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本书所辑共十四篇文章，写作时间跨越了我的整个学习年代。在这期间我完成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的学习过程。书中有些篇章取自各个阶段的学位论文，其中《中国农村小说中的民间世界》是我写的第一篇评论，原是受到陈思和老师的民间理论影响，在山东大学写成的本科毕业论文。此后到上海，跟随陈老师，在复旦大学读书五年，《〈叔叔的故事〉与小说的艺术》即是在此期间所作的硕士论文。自2000年秋天赴美，就学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至2005年，在王德威老师指导下，完成有关现代中国青春想象的博士论文。本书开头的三篇论文，即近几年我对博士论文有关章节的中文改写。先后受业于陈思和、王德威两位老师，是我学习年代最为幸运的际遇。离家来到更为广阔的世界，有他们的关怀和引导，使我能够养育对人文的信念，种植自己的理想，在阅历中保持对文学的初心不变。

我读过一篇科幻小说，设想人类与外星文明的区别，在于知识的承传方式有根本不同，外星生物通过遗传，天然地传递给下一代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无需学习就从童年进入成年，而唯有人类，需通过漫长的后天学习，靠老师指导来完成个体成长。这种想象借助宇宙尺度上的瑰丽语言，来说明人与所有其他生物的区别，实是因为人文的要义在于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每一个人来到世界上，跟从老师修习技艺，培育自我，由此诞生各个不同的独特个体，文化也由此在延续和变化中永远是活的。对于个体而言，成长的美好，因为是学习的年代。本书有幸收入两位老师合作主持的“薪传”丛书，给我以一个机会，在此印刻作者的学习年代，并向我的老师们致敬。

书的题目《批评与想象》，原是陈思和老师最早一本自编论文集的拟题，原书编于九十年代初，后来未出，陈老师的文章另收《笔走龙蛇》等编年文集。大约五六年前，最初起意编辑我的第一本论文集时，有一次在越洋电话中，我大胆向陈老师要来这个书名。我钟情于这个题目，因为其中包含着我所理解的作为文学研究者的基本工作伦理。这个伦理是美的，批评与想象本是一体，互为生命。我相信文学研究本是富有乌托邦性质的工作，因为对所有可能与不可能的理解，使它具备打开视界、滋养理想的潜力，同时也因此而对文本内外的世界保持批评的可能。从热爱文学，到研究文学，我深知其过程中需时时警惕的最大挑战，实是会被没有生气的道理、教条和规矩所约束，而学习者自以为趋于深奥，却既丧失批评，也泯灭想象，为外力所驱使，而遗失初心。批评与想象是建立在自我体验之上的表达，它使文学与自己不会互相遗失，这其中也生长出对于私人以及公共生活的职责。这个题目所蕴含的意义，使我从工作中感到欢欣。

本书第一辑“青春想象”收有六篇论文，主题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青春与成长，这本来是我博士论文的主题，但我最早涉及这个内容，却是在复旦读书时给《上海文学》写的一篇评论，即这一辑所收的最后一篇文章《终止焦虑与长大成人》。当时批评的对象，是九十年代末崭露头角的所谓七〇后作家。我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自己成长的印迹，也促使我思考我们“这一代”的共同问题，即在一种看似没有冲突的社会环境中，成长（或对成长的表现）中缺失与社会对抗的焦虑，但其实这种快乐的形象背后，有着社会机制对成长的控制。在与所谓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的对比中，我尝试指出终止焦虑的成长可能伴随着退却和妥协，我们的无忧无虑，包括“上海宝贝”式的貌似纯粹个体性、却不能持久的反叛姿态，或许意味着我们受到更加强大、无空不入的制约。所以我提出“被动成长”这样一个概念，其实对同代作家在想象力方面的困乏持有反省的态度。

写这篇文章时，我已经做好出国准备，到了美国后，也想延续这个思路继续做下去。王德威老师建议我把视野放宽，将青春叙事和成长主题放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框架中来考察，这最终使我得以使自己的困惑、或自己这一代的问题，延展成为一个文化题目。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那几年里，我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中国现代青春话语方面，并学习西方文化中的青春史和成长小说的理论。我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即“青春”在现代中国文化中是一个被不断塑造的象喻，它被赋予各种政治和文化意义。现代文化既通过青春的能量来引领时代，但也同时使青春以及青年不断受到规训。这一想法，后来在一篇概述性的论文，即本书第一篇《现代中国的青春想象》中得到表达。此后随着博士论文继续修改成书，这项关于青春的研究仍在进行中。需要说明的是，博士论文关注的是青春话语与文学表现，但我对这个题目的兴趣，也使我后来在尝试做电影文化研究时有意识地从青春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本辑收入的两篇电影研究论文，分别关于第五代和第六代电影作品中的个人意识和自我塑造，思考的重心仍在成长过程中主体建构与国家想象之间的关系。

本书第二辑的八篇文章，均是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评论，按照所评论作家的年代排序，第一篇《浮世悲欢，此中有人》恰好写的是张爱玲。我会进入文学研究者的生活，最初是因为陈思和老师在我入读研究生之前，就鼓励我写一本张爱玲传，当时的原因是我自己也在写小说，并自认为是“张迷”。那段时间勉力完成的《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在我自己的心目中，犹如一部借他人生活而写的成长小说，其中所得所失，都近乎于刻骨铭心。去年，王德威老师为夏志清先生九十华诞编辑一部论文集，嘱我写关于张爱玲的章节。我写了这篇文章，现在放在第二辑的开头，也算是对自己学术生活的开始，做一个小小的纪念。

第二辑接下来的四篇文章，都是在复旦读书时的习作。当时写批评文字，大体在模仿阶段，所以这几篇的风格和文辞，各有不同，却或多或少都包含着我从周围师长那里学习的心得。这一组文章里，《理解朱文》这一篇，对我有较多的特别意义，原因在于，朱文是我自己尝试独立去评价的第一个作家。从朱文的小说中，我对九十年代中国的精神状况有了一个形象的文学认识，即“延宕”。他描写的那种看起来无聊的生活，其实犹如他自己描写的一个意象，是被捆住手脚的青年，他在无所作为的日常生活中，总是有所期待，却丧失了行动的能力。那种没有目的的旅行和爱情，或许最为直观地体现出一个时代的荒芜景象。这篇文章受到当时《上海文学》主编蔡翔老师的鼓励，很快发表出来。那时我还想接着写一篇 《论延宕》，想要对九十年代的精神状况再作探讨，但终于因为准备不足而作罢。关于李冯的文章《文本的宿命》算是当时努力的一点记录，因为在李冯寄生于其他文本的写作中，我看到的也是一种被时代框定的不自由。

这一辑最后三篇是今年的新作，写的是三位当代科幻作家：刘慈欣、韩松和王晋康——我称他们为中国当代科幻的the big three（三巨头）。阅读当代科幻，最初是由于师兄严锋的推荐，但真正是一读之下，欲罢不能。我会着迷于这个文类，乃至于进而写作关于科幻的批评文章，除了科幻带来的巨大享受之外，也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为向来注重写实的中国现代文学开拓出一个真正意义的新天地。关于宇宙和未来的畅想，充满着瑰丽奇诡的情节，然而这一切又都离现实那么近。这种奇异的对应，或许揭示出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裹挟着国家、个人、世界乃至宇宙和未来的种种元素，在打开多种可能性的同时，建立起对“现在”的乌托邦或者恶托邦的叙事。

第二辑的标题是“文学经验”，这个看起来很普通、不起眼的词汇，其实借自我所喜欢的美国批评家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的一本书名：The Experience of Literature。特里林曾是我所读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教授，是二十世纪最有独立思想的批评家之一，他终生都在努力成为主流社会文化的“对立自我”，即作为文化的传承者，但同时也是它的批判者。我在通过博士大考之后的那年寒假里，几乎通读了特里林全部的著作。今天读文学的人可能很多都不知道特里林这个名字了，但他却成为我读书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引路人。有四五年的时间里，我反复重读他的作品，也曾为他写作一篇数万字的思想评传——那几年里，也正是我逐渐对“批评”和“文学”开始产生新理解的岁月。这里从我所写的特里林传中引一段话，或许可借以说明我心目中的一种理想的批评：

“对于一等智力的检验是看他有没有能力同时在头脑中持有两种相反的观念，而同时依然能够保持行动的能力。”特里林在霍桑、麦尔维尔、詹姆斯等美国作家身上看到了这种文化英雄的身影——我相信这也正是他理想中的自我形象——这些作家的复杂、暧昧、深邃而优美的作品，使特里林对于文学的道德与表现力量充满信心。对他来说，文学包含着自我与世界的多样复杂关系的总和，文学经验的丰富、暧昧与复杂，使之成为政治思维的抽象性、目的性和片面性的反面。

那些年里，孜孜不倦地反复阅读十四卷本的特里林文集，在他文字中，我感到批评与想象的完美平衡。另一方面，特里林所代表的“纽约知识分子”传统——那一种诞生于现代主义文学经验、对政治参与和文化建构采取乐观而复杂态度的知识分子传统——虽然在当代或许早已烟消云散了，却是我心目中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宋明炜 1972年12月出生于山东济南，曾先后就读于山东大学、复旦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2005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任教于美国卫斯理学院。专业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近年来的研究兴趣集中在科幻小说、成长小说、现代思想和文学中的青春论述。著有传记《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1996年)、随笔集《德尔莫的礼物：纽约笔记本》(2007年)、《普利茅斯的冬日花朵：新英格兰记》(2012年)及英文专著Young China：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Bildungsroman，1900-1959(即出)，为香港Renditions杂志主编过中国科幻小说的英文译本Chinese Science Fiction： Late Qing and the Contemporary(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