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平：革命時期的“很黃很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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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書荒唐，愚蠢的禁書者更荒唐。

小學五六年級的時候，中國正處於文革的末期，雖然我那時對世事尚在似懂非懂的時代，但已然對沒書可看的現實深感不滿。父母都是工學教授，傢裏的書架上除瞭工程專業書籍、外語詞典之外就沒彆的東西。母親說傢裏原有一些小說，文革開始後父親怕留著這些書惹事，一把火全燒瞭。親戚朋友傢裏的情況也差不太多，父母的親戚都是清一色的理工科齣身，對我來說，他們書架上能找到的最有意思的書就是舊版的《十萬個為什麼》，那裏邊的不少“為什麼”我至今還耳熟能詳。

正經書都找不到，性讀物就更是天方夜譚裏纔會齣現的美事兒瞭，像這種找資料居然會碰上個“很黃很暴力”的窗口的美事，是連做夢也夢不到的。那時候《少女之心》已經在社會上流傳開來，不過我當時是個好學生，無緣跟這種“壞書”碰麵。說起來校園裏長大的孩子，壞到底也有限，那時候我班上最壞的孩子也不過上課說說話，偶爾打打架，看黃書的膽子其實誰都沒有。不過沒賊膽有賊心，放學路上閑聊吹牛侃黃書的膽子是人人都有的，於是知道世界上除瞭馬恩全集雄文四捲之外，還有一本叫做《金瓶梅》的好書，那裏邊寫的都是我們想知道又不敢問的事情。不過那會兒無論吃東西穿衣服住房子都是按官階大小安排好瞭的，看黃書的權利也是照著烏紗帽的大小定的。像《金瓶梅》這樣誨淫誨盜的大毒草，隻有省軍級以上的烏紗帽纔有資格受汙染，連我們的父母都還純潔得白璧無瑕，我們這些祖國的花朵自然更是無緣沾染瞭。誰都沒看過的書便是天下最黃的書，所以談起《金瓶梅》，雖然沒有一個人能說上一個細節來，但大傢都是擠眉弄眼一副羨慕不已的錶情。比《金瓶梅》差一點的，還有一本《苦菜花》也是大傢津津樂道的。這書文革中成瞭大毒草，但原來是一本革命讀物，所以頗有一些細節在毛孩子們中間口耳相傳，什麼日本鬼子把村姑綁在門闆上輪奸，什麼日本軍官把老太太屁股打腫瞭再強奸滿足變態心理，自稱看過的孩子往往把這些細節講得眉飛色舞，像我這樣沒看過又不會撒謊的孩子就隻好俯首傾聽，一麵又嫉妒地猜測還不知道有多少美好情節被這小子藏起來瞭不肯說。沒人知道這書當初為什麼是革命的，也沒人知道這書後來為什麼是反革命的，唯一讓大傢有興趣的是這些跟革命和反革命都不搭界的“很黃很暴力”的段落。

那時候我父母每月給我一塊錢零花。今天聽起來不算什麼，那時候卻不是個小數，一個青年工人，那個時代最讓年輕人羨慕的職業，不過十八塊錢一個月；一本連環畫不過一毛幾分錢，一本長篇小說不過五六毛錢。那年代長篇小說總共也沒齣過幾本，所以能找到的書都被我買瞭來，《紅雨》、《新來的小石柱》、《較量》、《水下尖兵》、《虹南作戰史》、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等等。每天放學都去《新華書店》轉一圈，看見什麼買什麼，買瞭什麼看什麼。即使沒看過什麼真正的好書，這些書也還是讓我倒胃口。通常是一邊看一邊罵：“什麼破玩意，還不如看《十萬個為什麼》。”然而罵歸罵，看歸看。破玩意歸破玩意，到瞭沒書可看的時候，也隻好拿來對付。

我的讀書命運的轉摺發生在小學六年級的時候。那一年，隔壁搬來一傢新鄰居。那傢的孩子叫地龍，一個大我一歲、下巴尖得齣奇的男孩子。地龍好像有一條不為人知的地下時間隧道，床頭案上總能神秘莫測地齣現一些文革前齣版的真正的好書，比如，《傢》、《北京人》、《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等等。地龍沒有每月一塊錢的預算，所以很快我就跟他做成瞭一筆交易，他從我這兒藉我買的新書，我從他那兒藉不花錢的舊書。迴想起來，地龍藉給我的書遠比我藉給他的書多，不過那時候的孩子還沒什麼商品觀念，不過是各自傾其所有，不互相瞞著藏著就是瞭。那一年的感覺，真如久旱逢甘霖，常常讀得廢寢忘食。母親叫吃飯，要叫幾遍纔答應，飯碗一丟下就又捧上瞭書本，母親說這對腸胃不好我還跟她犟嘴，氣得母親威脅說要把我的書全沒收掉。

革命時期的“很黃很暴力”便是在這時候碰上的。

那天我像往常一樣去地龍傢還書，順便問瞭一句：“有什麼新書沒有？”

“沒有。”地龍一邊說，一邊兩眼往枕頭上瞟。他那時坐在床邊，正趴在桌子上寫作業。

“我瞅瞅你寫什麼呢？”我一邊說，一邊往桌邊蹭，然後冷不丁掀開枕頭，把那本淺色封皮、已經被翻捲瞭邊的書搶在瞭手裏，快步抽身退開。

“給我，給我！”地龍跳瞭起來，一邊試圖奪迴書，一邊用教訓的口吻說：“這是流氓書，小孩看瞭不好。”

“流氓書我看得多瞭，怎麼著？”我一邊躲開他，一邊吹牛說。

“那些算什麼？這本書是真流氓。”他還是不肯罷休。

聽瞭這句話，我知道這本書我非看不可瞭。於是我仗著個兒高，把書舉在空中，奪路而逃。

“掖好瞭，彆讓我爸看見！”地龍跟在後邊，又是著急又是不敢大聲。

直到跑迴傢，我纔有時間仔細看瞭一眼封麵，知道那書名字叫《飢餓的道路》，作者是巴西著名作傢喬治•亞馬多，鄭永慧翻譯，1954年平明齣版社齣版。

喬治•亞馬多，1912年8月齣生於巴西南部，童年時代是在一貧如洗、盜匪橫行的可可種植園區度過的。後來加入巴西共産黨，曾參加過武裝暴動，一度被流放到捷剋、蘇聯等地。他一生著述甚豐，到2001年去世時，僅長篇小說就寫瞭30多部。大概是跟他的早年生活和後來的信仰有關，他擅長描摹底層民眾痛苦壓抑的生存狀況，用一種近乎自然主義的筆觸刻畫常人不願意正視的變態現實，包括性生活現實，為此遭到過不少謾罵攻擊。因為《飢餓的道路》的緣故，我後來又看過不少他的小說，比如《加布裏埃拉》、《黃金果的土地》、《希望的騎士》，等等，基本上都是類似的主題，也大都包含著大篇幅的性描寫。要是藉用地龍的話來說，那就是亞馬多的書幾乎每本都“流氓”，不過看來看去，還是那本《飢餓的道路》，不僅是“真流氓”，而且是“最流氓”，用現在的青少年的話說，是“最黃最暴力”。

《飢餓的道路》屬於亞馬多早年的作品，描寫的是貧窮的巴西農業區的悲慘生活狀況。其中大篇幅的“流氓”段落不少，印象比較深的有飢民檢查站診所的醫生藉檢查身體的機會誘奸少女，還有土匪攻占縣城，強徵良傢婦女開裸體舞會，等等。大作傢通常不屑於寫暴力色情，小作傢往往寫不好色情。《飢餓的道路》屬於大作傢尚未成名的時候乾的小作傢勾當，屬於難得一見的很黃很暴力的上品。醫生誘奸那一段，少女的身體描摹得聲色俱全，誘奸的過程寫得絲絲入扣，而少女的感受，那種朦朧間屈辱而又期待的心態、第一次官能反應、第一次震顫，都寫得細緻入微而又恰到好處，暴露無遺卻又留下無窮想象的餘地。裸體舞會那一場，幾百人的暴力強奸場麵在亞馬多的大手筆下寫得繪聲繪色，淋灕盡緻，場麵的鋪排和男女人物的心態都照應得周周到到，十全十美。相比之下，如今網上那些所謂的色情文學，往往寫上3P，5P筆力就已經捉襟見肘，很快就淪落成點算抽送次數的乏味賬本。天纔與蠢材之間的差彆，即使是在最下流的場麵裏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飢餓的道路》算不上亞馬多的代錶作品，不僅評論傢很少提及，譯作也不多見。我齣國後尋找此書的英譯本，至今未能找到。如果不是亞馬多的黨員身份，大概無論如何也不會在五十年代初被翻譯成中文，我也就無緣得見瞭。看過此書以後，我對其他孩子吹牛的一切黃書都失去瞭興趣，嘴裏不言，心裏總是說：“切，你哪裏知道什麼叫黃書？”

《苦菜花》文革後齣瞭新版，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戰鬥洗禮，這本著名的黃書已經被洗成瞭“潔本”，當年小毛孩子們吹牛的那些“很黃很暴力”的段落都杳如黃鶴，真假難考瞭。至於《金瓶梅》，這是我齣國後去圖書館找的第一本書，然而裏邊的性描寫呆闆單調，離“很黃很暴力”的高標準相去十萬八韆裏，讓我大失所望，這樣的省軍級待遇，不要也罷。

迴想五十年前，《金瓶梅》被當作淫書禁讀，比它“流氓”得多的《飢餓的道路》雖然“很黃很暴力”，卻作為革命書籍大行其道，不禁莞爾。

禁書荒唐，愚蠢的禁書者更荒唐。

張平 2007年12月6日初稿，2008年1月7日改定 於特拉維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