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晚清、北洋時期到南京國民政府，不管是政局抑或時代潮流，其變化都可說是翻天覆地。杜亞泉身曆其中，個人命運隨著這“互起互伏，波波相續”的“過渡時代”而沉浮，也在觀察與思考著這過渡時代，同時構想著未來。正如蔡元培所描述的，杜亞泉雖專攻數理，頭腦較冷，卻始終不肯以數理自域，常好根據哲理以指導個人，改良社會。參見蔡元培：《書杜亞泉先生遺事》，見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六），360頁，北京，中華書局，1984。杜氏活躍於清末至五四的言論界，影響很大。但在很多年中均處於“失語”狀態，“不但他的生平和功業很少人提及，就連他的名字也似乎湮沒無聞瞭”

王元化：《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見田建業等編：《杜亞泉文選》，2～3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齣版社，1993。1993年，王元化先生在讀到杜亞泉的資料時感嘆“讀得越多，就越感到杜未被當時以至後代所理解，更未被注意”（《王元化集》，第8捲，《日記》，193頁，1993年8月4日，武漢，湖北教育齣版社，2007）。正是“失語”的最好詮釋。。上世紀90年代後，思想界逐漸注意到杜氏之言行。不過，杜氏言行與時代風氣互動互競的一麵仍值得我們進一步關注。

一

杜亞泉，1873年生於浙江紹興府山陰縣傖塘鄉，原名煒孫，字鞦帆，自號亞泉，後以號行。他曾對蔡元培解釋“亞泉”二字之含義：“亞泉者，‘氬綫’之省寫，氬為空氣中最冷淡之原素，綫則在幾何上為無麵無體之形式。我以此自名，錶示我為冷淡而不體麵之人而已。”

蔡元培：《書杜亞泉先生遺事》，見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六），360頁。

杜亞泉自幼刻苦，青少年時曾勤於科舉，治帖括、訓詁。在有清一代，紹興山陰縣科舉之風濃厚。杜姓為山陰望族，祖上屢有舉人、進士齣身者。杜亞泉的父親杜锡三曾非常希望其科舉入仕，光耀門楣。事實上，杜亞泉幼時對於舉業也確實能“恒自奮勉”。我們不應因為後來杜氏不再參加科舉，而忽略瞭他曾追隨科舉的讀書脈絡。

後來與杜亞泉共事的鬍愈之便說杜“先生無意科名，幼年專攻數理化博物”（鬍愈之：《追悼杜亞泉先生》，見許紀霖、田建業編：《一溪集：杜亞泉的生平與思想》，9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杜亞泉之子杜其在也迴憶說其父在變法圖強熱潮的影響下，“毅然拋棄科舉學業，改學西方科學技術”（杜其在：《迴憶我的父親杜亞泉》，見許紀霖、田建業編：《一溪集：杜亞泉的生平與思想》，42頁）。

蔡元培後來這樣記錄杜亞泉這一時期的學術轉變：

光緒己醜，年十八，入舊山陰縣泮，次年娶薛夫人。謂鄉居見弇陋，晉郡城，從何君桐侯受業，緻力清初大傢之文，上追天崇隆萬。辛卯應鄉試，報罷迴鄉，覺帖括非學效，從叔山佳治訓詁，羅緻許氏學諸傢書。……甲午春，肄業省垣崇文書院，鞦試後仍迴鄉。蔡元培：《杜亞泉傳》，見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七），168頁。

當時讀書人在考中秀纔之前，一般都是學“製藝”，如長杜亞泉五歲的同鄉蔡元培“十二歲而學為製藝，汩沒者六七年”，在十七歲考中秀纔後“乃遷於詞章”

蔡元培：《剡山二戴兩書院學約》，見高叔平編：《蔡元培全集》（一），96頁。。稍後，杜亞泉第一次鄉試落榜，乃跟隨族叔杜山佳“治訓詁”。在清代科舉考試中，秀纔重文采，考舉人除重文采之外，同時需講求學問。此次鄉試落榜，杜亞泉大概意識到自己學問不足，“以帖括為不足業”。於是跟隨族叔杜山佳治訓詁，“尤肆力於許氏之學，羅緻群書”

張梓生：《悼杜亞泉先生》，見許紀霖、田建業編：《一溪集：杜亞泉的生平與思想》，19頁。。從帖括到治訓詁考據的轉變，在參加完童生試成為秀纔的讀書人中普遍存在。如蔡元培中秀纔後先“遷於詞章”，兩年後“讀王伯申氏、段懋堂氏諸書，乃治故訓之學”

蔡元培：《剡山二戴兩書院學約》，見高叔平編：《蔡元培全集》（一），96頁。。又如與杜亞泉同一年齣生的梁啓超，也是在考中秀纔後先治帖括，治帖括一兩年後“始知有段、王訓詁之學，大好之，漸有棄帖括之誌”

梁啓超：《三十自述》，見《飲冰室閤集》文集之十一，16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本。。我們可以看到，杜亞泉上述治學的轉變，與同一時期的蔡、梁兩人類似，讀書、治學雖有變化，卻仍在傳統之內變。或可以說，在1895年之前，杜氏仍是一個科舉製下傳統的讀書人。

中日甲午戰爭，“喚起中國四韆年之大夢”梁啓超：《戊戌政變記》，見《飲冰室閤集》專集之一，1頁。。杜亞泉也是在次年鞦聽到戰耗後，“心知我國兵製之不足恃，而外患之將日益亟也”，“見熱心科名之士，輒憂喜狂遽，置國事若罔聞知，於是嘆考據詞章之汩人心性，而科舉之誤人身世也”

杜亞泉：《〈定性分析〉後記》。已收入本書。。至此，杜亞泉雖對考據詞章、科舉有所不滿，但似乎也並未毅然決然放棄科舉，而是再一次調整瞭治學方嚮，改治籌人術。

自阮元編撰《籌人傳》之後，天文曆算已為治考據者所關注。杜亞泉的業師杜山佳本治訓詁，但此時也在“治中算，習天元”張梓生：《悼杜亞泉先生》，見許紀霖、田建業編：《一溪集：杜亞泉的生平與思想》，19頁。，另一位與杜山佳為同科舉人的何壽章也“治籌人傢言”，並著有《圓錐麯綫論心》一捲

參見紹興縣修誌委員會輯：《紹興縣誌資料》，第1輯，《人物列傳》，3165頁，紹興縣修誌委員會，1939。。兩人都是光緒十九年（1893年）的舉人，均為杜亞泉所熟識，並一同應舉。他們當時同治中算，對杜亞泉治學方嚮的轉變當有直接的影響。事實上，最先指導杜氏治籌人術的也確實是曾指導他治訓詁的杜山佳。

另一方麵，杜亞泉這次治學的轉變也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關。在甲午前後，時代風氣已經大變，取士的標準已是鼓勵新舊學兼通。與杜亞泉相識的錢塘士子葉瀚後來迴憶，他在年輕時所讀多為西學，重西文、數理化、地理等，在其二十二歲（1884年）時，“新會潘學使衍桐為浙江學使，命題雲《〈海國圖誌〉糾謬》。閱生作，詫而奇纔，拔置第一。於是杭人士始知新學講求之有益，聞風而起者大有人矣”

葉瀚：《塊餘生自紀》上，見《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5輯，479頁，上海，復旦大學齣版社，1987。。這種風氣未必始於葉瀚，但學使命題的改變造成當時學風的改變，大緻屬實。幾年之後（1889年），另一位浙江士子汪康年應鄉試，以第三藝作騷體，不閤科場程式，依舊例應不取，卻因在次題《日月星辰係焉》中，能“以吸力解‘係’字，羅列最新天文傢言”，被主考官認為“新舊學均有根抵”,欲以首名取，終因犯規而以第六名中式。科場程式尚不熟，竟能以高名取，可知實以“新學”中式。

參見羅誌田：《科舉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見《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171頁，武漢，湖北人民齣版社，1999。

杜亞泉正是在這樣的風氣下“改為疇人術，由中法而西法，讀李善蘭、華蘅芳二氏書，時以習代數所得，與叔山佳之習天者相印證，如是者二年”

蔡元培：《杜亞泉傳》，見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七），168頁。。他在這兩年間研習數學精進迅速，到1898年時，學使按臨，考算學，他已是闔郡第一。精於數學後，又自修物理、化學及礦、植、動物諸科，並治哲學，通日語。他個人這一連串的治學轉變，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始於追隨科舉而變，從訓詁到籌人術，由籌人術到西方算學，再由西方算學進而接觸到整個西方文化，直至放棄科舉。杜亞泉後來也說直到戊戌政變發生，他纔“知國難將作，絕意仕進”

杜亞泉：《智識階級之團結》。已收入本書。。也正是在這時，他進入紹興中西學堂，開始以教書立身、用世。

二

甲午後兩年，何壽章與徐樹蘭在紹興辦中西學堂，聘杜亞泉為算學教習。這很可能是何壽章與杜山佳、杜亞泉熟識，瞭解杜亞泉在這兩年中算學精進。自此，他纔開始以算學聞名於紹興，並以算學謀生，在紹興古城中，成瞭一個新人物。在學堂中，杜亞泉結識瞭後來影響其人生軌跡的蔡元培。

1898年鼕，蔡元培受邀任中西學堂總理。杜亞泉始與蔡元培相識。蔡元培1884年十七歲時考取秀纔，1889年中舉人，次年成為貢士，1892年經殿試中進士，被點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得授職翰林院編修。他在甲午戰爭爆發後便開始接觸西學，同情維新，提倡新學。1898年九月受戊戌變法失敗的影響，返迴紹興，任職中西學堂。與杜亞泉相比，蔡元培顯然是一個全國性的人物，更能直接感受國傢層麵時局與時代風氣的轉變，且深受其影響。蔡元培迴到紹興，無疑影響瞭紹興小環境的變化，也深深地影響瞭杜亞泉。

在結識蔡元培後，杜亞泉與之來往密切，一起學日文、英文，共同編和韻記號。其中，中西學堂開設日語課程便是蔡元培的主張，並由他引進日語教師。因此杜氏纔有機會學習日語。在他們學習日語後，同讀“日文書籍及雜誌，間接的窺見世界新思潮”，都對傳統學說“不免有所懷疑”

蔡元培：《書杜亞泉先生遺事》，見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六），359～360頁。，思想逐漸趨同。

不僅如此，蔡元培還通過中西學堂，將紹興的精英集閤在一起，形成一種群體效應。蔡元培曾說當時教員中馬用锡、薛炳、馬章、杜亞泉、壽孝天等，在當時的紹興，“極一時之選”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經驗》，見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七），194～195頁。。這種群體氛圍的存在，當對杜亞泉有不小觸動。

在這樣的交往與氛圍中，杜亞泉的思想發生著不小的變化。到第二年，他曾嚮蔡元培提議“興一濛學會，集同誌數人，分編課程書。先於府城開一學堂，會中人為教習，並立師範生數人，教學生二十餘人，即以所編之書授之，藉以知其善否，隨時改定，俟部類略備，風氣漸開，乃推之鄉鎮”。對杜氏建議，徐樹蘭聽後“願任刻書之資”。當時設計的課程有：初學惟識字、故事、公理三門，附以體操之易者。第二界分讀經、閱史、輿圖、數學、格緻，皆由淺入深，大約以三年為限。當時擬編初學書，計劃由蔡元培任識字書、馬用锡任故事書、杜亞泉任公理書編撰。參見《蔡元培日記》（上），105頁，1899年二月十一日，北京，北京大學齣版社，2010。

組學會，開學堂，特彆是以濛學為名，正是當時的時代風氣，趨新士人多從事於此。當時蔡元培、杜亞泉的舊交葉瀚曾在上海創辦《濛學報》，在蔡元培、杜亞泉等閱讀的報刊中，《濛學報》便是較為固定的一種。正因蔡元培已將這一群體結閤在一起，故杜氏纔會有“集同誌數人，分編課程書”的提議。也因他與蔡在這一時期關係密切，思想趨同，故同被認為是“新派”，在“舊派”的反對下，一起離校。後來蔡元培迴憶當時學校中新舊之爭的情形：

每提齣一問題，先生與餘往往偏於革新方麵，教員中如馬湄蒓、何閬仙諸君亦多贊同，座中有一二傾嚮保守之教員不以為然。然我眾彼寡，反對者之意見，遂無由宣達。在全體學生視聽之間，不為少數舊學精深之教員稍留餘地，確為餘等之過失，而餘等竟未及注意也。卒以此等齟齬之積纍，緻受校董之警告，餘憤而辭職，先生亦不久離校矣。

蔡元培：《書杜亞泉先生遺事》，見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六），360頁。

遭“舊派”反對固然使杜亞泉失去瞭這一教席，但在當時趨新尊西的時風之下，被看做“新派”一員，也是一種身份上升的渠道，某種程度上取代瞭傳統通過科舉實現身份上升的方式。

可以說，從1898年與蔡元培相識到1904年入商務印書館之間的幾年中，蔡元培在杜亞泉事業中的地位，幾乎無人能及。在這幾年中，杜亞泉事業上每遇到睏難，往往首先想到嚮蔡元培谘詢，甚至求助。比如，杜亞泉於1902年受邀主持南潯潯溪公學，杜在赴任之前嚮蔡谘詢；在任上齣現學潮時，也嚮蔡求援，蔡從上海“特往南潯調停”。

參見《蔡元培日記》（上），196頁，1902年二月十四日；蔡元培：《書杜亞泉先生遺事》，見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六），360頁。杜亞泉要創辦事業時，也往往首先邀請蔡元培加入。如在創辦《普通學報》之前，事前先函商蔡元培，並“屬元培任經學門”

《蔡元培日記》（上），80頁，1901年七月二十九日。。

也正是通過蔡元培，杜亞泉得以結識活躍於上海文化界的張元濟等人，並於1904年由蔡元培介紹加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成立韆1902年，由張元濟推薦蔡元培兼任所長，僅數月，《蘇報》案發生，蔡即避地離開上海。1903年，張元濟正式任編譯所所長，所內主要分國文、英文、理化數學三部。“又依蔡孑民的推薦，聘他的同鄉人杜亞泉為理化數學部主任。”

章锡琛：《漫談商務印書館》，見《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107～108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如果說，紹興的算學教習仍是一個地方性人物，那加入商務印書館負責理化數學部，特彆是之後主政《東方雜誌》，則顯然已是一個全國性的文化人物。

三

清末數年，中國政治、社會變動極大，朝野空氣也隨之活泛。1905年清廷派載澤、端方等五大臣齣洋考察憲政。1906年宣布預備立憲，設立考察政治館，次年改建為憲政編查館，作為預備立憲的辦事機構。1908年宣布預備立憲以九年為限，同時頒布《欽定憲法大綱》二十三條。此後立憲的推進其實已相當快速，但仍未能趕上民間對憲政推行的期盼。當時民間士紳紛紛組社團，辦雜誌，進京請願，要求加快立憲。

時局也牽動著杜亞泉。事實上，他進商務印書館後，對時局非常關注，也熱心於社會事務。1907年，他與張元濟等創立浙江旅滬學會，被選為評議員；1908年參與江、浙兩省反對清政府嚮英商齣賣蘇滬及滬杭兩鐵路修築權的風潮，對於路事，極盡心力；在1909年浙江旅滬學會開會時，杜亞泉做題為“現值預備立憲時代當先研究憲政”的演說

參見《浙江旅滬學會開會紀事》，見《申報》，1909年3月29日第20版。。

這樣的時代風氣也影響到瞭商務印書館。1908年，時在日本考察的張元濟從報上看到清廷宣布預備立憲九年清單的報道，立刻寫信給商務印書館同人高鳳謙、陶葆霖、杜亞泉，希望國內同誌不要隨聲附和，“宜時時從高一層著想，以為國民之嚮導”，並建議立刻著手編譯政法書籍。

參見《張元濟緻高鳳謙、陶葆霖、杜亞泉》，見《張元濟全集》，第3捲，《書信》，133頁，1908年八月初五，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也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商務印書館對自己的齣版事業做瞭重大的調整，同時，對《東方雜誌》也進行相應改革。

《東方雜誌》創刊於1904年，原是一種選報性質的刊物，隻偶然發錶幾篇撰譯的文字。1908年七月以前的編者為徐珂。

參見章锡琛：《漫談商務印書館》，見《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111～112頁。或正因時局的轉變，選報不足以擔當“國民之嚮導”的責任，故從七月開始，《東方雜誌》改由更精通政法、熱心時事的孟森主編。但孟森擔任《東方雜誌》主編不到一年，便因當選江蘇省諮議局議員，無暇撰述，辭去主編。杜亞泉大緻從這時起，開始參與雜誌編輯。杜氏在數月前剛與孟森閤作箋釋《各省諮議局章程》和《議員選舉章程》，由杜亞泉接替孟森主掌《東方雜誌》閤情閤理。

杜亞泉於1909年初入主《東方雜誌》。到1910年4月，《東方雜誌》在第7捲第2期（1910年3月）刊齣《改良序例》，重申“代錶輿論，主持清議，對政府而盡其忠告，憫斯民而代為呼籲”的辦刊宗旨，並以各種新欄目配閤“憲政方新，世變益亟”的現狀。又一年後，更在第8捲第1期（1911年3月）宣示瞭“本社之大改良”，錶示隨著“國傢實行憲政之期日益迫近，社會上一切事物，皆有亟亟改進之觀”。《東方雜誌》也從內容到體例進行瞭較大的變動，以迴應“隨世運而俱進”的讀者。或可以說，杜亞泉時代的《東方雜誌》，就是與清末憲政偕行的。而他對清季新政的認知，卻比很多時人更深刻。

關於杜亞泉在辛亥前後對時局的洞察，可參見羅誌田：《五韆年的大變：杜亞泉看辛亥革命（代序）》，見杜亞泉等著，周月峰整理：《辛亥前十年中國政治通覽》，7～8頁，北京，中華書局，2012。在稍後，他又經曆辛亥革命與隨後的嘗試共和。正因他要隨時“為國民之嚮導”及“對政府而盡其忠告”，他的言論多有所為而發，有具體的針對，為我們留下瞭不少對“當前一境”的即時觀察及批評建議。

四

在杜亞泉任《東方雜誌》主編期間，曾用“傖父”或“高勞”筆名撰寫論文、雜感或譯著三百餘篇。在杜氏主持之下，《東方雜誌》成為當時國內銷量最大、最有影響的雜誌。章锡琛評價：“《東方雜誌》之有今日，君之力也。”鬍愈之亦坦言：“《東方雜誌》是在先生的懷抱中撫育長大的。”

章锡琛：《杜亞泉傳略》，見許紀霖、田建業編：《一溪集：杜亞泉的生平與思想》，16～17頁；鬍愈之：《追悼杜亞泉先生》，見許紀霖、田建業編：《一溪集：杜亞泉的生平與思想》，12頁。在這一時期，杜氏將主要精力集中於雜誌事，甚至在1917年時曾嚮張元濟建議將編譯所理化數學部委托其他人，自己專力主編雜誌。

參見《張元濟全集》，第6捲，《日記》，225頁，1917年7月2日，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但當時新文化運動漸起，時代風氣再次改變，杜亞泉漸漸因其不那麼激進的主張，成為一個“不新不舊”的“落伍者”。

民初在對嘗試共和挫敗的反思中，時人的關注點有一從政治熱到文化熱的轉嚮。但很快不滿漸生，從1913年開始，有一迷茫徘徊時期。此時，杜亞泉已開始對此前國人所追慕的“西方”政治有所反思，而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人多稱為“歐戰”）爆發之後，此種反思進而擴大到東西方文明全體，並使他捲入東西文明論爭之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中國是步步深入模仿西洋，大緻從堅船利炮到政治製度，再到西洋文化精神。正如杜亞泉所說：“近年以來，吾國人之羨慕西洋文明無所不至，自軍國大事以至日用細微，無不效法西洋，而於自國固有之文明，幾不復置意。”

杜亞泉：《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已收入本書。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使得很多時人對“歐洲文明之權威，大生疑念”平佚：《中西文明之評判》，載《東方雜誌》第15捲第6號（1918年6月15日），81頁。。如梁啓超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舉凡一切國傢社會之組織，皆將大異乎其前”，此後“新時代行將發生”

梁啓超：《歐戰蠡測》，見《飲冰室閤集》文集之十一，12頁。。陳獨秀認為受此次戰爭之洗禮，1916年以後歐洲的形勢、軍事、政治、學術、思想，“必有劇變，大異於前”

陳獨秀：《一九一六》，見陳獨秀著，任建樹編：《陳獨秀著作選編》（一），197、198頁，上海，上海人民齣版社，2009。。他們認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有瞭新潮流，不久後即會齣現一更新的世界，在這個新世界中，文化、政治、經濟等都是全新的。但對具體是怎樣一個新世界並不清楚，言人人殊。正是在這樣一個“新者之取捨猶有待於研求”的“混沌時期”

鬍政之：《世界新舊勢力奮鬥中之中國》，見王瑾、鬍玫編：《鬍政之文集》，87頁，天津，天津人民齣版社，2007。，杜亞泉有其自己的判斷，對“嚮所羨慕之西洋文明，已不勝其懷疑”，“對於固有文明，乃主張科學的刷新，並不主張頑固的保守；對於西洋文明，亦主張相當的吸收，惟不主張完全的仿效而已”。在杜氏看來，這比戊戌時代的“新”更新，是“現時代之新思想”

杜亞泉：《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新舊思想之摺衷》。已收入本書。。這種論調與時代流風格格不入，陳獨秀批評其對新潮流的判斷為“夢囈”，而羅傢倫攻擊《東方雜誌》“你說他舊嗎，他又像新；你說他新嗎，他實在不配”

陳獨秀：《質問〈東方雜誌〉記者——〈東方雜誌〉與復闢問題》，見陳獨秀著，任建樹編：《陳獨秀著作選編》（一），434頁。羅傢倫：《今日中國之雜誌界》，載《新潮》第1捲第4期（1919年4月1日），623頁。。其實，當時雙方都自認為代錶瞭“新”，順應瞭時代潮流，僅是對“新”與潮流的判斷不同。更可見當時的新舊遠比我們一般認知中的復雜。但因為五四前後，《新青年》一派的激進主張成為時代潮流，使杜亞泉顯得格格不入。這就急壞瞭商務印書館當局，竭力勸說杜氏不要再反駁，並要他改變立場，避免違反時代潮流。杜亞泉迫於情勢，隻得辭去《東方雜誌》主編職務，專管理化數學部事。

參見章锡琛：《漫談商務印書館》，見《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113頁。

1932年淞滬戰爭爆發，杜寓所與商務印書館俱被炮火焚毀，商務印書館被迫停業並解雇職工。杜亞泉率全傢迴鄉避難，變賣傢産，舉債為生。兩年後，患肋膜炎，至12月6日去世。病篤時無錢醫治，身後蕭然，幾於不剋棺斂。

杜亞泉在民初時曾說，在當時新舊交替的社會，不規則的風潮常陡然而起，大多數人陷於漂泊沉淪之域，汩沒於社會風潮之中，諸如“科舉停罷，八股專傢之老死牖下”，“法政速成，刑錢幕友之槁餓傢園”。他曾憂慮，就算自己“澄其智慮，寜其神氣”，臨此大變，能否僥幸逃脫劫運，仍未可知。參見杜亞泉：《論社會變動之趨勢與吾人處世之方針》。已收入本書。當時尚是1913年，其個人事業正可謂如日中天。但一語成讖，僅僅五六年之後，新文化運動之風潮陡然而起，他自己也如之前的八股專傢和刑錢幕友一般“汩沒於社會風潮之中”。

五

杜亞泉知識廣博，所撰文字，除數、理、化、動、植、礦外，自國際時事、經濟、政治以至哲學、教育、科學、語言、考古，靡不具備。他的論著，除教科參考書外，多散見各雜誌。單行者有《叔本華處世哲學》、《東西文化批評》、《人生哲學》、《博史》諸書。本捲輯取其中最具代錶性的思想論著一百五十餘篇（部），涵蓋杜氏對清末民初政治、社會、文化等方方麵麵的思考。

本書選取杜氏文稿，除記事與理、化文章不收外，盡可能多收、全收。以文章發錶時間先後排列，亦不另行分類。所收文稿均以發錶時的雜誌（書）原件為底本，其中屬明顯錯字，以〔〕內之字改正之；明顯脫字，以〈〉內之字補之。雖多次校對，唯學識所限，自知錯誤仍多，尚祈讀者正之。

杜亞泉（1873—1933），浙江紹興人，原名煒孫，字鞦帆，號亞泉，筆名傖父、高勞。早年肄業於浙江崇文書院。曾任紹興中西學堂教習，創辦亞泉學館，齣版《亞泉雜誌》等。1904年入商務印書館任編譯所理化數學部主任。1909年起任《東方雜誌》編輯，繼而掌其筆政，前後凡十一年。新文化運動時期提倡中西調和，於1920年迫於情勢辭去《東方雜誌》主編職務。1933年病逝。論著多散見於當時報刊，單行本有《人生哲學》、《博史》等。

編者簡介

周月峰，1979年生，浙江海寜人。浙江大學曆史係本科、碩士，北京大學曆史係博士。現為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講師。主要研究領域為清末至五四時期的思想、文化與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