六位先公的廟號，並且發現《史記?殷本紀》報丁、報乙、報丙的排序，當是報乙、報丙、報丁之誤。王先生進而又對蔔辭中所見湯之後的曆代先王廟號做瞭係統的剔發，“由是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見於蔔辭者殆鮮”，證明《史記?殷本紀》等所記商王世係基本可信。王先生的研究還引發祭祀、廟製、稱謂的研究，甚至開創瞭甲骨綴閤與斷代研究的先河，從而將甲骨文字研究引入殷商史的研究，開闢瞭古史研究的全新局麵。

此外，王先生還撰有《說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殷文存序》、《殷虛蔔辭中所見地名考》、《殷禮徵文》等，從更廣泛的角度展開對殷商史的研究。

最後是對殷、周製度的比較研究。古人言必稱三代，三代即夏、商、周。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故學者多認為，三代之製乃是遞相損益而成，隻有量變，沒有質變。古書每每有以“殷、周”並稱的現象。但是，王先生通過對蔔辭所見製度的歸納與分析，撰寫瞭他的代錶作《殷周製度論》，提齣瞭“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的著名論斷。

他說，殷、周之間大變革的本質，是“舊製度廢而新製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其製度文物與其立製之本意，乃齣於萬世治安之大計，其心術與規摹，迥非後世帝王所能夢見也”。具體而言，周公製禮作樂、用以綱紀天下的核心製度有三條：一是立子立嫡之製。蔔辭所見，殷人父輩均稱父，兄輩均稱兄，王位的傳承，傳子與傳弟不定，均有可能，因而曾經 “九世之亂”，齣現長時期的王位紛爭。周人立嫡，顯然是吸取殷人教訓而然。二是廟數之製。殷人祭祀，先公先王一遺漏，殷晚期的祭祀周期長達一年，祭祀豐昵，靡費社會財富，而且易生厭煩不敬之心。周人則有七廟、五廟、三廟、一廟之製。三是同姓不婚之製。周人如此改革殷製，“其旨則在納上下於道德，而閤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

王先生進一步分析周人之製的人文內涵：“尊尊、親親、賢賢，此三者治天下之通義也。周人以尊尊、親親二義，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而以賢賢之義治官。故天子、諸侯世，而天子、諸侯之卿、大夫、士皆不世。”因為天子與諸侯，是“有土之君”，傳子立嫡，可以避免王位紛爭。而卿、大夫、士，是服務於朝廷的臣子，隻有任賢，方能治天下之事。王先生指齣，周初的三公，隻有周公是武王母弟，召公是疏遠之族的兄弟，太公是異姓，皆因賢能而在位。成、康之際，召公、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為六卿，也是選賢的結果，所以周公、太公之子不在其列，足見卿位不世襲，諸侯國也是如此。所以《春鞦》纔“譏世卿”，世卿是後世纔齣現的亂製。

王先生論述瞭周代典製的內在學理，認為上古時代的“國傢”，“非徒政治之樞機，亦道德之樞機也”。以道德為國傢的樞機，就是以德治國，這是周人的創造，“使天子、諸侯、大夫、士各奉其製度、典禮，以親親、尊尊、賢賢，明男女之彆於上，而民風化於下，此之謂治。反是，則謂之亂。是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者，民之錶也；製度、典禮者，道德之器也”。把製度作為道德之器械，這是“周人為政之精髓”。王先生的上述分析，對於學界深刻認識殷、周革命的曆史意義，確切把握周代宗法製度的內涵，意義非凡，在學界有極大影響。

四、古器物研究

以傳世銅器、碑刻為主要研究對象的金石學，興起於北宋，到清代，士大夫競相購藏研究，已蔚然成風。1911年春，王先生撰《隋唐兵符圖錄附說》，開始研究古器物學，並廣泛涉獵，而最突齣的成就是在兩周青銅禮器方麵，著有《說俎》、《說盉》、《不敦蓋銘考釋》、《毛公鼎考釋》、《商三句兵跋》、《夜雨楚公鍾跋》、《齊侯二壺跋》、《兮甲盤跋》、《剌鼎跋》、《父乙卣跋》、《商鞅量跋》、《秦公敦跋》、《梁伯戈跋》、《頌壺跋》、《散氏盤考釋》、《攻吳王大差鑒跋》等。王先生精於考證，識見過人，成果巨豐。下舉三例，可略見一斑。

《說文》有“斝”字，雲：“從吅，從鬥、冂，象形，與爵同意。”《說文》說斝是與爵同類的酒器，至確，但許慎分解的三個部首，沒有一個能給人以象形的聯想。羅振玉最早從甲骨文中發現“斝”字的初文，認為《說文》“斝”字乃由此轉訛而來。此外，金文有一字與蔔辭之“斝”字形相近，後人誤認此字為“散”。他指齣，韓《詩》說飲器有散斝，而傳世禮器有斝散，因而推論“散”與“斝”應是一字。王先生贊同羅說，並再添四條證據：其一，清末貴族端方所藏古斯禁上陳設的酒器，有一爵、一觚、二觶、一角、一斝，而《儀禮?特牲饋食禮》記載酒器有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兩者在器的數量上盡管有差異，但斝與散之器名正好對應。其二，《禮書》言斝則不言散，言散則不言斝，可見兩者為同一物。其三，斝者，假也，大也，斝容量大，故常常用作盛鬱鬯用的灌尊。其四，《詩?邶風》“公言锡爵”，毛傳以散釋爵，經文原本當做“斝”，後訛為“散”，因不閤韻，故改為“爵”。羅、王二氏的論證，使以往文獻中的含混由此廓清，得到學界一緻認同。

文獻屢屢提及的酒器，有一種名為“兕觥”，如《詩?豳風?七月》：“稱彼兕觥，萬壽疆。”《詩?小雅?桑扈》：“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但在宋以來金石傢著錄的器物中沒有這一器種。王先生仔細辨認後發現，在被金石傢稱為“匜”的器群中，其實包含甲、乙兩類器組：甲類器形淺而大，有足而蓋，流狹而長；乙類器形稍小而深，或有足或足，但幾乎都有蓋，流侈而短。他提齣三條理由，判定不是同類器物：其一，甲類器都自銘“匜”，乙類器則沒有這種情況。其二，甲類器與盤配套使用，匜用於盛水沃手，盤放在下麵接棄水；乙類器的銘文多為“作父某寶尊彝”之類，屬於宗廟彝器，而非沃盥器。其三，甲類器既是用於沃盥，故須器蓋；乙類器屬於酒器，所以得有器蓋。他又提齣三條證據，確認乙類器就是兕觥：第一，乙類器絕大多有器蓋，蓋端作牛首形，蓋者當是齣土時失落。第二，《詩》雲“兕觥其觩”，“觩”,《說文》作“觓”，與《詩?朻木》（今作《樛木》）之“朻”音義相同，訓麯，乙類器器蓋前高後低，飲酒時酒不會外溢，器與蓋兩者皆觩然有麯意。第三，根據《五經異義》所述，兕觥是飲酒器中容量最大者，驗諸實物，該器的容量確實比斝還大。王先生通過以上嚴密論證， 成功地將兕觥從宋儒所定的“匜”中分離齣來，堪稱卓識。

歐陽修《集古錄》著錄的一件銅器自名為“盉”，而古文獻中並沒有稱為“盉”的禮器。《說文》“盉”字下雲：“盉，調味也。”“盉”用來調什麼味？學者自來說。王先生認為，“盉者，蓋和水於酒之器，所以節酒之厚薄者也。”根據《儀禮》記載，古人設酒尊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較為簡單的禮儀，隻設一個酒尊，內盛酒或醴，因設在堂上門戶的一側，故稱“側尊”；另一種是較為隆重的禮儀，門戶兩邊各設一尊，一尊盛酒醴，另一尊盛玄酒。玄酒就是水。為何要設水？鄭玄解釋說：“玄酒，新水也，雖今不用，猶設之，不忘古也。”賈公彥疏：“上古酒，今雖有酒，猶設之，是不忘古也。”上古尚未發明酒，故以水代酒。在酒發明之後猶設玄酒，意在教育後人不忘古昔。鄭、賈的解釋幾乎人懷疑。王國維先生從禮義上找答案，他說《儀禮》記載，賓主之間行獻酌之禮，都必須“卒爵”，就是將酒器中的酒喝乾。古代的酒爵很大，容量有多至幾升的，酒量小者勢必感到為難，“其必飲者，禮也。其能飲或不能飲者，量也”。在酒中兌水，就是最好的辦法：“先王不欲禮之不成，又不欲人以成禮為苦，故為之玄酒以節之。”齣土的盉，裏麵大多插有一把勺，證明其用處確實如《說文》所說，是“調味也”，用以調節酒味厚薄。王先生此說，不僅解決瞭這類禮器的定名，而且解決瞭《儀禮》中為何要設玄酒的問題。

五、邊疆史地研究

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列強湧入中國，各種名目的探險隊、考察隊進入中國西北邊地，如入人之境。而這一時期，山川效靈，地不愛寶，數地下文物齣土，被外國人劫掠走的難以估算。這種局麵強烈地刺激瞭中國學者的神經，因而研究邊疆史地成為熱點之一。早在1911年，先生即撰《鬍服考》、《鬼方昆夷狁考》，1919年作《九姓迴鶻可汗碑跋》、《九姓迴鶻可汗碑圖記》、《摩尼教流行中國考》、《西域井渠考》，其後又作《西鬍考》。到清華任教後又撰《〈元朝秘史〉地名索引》、《濛文〈元朝秘史〉跋》。1925年受聘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為國學研究院講《古史新證》、《尚書》、《儀禮》、《說文》，在經史、小學、金石等學科指導學生，同時轉入西北史地研究。1926年齣版《濛古史料四種校注》，發錶《〈耶律文正公年譜〉餘記》、《〈黑韃事略〉序》、《〈《聖武親徵錄》校注〉序》、《韃靼考》、《〈《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序》、《南宋人所傳濛古史料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金壕界考》等。

韃靼是古代中國北方的遊牧民族，與中原政權交往密切。作於唐武宗會昌二年（842）的李德裕的《會昌一品集》，即已記載韃靼事跡，但寫作“黑車子達怛”與“達怛”。新、舊《唐書》與《五代史》都有關於韃靼的記載。《新五代史》已有《達怛傳》。宋初太祖、太宗兩朝，韃靼曾三次入貢，後因西夏崛起，交通阻隔，與中原聯係絕少。《遼史?營衛誌》記載諸部族情況，《百官誌》記載屬國職名，都不再見有韃靼；本紀中三見“達旦”，但都去其偏旁，讀者不知所指。《金史》則絕韃靼蹤跡。《明史》的《韃靼傳》，但實際上是濛古傳，與韃靼關。在遼、金兩朝的三百餘年中，韃靼的曆史撲朔迷離，學界鮮有人措意。

1889年，俄國考古隊領隊雅德林采夫在今濛古國呼舒柴達木湖畔發現闕特勤碑，碑正麵及左右側刻突厥文，記述後突厥汗國創立者毗伽可汗與其弟闕特勤之事跡，其中提到“三十姓韃靼”與“九姓韃靼”，引起學者關注。碑的背麵為唐代玄宗親書的漢文，故推測此碑立於唐玄宗開元二十年（732）。

《遼史?聖宗紀》載，遼開泰元年（1012）正月“達旦國兵圍鎮州”，同書的《蕭圖玉傳》則說“開泰中，阻蔔復叛，圍圖玉於可敦城”。而《遼史?聖宗紀》與《地理誌》中的鎮州設在原先的可敦城。王先生指齣：“《紀》、《傳》所載地名既閤，年歲又同，自是一事。而一稱達旦，一稱阻蔔，是阻蔔即韃靼之證一。”再如，《續資治通鑒長編》載宋真宗鹹平六年（1003）七月，太妃領兵三萬，“西捍塔靼”；《遼史?聖宗紀》說遼統和十五年（997）三月，皇太妃獻西邊捷，九月，“蕭撻凜奏討阻蔔捷”；而《遼史?蕭撻凜傳》說夏人梗邊，軍中號令太妃並委撻凜，撻凜“因討阻蔔之未服者”。再次證明“西捍塔靼”是阻蔔，亦即韃靼。

《金史?夾榖清臣傳》載，“北阻叛”，右丞相襄奉命齣徵。同書內族《襄傳》說襄的支軍“為阻所圍”，襄突擊敵軍並大破之，“眾皆奔斡裏劄河，遣完顔安國追躡之”。而《元朝秘史》記載此事說：“大金因塔塔兒篾古真薛兀勒圖不從他命，教王京丞相領軍來剿捕，逆著浯泐劄河，將篾古真薛兀勒圖襲將來。”王先生指齣，“王京”是“完顔”的對音，《聖武親徵錄》、《元史?太祖紀》記載此事均作“丞相完顔襄”。浯泐劄河，即《金史》之斡裏劄河（今烏爾載河），可見二書記載此事完全符閤。而《金史》中的“阻”、《元朝秘史》稱為“塔塔兒”，與《遼史?蕭圖玉傳》中的“阻蔔”、《聖宗紀》作“達旦”者，前後一貫。“塔塔兒”是“韃靼”的對音，足見“唐、宋間之韃靼，在遼為阻蔔，在金為阻，在濛古之初為塔塔兒”。

關於韃靼的地理位置，日本學者箭內博士根據闕特勤碑突厥文兩次提到“三十姓韃靼”時，順序都在黠戛斯、骨利幹之後，契丹、白霫之前，據此推斷，黠戛斯在突厥西北，骨利幹又在其北，契丹、白霫都在突厥之東，則列於它們之間的三十姓韃靼，當在突厥東北，此方位與金、元時期的塔塔兒正好相閤。王先生贊同箭內博士之說，並將此三十姓韃靼稱為“東韃靼”。王先生發現《唐書?地理誌》引賈耽《入四夷道裏記》曆數迴鶻周圍山榖、車道、湖泊等，提到在迴鶻牙帳東南數百裏有“達旦泊”，他據此“疑以韃靼人所居得名。九姓韃靼所居，蓋當在此”，並且稱此部為“西韃靼”。

另有漠南韃靼，或稱陰山韃靼，見於文獻的時間比漠北三十姓韃靼及九姓韃靼晚。其原因何在？王先生說，唐會昌初年，迴鶻被黠戛斯攻破後，其一部南遷到中國近塞。《會昌一品集》所記近塞蕃族，沒有韃靼。唐鹹通九年（868），韃靼跟從蔚州刺史硃邪赤心討伐龐勛，證明此時韃靼已居於蔚州近塞，時間約在唐會昌（841—846）與鹹通（860—873）之間。陰山韃靼當是漠北韃靼南下的一支，三十姓韃靼與九姓韃靼都有可能。《會昌一品集》所記三十姓韃靼中的黑車子達怛，在唐末已南徙幽州近塞，其鄰部的達怛同時南徙並州近塞。此外，迴鶻被攻破後，九姓韃靼相率南徙。如此，《新五代史》、《續通鑒長編》、《遼史》等所記阻蔔的分布區域，與此三部韃靼正相當。

唐、宋的韃靼之名，為何到遼、金時期變成瞭阻蔔、阻？他說，“阻蔔”或“阻”，是“韃靼”二字有意的倒誤。證據有兩條：《北盟會編》引《亡遼錄》等文獻可知，遼、金時有韃靼，而且不諱言，其《國史》、《實錄》亦當如此。而《遼史》、《金史》二史之，是因為濛古人諱言韃靼。濛古人原本就不是韃靼，而漢人與南人好以韃靼稱呼之，這令濛古人感到不悅。到瞭元末，連修史的漢臣已不知韃靼與濛古的區彆。此外。遼、金史料中所記韃靼之事，不是朝貢就是寇叛，史臣誤以為濛古之先朝曾經嚮遼、金進貢，顧慮有損於國傢體麵，所以諱之尤深。在濛古強盛時，《元朝秘史》、《聖武親徵錄》都記載太祖受金官職之事，而《宋史》、《遼史》、《金史》撰作於元順帝之世，濛古勢力已經衰落，所以開始忌諱史書中的某些文字。例如，《續資治通鑒長編》於宋太祖乾德四年（966）、開寶二年（969）、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都記載韃靼入貢之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也有類似記載。《宋史》諸本紀，於外國朝貢一不書，唯獨不見太祖、太宗朝韃靼入貢之事。王明清《揮麈前錄》引《使高昌記》，“韃靼”共有六處，《宋史?高昌傳》全錄其文，唯獨刪去有韃靼字之處。王先生認為，如此之類，“非元人修史時有意刪去‘韃靼’字不可”。遼、金史料提及韃靼之處極多，史臣刪不勝刪，故“省其偏旁作‘達旦’字”。

最初記載韃靼史事的《會昌一品集》與《冊府元龜》等都寫作“達怛”。新、舊《五代史》與《夢溪筆談》寫作“達靼”。南宋人所撰書刊乃寫作“韃靼”。北宋的韻書、字書當中還沒有“韃”字。加革旁之“韃”當是因“靼”字而誤。遼、金史料已有寫作“韃靼”的。“達靼”之倒文作“怛達”，或作“靼韃”。“怛”與“阻”字形近，遼、金史料中已有少數將“怛”誤作“阻”的現象齣現，或者將“怛達”省作“阻蔔”的。史臣乃將錯就錯，將史料中的不誤者盡行改動，以避一時之忌諱。

清代乾嘉學派善於從同詞異寫的現象中歸納和解決問題，典型的是錢大昕的“上古輕音”說。由本節的介紹可知，這種研究方法在先生手上得到瞭淋灕盡緻的發揮，令人嘆為觀止。毋庸置疑，王先生的邊疆史地研究同樣具有開創的意義，足稱典範。

六、“共三光而永光”的學術精神

正當王先生的事業如日中天之時，他卻義反顧地訣彆瞭這個世界。1927年 6月2日上午，先生於頤和園昆明湖魚藻軒自沉，舉世震悼！

王先生的死因，或說是為瞭殉清，或說是由於與羅振玉的恩怨，孰是孰非，已法對證。先生的遺書雲：“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再辱！”先生不願道破自沉的原因，必有其緣由。後人所要做的，不是強作解人，徒滋紛爭，擾亂逝者的清靜，而是繼承其精神遺産，將他的未竟之業推嚮前進，這纔符閤先生的期待。

1928年6月3日，是王先生逝世周年忌日，清華師生立《海寜王靜安先生紀念碑》，碑文由陳寅恪先生親自撰寫。王先生之學，融匯中西,博大精深，據不完全統計，計有著譯六十二種,批校之書一百九十餘種，領域之寬廣，研究之精深，人可以企及。但是，陳先生並未曆數其作品，因為“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任何一位學者都力窮盡天下之學，所論所作不可能都是終極真理，所謂“前修未密，後齣轉精”，乃是普遍規律。陳先生最推崇的，乃是王先生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是王先生人生理念的核心之所聚，也是他得以成為學術巨匠的真正原因。陳先生雲，王先生這一獻身真理的精神，將“曆韆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王先生是真正的有大格局的學者，他的一生，沒有一刻不在追求真知。在他看來，“學中西，亦古今”，他將希臘哲學與中國美學打通，熔為一爐。他將西方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與乾嘉考據學嫁接，創為“二重證據法”，並嫻熟地運用於新生的中國考古學。他的目光一旦投嚮某個領域，這一領域隨即熠熠生輝。他不斷將目光投嚮新的領域，為後學開闢一個又一個嶄新的學科。

他是真正的境界高遠的學者，他痛恨當時學界“風會否塞，習尚荒落”的衰敗景象，以及不學術之風，“京師號學問淵藪，而通達誠篤之舊學傢，屈十指以計之，不能滿也。其治西學者，不過為羔雁禽犢之資，其能貫串精博，終身以之如舊學傢者，更難舉其一二” （《〈國學叢刊〉序》）。因而他以繼承中華本位文化為己任，治學之刻苦，罕有其匹。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提齣的治學的三個境界說，與其說是一種美學理論，倒不如說是先生的自我寫照來得更為貼切與生動。

他是真正的民族文化救亡者，在山河飄零、神州陸沉的歲月，他在學術領域全麵捍衛民族文化的尊嚴。他鄙視“大道多歧，小雅盡廢。番番良士，劣免儒硎。莘莘胄子，翻從城闕。或乃捨我熊掌，食彼馬肝。土苴百王，秕糠三王”的全盤西化之士，堅信“先民有作，同驚風雨之晨。來者多方，終冀昌明之日”（《〈國學叢刊〉序》（代羅叔言參事））。他的《殷周製度論》，暗含著他的理想國的影子。

王先生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術大師，猶如聳入雲霄的高山，令人至今不敢望其項背。論怎樣的贊美詞，用在他的身上，都會顯得蒼白與卑微。筆者書此，謹用以上數語，略錶對王先生的崇敬之情於萬一，“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不知讀者諸君以為然否？

彭林於清華大學荷清苑寓所

2014年6月18日清晨

王國維，1877年12年3日生於浙江海寜，字靜安，一字伯隅，晚號觀堂，中國近代學術的開拓者，20世紀獨步史壇的巨擘。其學淹博，幾涯略，舉凡甲骨金文、鍾鼎彝器、齊魯封泥、漢魏碑刻、流沙墜簡、敦煌寫經、西北史地、宋元戲麯、版本目錄、典籍校勘等領域，不卓有建樹，令人至今不敢望其項背。其所創立的以“紙上之材料”與“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證的“二重證據法”，堪稱史學研究之革命，至今為學界遵奉。1927年6月2日，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

編者簡介

彭林，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博導，中國禮學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專傢委員會委員，炎黃文化研究會理事，北京師範大學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學術研究部主任，京都大學、香港城市大學、中正大學客座教授，巴黎人文之傢、颱灣“中研院”文哲所等單位訪問學者。著有《周禮主體思想與成書年代研究》、《中國禮學在古代朝鮮的播遷》、《中華傳統禮儀概要》、《文物精品與文化中國》、《三禮研究入門》等。曾獲寶鋼優秀教師奬、北京高校教學名師奬、清華大學首屆“十佳教師”等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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