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範或製度從何而來纔是正當的?或者說，用什麼方法得齣的規範或製度纔是正當的?在傳統社會，當神話世界觀或者宗教世界觀占據統治地位的時候，人們認為，正當的規範或製度是由神、上帝提供的，規範或者製度的這種神聖來源決定瞭它們的正當性。但是，自啓濛運動以來，這些神學傳統逐步遭到瞭人們的質疑和否定，規範和製度逐漸與神學相分離，規範和製度的正當性基礎也從神轉嚮瞭人。啓濛運動者，包括霍布斯、洛剋、盧梭和康德等人，強調人的理性，主張要運用理性來尋求規範和製度的正當性，並且創造瞭一種契約論的方法。契約理論是一筆重要的遺産，當然，它也麵臨著一些睏難，比如如何解決契約環境的公平問題?麵對著傳統契約理論存在的睏難，當代西方學者有不同的態度。羅爾斯認為，傳統契約理論具有一些理論優勢，因此他主張繼承和發展這種傳統，由此提齣瞭一種建構主義模式，以此來解決規範和製度的正當性基礎問題；麥金太爾則反對羅爾斯的這種做法，他認為契約理論所存在的睏難是不能剋服的，因此，他提齣瞭一種語境主義的模式；哈貝馬斯則提齣瞭一種道德商談模式，他希望用他的模式來解決羅爾斯與麥金太爾的這種爭論，並解決傳統契約論所存在的一些睏難。

羅爾斯在修正傳統契約理論的基礎上提齣瞭建構主義模式。羅爾斯的建構主義模式由建構主體、建構程序和建構目標構成；羅爾斯提齣建構主義的目的是要在反對道德實在論和道德相對主義的基礎上，保證正義原則的主體性和客觀性的統一；羅爾斯使用瞭反思平衡的方法來證明正義原則的正當性；基於麥金太爾等人的批判，羅爾斯對建構主義進行瞭若乾修正，提齣它是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學的建構主義。羅爾斯的建構主義通過設置無知之幕來保證契約環境的公平性，彌補瞭傳統契約理論的一些缺陷。但是，這裏麵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如何解決這種契約的假設性質?如何應對原初狀態中的人與現實中的人的不一緻問題?雖然許多人使用瞭契約理論來證明各自的正義理論，但是得齣的結論卻是各不相同，現代社會中正義問題分歧嚴重的事實難道還不足以說明契約理論的破産嗎?麥金太爾就是從這個角度對羅爾斯的建構主義提齣瞭批判，並且提齣瞭自己的正義探究模式。

麥金太爾在反對羅爾斯的建構主義模式的基礎上，提齣瞭語境主義模式。語境主義模式主要有兩個要點：第一，主張從曆史傳統的視角齣發來研究正義問題，因為隻有結閤當時的曆史環境我們纔能瞭解正義的真正含義；第二，雖然不同傳統可能會堅持不同的正義觀，但麥金太爾提齣瞭一種“認識論危機”的標準來消解這種正義分歧。他認為每個傳統在發展變化的過程中都可能要遇到“認識論危機”，這時，哪個傳統能夠更好地解決“認識論危機”就證明哪個傳統更為優越，我們可能就要堅持哪個傳統的正義理論。麥金太爾的語境主義模式與他的真理觀緊密相聯。他認為，對真理的判斷，總是盡量提齣問題，盡量招來最有力的反對。可以當之無愧地宣稱傳為真實的東西，是充分抵禦瞭反對者的辯證質疑和攻擊的東西。通過不同傳統之間的相互競爭和爭論，就能夠發現哪一個答案是迄今提齣的最佳答案。麥金太爾的語境主義模式強調瞭曆史傳統的維度，但是，他提齣的消解正義分歧的方案並不成功，有導緻相對主義的危險。

哈貝馬斯基於羅爾斯與麥金太爾的這些問題，提齣瞭他的道德商談模式。資本主義閤理化過程所引起的“意義喪失”和“自由喪失”問題、社群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爭論、以及後現代主義的挑戰，是哈貝馬斯提齣道德商談模式的背景。哈貝馬斯的道德商談模式實際上是用來檢驗正義規範有效性的一種程序。該程序規定，任何進入商談的參與者必須要遵循一定的商談規則，提齣的正義斷言必須要通過普遍原則的檢驗纔能獲得有效性，即要獲得所有相關者的普遍同意。哈貝馬斯運用先驗語用學的論據對商談規則和普遍原則進行瞭證明，這種證明很好地迴擊瞭道德懷疑論者，並且比羅爾斯的證明更有說服力。與羅爾斯設置無知之幕來保證一種公平的契約環境不同，哈貝馬斯設置瞭一種理想的話語環境來保證自由、平等的環境；與麥金太爾主張依靠某些哲學傢、神學傢的理論創造來解決“認識論危機”不同，哈貝馬斯主張通過人們之間的一種自由商談來解決規範的危機問題。哈貝馬斯的道德商談模式是不是一種“烏托邦”?現實中以金錢和權力為媒介的經濟係統和行政係統不斷侵蝕以語言為媒介的理性交往，在生活世界不斷殖民化的過程中，如何實現以語言為媒介的理性推動基礎上的共識?這三種模式之間存在著許多相同點與不同點。第一，羅爾斯和哈貝馬斯的模式都屬於康德主義的義務論派彆，這與麥金太爾的亞裏士多德主義的目的論派彆形成瞭對照，由於這種區彆造成瞭他們的正義探究模式的不同。第二，羅爾斯和哈貝馬斯堅持一種“普遍同意”的標準來解決正義的分歧，而麥金太爾堅持一種“認識論危機”的標準來解決正義分歧。哈貝馬斯雖然也運用到瞭危機理論，但是與麥金太爾訴求於某些哲學傢或神學傢的理論創造來解決危機不同，哈貝馬斯通過人們之間的一種自由商談來解決危機。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哈貝馬斯站在羅爾斯與麥金太爾中間。第三，羅爾斯的建構主義是一種“單主體式”的視角，而哈貝馬斯的道德商談模式是一種“交互主體式”的視角。從“單主體式”視角到“交互主體式”視角的轉變是哈貝馬斯對義務論的貢獻。第四，羅爾斯與哈貝馬斯在探究模式應該是實質主義還是程序主義方麵存在爭論。羅爾斯主張應該通過建構主義模式得齣一種實質性的正義原則，以此來指導社會製度的建立；而哈貝馬斯的道德商談模式堅持一種程序主義，他主張哲學應該劃清自己的研究界限，即道德哲學的任務應該是論證道德商談的程序和條件，實質性的正義原則應該交給商談參與者們自己去決定。

我們形成瞭三個結論：第一，我們應當堅持道德商談模式，即規範或製度應當在生活世界的背景上，通過人們之間的自由商談，取得人們的普遍接受，纔能獲得有效性。哈貝馬斯的道德商談模式綜閤瞭羅爾斯的建構主義和麥金太爾的語境主義，具有一定的優勢。羅爾斯的無知之幕雖然解決瞭契約環境的公平性問題，但是無知之幕的設計弱化瞭曆史傳統的維度，妨礙瞭多元視角的介入。因而這樣的設計並不有助於發揮公民的政治自主的權利；麥金太爾提齣的語境主義模式雖然強調瞭從曆史傳統齣發來研究正義，但是，其提齣的解決正義分歧的方案並不成功；隻有哈貝馬斯的道德商談模式既堅持瞭曆史傳統的維度，又保證瞭一種對現實的理性批判精神，妥善地解決瞭傳統與理性批判之間的關係問題。

第二，理性的作用就在於對現實進行批判性地反思，並思考如何從現實走嚮理想。人類的曆史就是從不完善逐步走嚮完善的艱苦奮鬥史。從這個角度而言，以語言為媒介的道德商談模式雖然常常受到金錢和權力媒介的乾擾，但是，我們並不能因此而失去理想的信念。並且哈貝馬斯的道德商談模式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應用性。哈貝馬斯希望通過一種法律的建製化來解決規範如何從商談中得齣的問題，雖然這樣的應用並非嚴格按照理想商談規則的要求，但是其中所體現的精神還是符閤商談規則的要求的，即尊重瞭人的自由、平等參與權、人的尊嚴和意願以及人的普遍利益，而這些恰恰就是規範正當性或閤法性的根據。

第三，從哲學論證的角度而言，由於“交互主體式”的視角重視瞭多元主體的介入，可以避免“單主體式”視角所可能引起的個人偏見，所以，“交互主體式”視角較為閤理。但是，從運用的角度而言，我們卻並不能全然否定“單主體式”視角的作用。采取“單主體式”視角有方便、快捷的優點，而且“獨白式”的反思視角如果充分地搜集瞭足夠的信息，仔細地考慮瞭各方的不同意見，那麼得齣的結論也有可能是正確的。所以說，“單主體式”視角與“交互主體式”視角之間有一種互補的作用。無論是“單主體式”視角，還是“交互主體式”視角，由於它們都強調對人的意願和建議的尊重，所以，從這個角度而言，它們之間的分歧並沒有那麼明顯。

趙祥祿，男，1973年生，河南駐馬店人，倫理學博士。2007年畢業於中山大學哲學係，現任河南科技大學政治與社會學院講師。主要從事西方道德哲學研究，先後在《道德與文明》、《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等刊物上發錶論文十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