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庆新弟的这部书，我读过初稿、二稿，也做过一点笔录。如今他要我写序，我遂整理笔记，写几句话，表示对他的祝贺和对他的专著的学术理解。
庆新这部专著的研讨对象和观点，以及史料的运用、行文的结构，我将之概述为：以翔实的资料，严密的结构，比较完整地论述明代海外贸易体制及其从传统制度向现代制度转型的某种趋势，对明代海外贸易史提出诸多原创性见解，成为富有学术价值的基础性专著。所说的创见，系指下列几个方面：
(1)明代海外贸易从传统的市舶司贸易向近代的海关贸易转化，实质是从朝贡贸易到商舶贸易的“变态”。这就是庆新在书中所说的：“明中叶国内外形势皆出现重大变化，朝贡贸易萎缩，‘弘治新例’出现，显示朝贡贸易体系正在走向崩溃，商舶贸易逐渐主导海外贸易。”
…(2)明代中后期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在广东方面产生“广中事例”，由广州“一元中心”变为澳门、广州“二元中心”。再变为广州国际间的定期集市贸易(就此庆新名其为“交易会”，我以它近似于“广交会”之称，有现代化之嫌，建议他斟酌更改，然未有妥善之概括，附说于此)。
(3)宦官掌管的提督市舶衙门的出现，与政府的市舶司呈对峙的局面。市舶司的历史受到学者关注，而发现提督市舶衙门的存在与影响，并且论证两者权力的消长和兴衰嬗变，庆新有其功矣。
(4)明代海外贸易附属于政治的性质特别鲜明，或者说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用庆新的话说是：“明前期统治集团把朝贡贸易纳入重建以大明帝国为中心，以海外诸国为藩属的国际外交体系之中，成为明朝‘怀柔远人’，‘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的政治手段，传统的官方海外贸易被赋予政治功能而发挥到极致。”这也实现他的写作初衷：“把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变化置于明朝政治外交与经济发展以及现代世界体系的宏观视野中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审视”，“挖掘制度变迁蕴藏的政治文化意义”。
(5)闽、粤海外贸易的各自特色的发现。两省在贸易管理上存在重大差别，广东方面允许外国商人上省交易，中国商人出洋往来；福建方面有“月港税制”，只准中国商人出海贸易，而不准外国商人前来通商。广东体制较为灵活，多为后来的清朝所继承，是海关制度的主要渊源。
(6)明代海外贸易出现转型趋势，有利于闽粤地区经济发展，为沿海平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和谋生途径，刺激并带动相关经济部门的发展进程。如珠江三角洲等地，农业商品化生产与海外市场联系日趋密切，部分手工业生产部门出现出口导向倾向；而朝贡贸易区域，民众受差役困扰。
庆新既然讨论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的变化，而且发现它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某种趋势，逻辑的思维必然引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是的，庆新特设专门章节进行研讨。他不同意“要不是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可以自主走出一条有别于欧洲的现代化之路’’的说法。他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系统范畴，需要一个综合的评估体系来考察，除了经济结构之外，还应该考虑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乃至文化结构，尤其是政治结构最为关键。明中叶以降，中国社会经济确实出现某些与传统不同的新经济因素，但社会的深层结构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动，政治领域更是铁板一块。所有制度调适与社会变迁，基本上属于费正清所说的“传统内的变革”。从世界范围看，16世纪以后正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启动之时，东西方对待海洋活动与商业贸易的态度和投入呈现出巨大差异。欧洲挟其社会变革先机，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资本主义：明朝仍然故步自封，拒绝完整意义上的对外开放与自由贸易，社会结构封闭，政治结构僵化，如何能够实现现代化!中国现代化是个绝大的课题，是学术界多年讨论不完的议题。庆新研究的是局部范围的专门史，原本可以不关照它，可是他要参加进去，发表自己的意见。这种学术参与的勇气和精神，令我佩服。学术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争鸣中求其接近于历史实际，或者说接近于真理，不参与，怎么去“接近”。人们常说“贵在参与”，我以为用到这里是贴切的。庆新，相信你一定会以史学的求真求实精神，以勤奋和智慧，继续参加学术问题的讨论。
庆新的书，令我不能满足的是明代海外贸易主客体的客体那一方的历史的交待。讲明代海外贸易，明朝中国是一方，或者说主体一方，与明朝贸易的海外诸国、诸地区为另一方，或者说客体一方，贸易是双方的，贸易史研究，需要对双方都有了解，才能臻于完善，以此要求庆新的书，就不无遗憾了。因为对明代海外贸易的东西洋“受众”缺乏相对充实的说明，对后来的大西洋贸易“伙伴”的解说也有限。我这样说，无异于苛求庆新。确实是苛求!因为不能要求一部著作，把什么事情都讲清楚，尤其是学术界还没有研究的事情，还缺少涉猎的领域，一个人哪里能够做得到，一个人哪里能在短期内做得到!是苛求，为什么还要讲?因为我们在涉外关系的史学研究中有两个弱点，一是中外历史不能同时研究，主要是缺乏世界史的知识，因而很难达到全面性和深入性；二是以我为中心的观念(传统的，然而也是现实的)，有时就不得不犯概念化与违背实际的毛病。有此想法，借庆新给我的篇幅，把它写出来，无非是共勉的意思，以求提高我的研究水准。事实上，我知道庆新在进行新的追求，他参加海上丝绸之路的课题研究，又为做“华人与东南亚社会研究”，去年春节前夕去越南，不是旅游观光，而是踏踏实实地学术考察，就是走中外历史同时研究的路子。这样做下去，怎能不会有长足的进展，怎能不会有新的学术建树贡献给学术界。
庆新做的是制度史的学问，就是要把制度原原本本剖析清楚，尽可能地复原出来。所以他在书中详细讲了明代海外贸易的主管机构??市舶司和提督市舶衙门及其主管官员和太监(难能可贵地列出人员名单)，详细讲了那些具体制度，如弘治新例、广中事例、澳票制、月港体制等。所以我才说此书史料翔实，令人明了制度的产生、变化以及其实践情形。制度史是史学的基础性研究，与其相关的历史研究就离不开它，就要以它为基础，在它的上面去做深入的探讨。因此我以为，庆新的书，不仅是对明代海外贸易史研究作出成就，同时是明代中外关系史、经济史、区域史、宦官史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李庆新，1962年10月生，广东揭西人。文档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兼任广东历史学会副秘书长，广东炎黄文化研究理事，中国唐史学会、中国海交史研究会、广东青年科学家协会会员等。多年来从事唐史、中国外贸史和岭南区 域史研究，承担并主持过多项社科规划项目，参与编撰《广东百科全书》、《广东省志》等重大课题，合作编著有《广东通史》（古代上卷）、《广东盐业发展》等四部，在海内外专业旰物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多次获广东省及广州市优秀社科成果奖、"五个一工程"奖。1993年获广东省直机关青年业务标兵称号。1997年获广东省首届优秀青年科学家奖提名奖。
目录信息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史回顾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思路
第二章 明前期朝贡贸易及其管理体系
第一节 明初统治集团的外交理念与对外政策
一 华夷之辨，守备为上
二 德治天下，怀柔远人
三 海禁
第二节 明前期朝贡贸易的发展
一 洪武、建文间：朝贡贸易体制初建
二 永乐年间：朝贡贸易鼎盛与郑和下西洋
三 宣德间：朝贡贸易回落
四 贡物与回赐
第三节 明前期朝贡贸易管理
一 贡期、贡使与贡道
二 勘合
三 朝觐与管待
四 贡船抽分与贡物定价
五 官牙
第四节 市舶司与朝贡贸易管理
一 市舶司沿革
二 市舶司职掌
三 市舶司官员选任
第五节 市舶宦官与朝贡贸易管理
一 市舶宦官的差遣
二 提督市舶衙门
第六节 其他相关机构与朝贡贸易管理
一 中央系统
二 地方系统
第七节 “变态”的制度：朝贡贸易评价
一 朝贡体系下海外贸易功能的错位
二 “重农抑商”体制的缺陷与海洋意识的缺位
三 政策性“偏爱”与广州重获首要港口地位
第三章 明中期海外贸易转型与“广中事例”的诞生
第一节 朝贡贸易萎缩与“弘治新例”
一 朝贡贸易萎缩
二 弘治新例
三 重申禁例
第二节 海道副使主导贸易管理
一 市舶司权位失落
二 海道副使“带管市舶”
三 府县衙门参与舶务
第三节 市舶宦官势力膨胀与消退
一 市舶宦官权势扩张
二 韦眷与广东贸易
三 裁撤市舶宦官
第四节 葡萄牙人东来与澳门开埠
一 葡萄牙人向东方扩张与中葡初次接触
二 屯门海战与西草湾之役
三 葡萄牙人重返粤海
四 葡萄牙人赁居澳门
五 葡人“自治”与两广当局的行政管理
第五节 “广中事例”诞生与政策反复
一 商舶贸易的公开化
二 税制改革：从抽分到丈量
三 “澳票”制与广州、澳门“二元中心”结构
四 “客纲”、“客纪”与“十三商行”
五 “广中事例”确立的意义
六 开海争议与政策反复
第四章 明后期开海贸易与制度调适
第一节 寥落的朝贡贸易
第二节 西班牙、荷兰、英国人竞相东来
一 西班牙海外扩张
二 荷兰人觊觎澳门与占据台湾
三 英国人强闯省河
第三节 闽省开海与“月港体制”
一 开海呼声与“准贩东西二洋”
二 隆庆六年漳州“商税则例”
三 督饷馆与府佐轮署
四 月港税制
五 蠹政与恤商
六 “月港体制”的意义
第四节 广州“交易会”与粤省贸易体制更新
一 广州“交易会”
二 葡萄牙人在广州的贸易
三 广州税制
四 市舶司职权重构
五 “揽头”、“铺行”、“夷商纲纪”与“三十六行”
六 允许“商人出洋往来”
七 广州、澳门体制与清代海关
第五节 广东管治下的“澳门体制”
一 澳门问题的争议及其理性终结
二 广东管治澳门的措施
三 葡人自治
四 澳门包饷与税收优惠
第六节 税使与市舶
一 李凤与广州、澳门贸易
二 高宋与月港贸易
第七节 海防与海禁
一 加强海防
二 海禁条例
第八节 “体制外”贸易及其经营机制
一 华人在东南亚、日本的活动
二 私商贸易的经营方式与商业机制
第五章 余论：制度的力量及其局限性
第一节 明中后期贸易制度转型与地域经济社会变迁
一 贸易增加了区际人口与物资流动，使东南沿海成为逐利藏富、商业繁荣之地
二 贸易与经济一定程度的“理性”互动，使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出现农业商业化、专业化生产
三 手工业生产与海外市场联系密切，一些部门形成出口导向机制
四 白银输入与货币、赋役制度的重大变革
五 商贩增长了财富，也改变人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滋长了“炫耀性消费”与奢华之风
第二节 制度的局限及其他思考
一 明中后期贸易制度调适的局限性
二 不祥之兆：明中后期的“炫耀性消费”
三 传统中国的近代化路径思考
参考文献
后记
· · · · · · (收起)
读后感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最终魅力，在于它为读者提供了一套理解古代国家治理的全新视角。它不仅仅是关于“贸易”的，更是关于“国家权力如何投射到经济边缘地带”的经典案例研究。我最欣赏的是，作者在收尾处对明清两代海外贸易制度的“历史遗产”进行了探讨。他没有简单地下结论说“某项制度是成功还是失败”，而是辩证地分析了明代积累下的监管经验与教训，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清初的“一口通商”政策的形成，以及这种影响的复杂性。这种超越时空尺度的历史视野，让整本书的格局瞬间打开，从一个王朝的内部治理问题，上升到了对东亚海洋文明发展模式的深层思考。通读全书，我不再将明代的贸易政策视为孤立的事件，而是将其嵌入到一个漫长、动态的全球互动网络中去审视。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不仅回答了“是什么”，更深刻地解释了“为什么会这样”，以及“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一部兼具学术深度和可读性的力作。
这本书的书名居然是《明代海外贸易制度》，我拿到书的时候，心里还真有点犯嘀咕。我本来以为会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制度汇编，毕竟“制度”这两个字听起来就带着一股子官方的冷峻气息。没想到，翻开第一页，我就被作者的笔触深深吸引住了。他不是简单地罗列条文，而是像一个高明的历史剧导演，将我们瞬间拉回了那个波澜壮阔的明朝海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对明初“海禁”政策的细腻剖析。作者没有停留在“禁”这个简单的动词上，而是深入挖掘了背后的政治动机、经济考量以及社会影响。他引用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档案和地方志记载，描绘出沿海百姓在禁令下的挣扎与适应，那份在官方文书和民间烟火气之间的游走，实在令人拍案叫绝。尤其值得称赞的是，作者对“朝贡贸易”与“私商活动”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解读，指出两者并非简单的对立，而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复杂博弈与相互渗透。读下去，我仿佛能嗅到海风中咸湿的味道，看到那些在港口穿梭的船只，以及那些试图在严格管制下谋求生存的商人们的智慧与无奈。这本书真正做到了将制度的冰冷骨架，填充以鲜活的历史血肉。
说实话，我买这本书是冲着它的名头去的，但真正让我爱不释手的，是作者对制度“执行层面的偏差”所流露出的那种深沉的洞察力。很多官方著作往往只记载了“理想化的制度模型”，而这本书的价值恰恰在于，它勇敢地揭示了纸面制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如何被地方势力、胥吏阶层和沿海居民所“重塑”和“规避”。作者对“地方官员的寻租行为”和“海防武官的默认”这两种现象的论述，极其精彩，充满了社会学的洞察。他巧妙地运用了“权力寻租模型”来解释为什么某些禁令在特定海域会形同虚设，这已经超越了传统历史学的范畴，具有很强的理论前瞻性。我尤其喜欢他描述的那些“灰色地带”的故事，那些在制度夹缝中求生存的“海商”，他们不是简单的违法者，而是适应环境的生存大师。这种对制度与现实之间巨大鸿沟的直白呈现，让这本书读起来有一种“反思的痛感”，它让我们明白，再完美的制度设计，一旦脱离了复杂的现实土壤，也可能演化出完全出乎意料的后果。
这本《明代海外贸易制度》读下来，给我的最大感受是震撼于细节的考究和论证的严谨。我原本以为对明代贸易的研究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无非就是围绕着“白银流入”和“走私问题”打转。然而，作者在阐述“税收与关卡设置”这一部分时，展现出的学术功力，简直达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他没有满足于现成的史料，而是通过对不同时期关卡设置的地理位置变迁、税率调整的细微差异进行交叉比对，构建了一个极其精密的财政监管网络图谱。更妙的是，作者引入了比较历史学的视角，将明代的贸易监管与同时期的其他东亚国家进行对比，从而凸显出明代制度的独特性与内在逻辑。比如，他对“勘合”制度的分析，不再仅仅关注其颁发流程，而是深入探讨了这种信用工具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实际效用和局限性，以及它如何间接地塑造了东亚的商业信用体系。这种由点到面、层层递进的分析方式，让原本晦涩的制度条文，变得生动起来，充满了历史的张力。读完这部分，我甚至产生了一种冲动，想亲自去那些当年设立关卡的地方走一走，去感受那种历史的重量。
这本书的结构布局也颇具匠心，绝非平铺直叙。我发现，作者非常擅长运用“个案研究”来锚定宏大的制度叙事。在探讨明代中后期商品垄断和专卖制度时，作者没有泛泛而谈，而是聚焦于“食盐”与“丝绸”这两种关键商品的流通体系，通过对比这两种截然不同物资的管理难度和利润空间，来反衬出中央集权对地方经济干预的力度变化。这种处理方式，极大地增强了阅读的代入感和层次感。当我读到对景德镇瓷器外销管理体系的描述时，那种对技术与贸易的交织关系的描绘，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烈火熊熊的窑场。更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作者对“法律条文背后的社会心态”的挖掘。他分析了明代士大夫阶层对海外贸易的态度变迁，从最初的道德谴责，到后期的实用主义的妥协，这种文化心理的演变轨迹，为理解制度的松紧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背景支撑，使得整本书的论述更加立体和饱满。
该书虽然洋洋洒洒写了六百多页，也运用了大量西方的那一套理论，但是本质却还是老生常谈，毫无新意。首先该书对于朝贡贸易的认识仍停留在明廷好大喜功，不追求经济利益的层面，殊不知朝贡贸易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脱离朝贡体制去单独研究，朝贡体系不仅仅是贸易往来这么简单，还包含了政治羁縻、敏感物资控制以及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等作用，更何况中国官方记载为了抬高自己往往有意夸大回赐物品价值，贬低贡物价值，所以作者一味强调大明死要面子活受罪违背经济规律做赔本买卖实在有失偏颇。另一方面，作者对于海洋贸易未能推动中国发展海洋经济，推动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原因还是归结于小农经济、重农抑商、政府打压、闭关锁国、海权意识缺乏甚至于明末奢侈之风的盛行，虽然看似用了很多西方理论支持自己的观点，但可见其整体思维意识仍停留在上个世纪
该书虽然洋洋洒洒写了六百多页，也运用了大量西方的那一套理论，但是本质却还是老生常谈，毫无新意。首先该书对于朝贡贸易的认识仍停留在明廷好大喜功，不追求经济利益的层面，殊不知朝贡贸易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脱离朝贡体制去单独研究，朝贡体系不仅仅是贸易往来这么简单，还包含了政治羁縻、敏感物资控制以及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等作用，更何况中国官方记载为了抬高自己往往有意夸大回赐物品价值，贬低贡物价值，所以作者一味强调大明死要面子活受罪违背经济规律做赔本买卖实在有失偏颇。另一方面，作者对于海洋贸易未能推动中国发展海洋经济，推动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原因还是归结于小农经济、重农抑商、政府打压、闭关锁国、海权意识缺乏甚至于明末奢侈之风的盛行，虽然看似用了很多西方理论支持自己的观点，但可见其整体思维意识仍停留在上个世纪
该书虽然洋洋洒洒写了六百多页，也运用了大量西方的那一套理论，但是本质却还是老生常谈，毫无新意。首先该书对于朝贡贸易的认识仍停留在明廷好大喜功，不追求经济利益的层面，殊不知朝贡贸易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脱离朝贡体制去单独研究，朝贡体系不仅仅是贸易往来这么简单，还包含了政治羁縻、敏感物资控制以及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等作用，更何况中国官方记载为了抬高自己往往有意夸大回赐物品价值，贬低贡物价值，所以作者一味强调大明死要面子活受罪违背经济规律做赔本买卖实在有失偏颇。另一方面，作者对于海洋贸易未能推动中国发展海洋经济，推动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原因还是归结于小农经济、重农抑商、政府打压、闭关锁国、海权意识缺乏甚至于明末奢侈之风的盛行，虽然看似用了很多西方理论支持自己的观点，但可见其整体思维意识仍停留在上个世纪
该书虽然洋洋洒洒写了六百多页，也运用了大量西方的那一套理论，但是本质却还是老生常谈，毫无新意。首先该书对于朝贡贸易的认识仍停留在明廷好大喜功，不追求经济利益的层面，殊不知朝贡贸易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脱离朝贡体制去单独研究，朝贡体系不仅仅是贸易往来这么简单，还包含了政治羁縻、敏感物资控制以及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等作用，更何况中国官方记载为了抬高自己往往有意夸大回赐物品价值，贬低贡物价值，所以作者一味强调大明死要面子活受罪违背经济规律做赔本买卖实在有失偏颇。另一方面，作者对于海洋贸易未能推动中国发展海洋经济，推动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原因还是归结于小农经济、重农抑商、政府打压、闭关锁国、海权意识缺乏甚至于明末奢侈之风的盛行，虽然看似用了很多西方理论支持自己的观点，但可见其整体思维意识仍停留在上个世纪
该书虽然洋洋洒洒写了六百多页，也运用了大量西方的那一套理论，但是本质却还是老生常谈，毫无新意。首先该书对于朝贡贸易的认识仍停留在明廷好大喜功，不追求经济利益的层面，殊不知朝贡贸易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脱离朝贡体制去单独研究，朝贡体系不仅仅是贸易往来这么简单，还包含了政治羁縻、敏感物资控制以及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等作用，更何况中国官方记载为了抬高自己往往有意夸大回赐物品价值，贬低贡物价值，所以作者一味强调大明死要面子活受罪违背经济规律做赔本买卖实在有失偏颇。另一方面，作者对于海洋贸易未能推动中国发展海洋经济，推动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原因还是归结于小农经济、重农抑商、政府打压、闭关锁国、海权意识缺乏甚至于明末奢侈之风的盛行，虽然看似用了很多西方理论支持自己的观点，但可见其整体思维意识仍停留在上个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