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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进入新世纪，在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也面临着进一步改革的要求。那么如何实现党的领导方式的改进、创新，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本书从多角度、多侧面地阐述了改进党的领导方式的若干问题。其中包括改进党的领导方式的动因、内容、途径、作用等，并以上海为例，重点论述了城市基层组织中的党建问题。
历史的回响：晚清社会变革与制度重塑 导言 晚清时期（1840-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剧变与阵痛的时代。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这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古老帝国，被迫走上了一条充满探索与挣扎的现代化转型之路。本书旨在深入剖析这一关键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政治生态、思想潮流以及制度演变，力求勾勒出一幅多维度、立体化的晚清图景。我们聚焦于传统王朝体制在面对西方冲击时的自我调适、抵抗与最终的瓦解，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的精英阶层的抉择与民众心态的变化。 第一部分：帝国的黄昏与外部冲击 第一章：鸦片战争的深层影响与“天朝体系”的动摇 本书首先回溯了鸦片战争（1840-1842年）的直接后果——《南京条约》的签订。然而，更重要的是探讨这场战争对中国传统“天朝上国”世界观的根本性动摇。通过对条约文本、官员奏折以及民间舆论的细致考察，揭示了中国精英阶层在认知上如何从最初的“夷务”心态，逐步转向对西方军事与技术实力的初步认识。我们分析了战后口岸的开埠如何成为社会结构松动的起点，商业资本与传统士绅阶层的关系如何开始微妙变化。 第二章：内忧：传统社会结构的裂痕与洪秀全的挑战 紧接着，本书将目光转向内部的危机。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不仅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更是一次对儒家正统秩序的彻底颠覆。我们详细考察了太平天国政权的组织结构、社会纲领（如《天朝田亩制度》），以及其对传统宗族、土地制度和性别观念的冲击。同时，分析了湘军、淮军等地方团练的兴起，如何标志着中央集权对地方军事资源的控制力减弱，为后来的权力分散埋下了伏笔。 第三部分：自强的迷思与洋务运动的实践 第三章：求富与求强：洋务运动的动机与实施 洋务运动（约1860s-1890s）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第一次大规模尝试。本书不再将洋务运动简单视为对西方的盲目模仿，而是将其置于清廷内部“中体西用”思想框架下进行审视。我们细致梳理了中央决策层（如恭亲王奕䜣、曾国藩、李鸿章）的战略考量，并分类考察了军工（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民用工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的建立过程。通过对企业管理模式、资本运作和人才培养的案例研究，探讨了官督商办体制的内在矛盾及其效率瓶颈。 第四章：文化壁垒与制度惰性 本章重点分析了洋务运动最终未能实现系统性变革的深层原因。我们探讨了儒家文化正统对“西学”的排斥心理，清廷官僚体系的因循守旧，以及地方势力（如督抚权力扩大）对中央政策推行的掣肘。甲午战争（1894-1895年）的惨败，被视为“中学为体”指导下的技术引进模式的彻底失败，迫使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开始反思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的改革是否足够。 第三部分：思想的激荡与政治的转向 第五章：康梁变法：理想主义的制度重构尝试 甲午战后的社会情绪催生了维新变法（百日维新，1898年）。本书详尽分析了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孔子改制考》）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的内在逻辑。我们对比了戊戌变法中涉及的教育改革（废八股、设新式学堂）、政治体制（裁冗官、设议会）和经济政策的激进内容。通过对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权力博弈的叙事，展现了守旧势力如何迅速且有效地扼杀了这一自上而下的结构性改革。 第六章：义和团风暴与列强干预的加剧 义和团运动（1900年）是民族主义爆发的又一形式。本书将义和团置于社会经济变动的背景下，考察其“扶清灭洋”口号下对传统信仰和地方秩序的重塑。随后，八国联军侵华与《辛丑条约》的签订，极大地削弱了清政府的财政独立性和主权完整。庚子之变成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它直接促使最高统治者认识到，即使是最保守的统治者也必须进行深层次的自救。 第四部分：末世的挣扎与革命的临近 第七章：清末新政：迟来的全面改革 义和团运动后的“清末新政”（1901年后）是清政府最后一次，也是最全面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尝试。本书详细考察了新政在教育、军事（裁撤旧军、编练新军）、司法和预备立宪等领域的具体措施。我们重点分析了“预备立宪”的复杂性：清廷意图通过仿行君主立宪来巩固皇权，但其对地方自治和民意代表权的限制，最终激发了立宪派（如梁启超）对“假立宪”的不满，促使他们转向革命阵营。 第八章：留学生群体的形成与革命思想的传播 新式学堂和海外留学的兴起，培养了一批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和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本章聚焦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分析其组织（兴中会、同盟会）的建立过程及其核心纲领——“三民主义”的形成。通过对比立宪派的改良路线与革命派的颠覆路线，展示了两种不同现代化路径在中国精英阶层中的竞争与分野。 结语：走向共和的必然性 本书最后总结，晚清的制度变迁是一系列被动反应的结果，缺乏统一的、连贯的顶层设计。从洋务运动的技术引进到清末新政的政治改革，每一次的深入都受到了传统文化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外部压力不断内化为内部危机，使得结构性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当清政府试图通过“皇族内阁”来垄断权力时，它彻底丧失了立宪派的信任，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扫清了最后的改良主义障碍。晚清的历史，是古老帝国在现代化浪潮中如何耗尽其所有政治资源、最终走向自我解体的深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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