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的日本，依然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也是中國周邊各國中綜閤國力最雄厚的強國。展望未來，日本的對外戰略特彆是其對華政策取嚮，對中國的發展和安全構成十分重要的外部影響因素。

　　21世紀的日本將嚮何處去?為瞭解答這一問題，不妨先來概略地迴顧一下近代以來日本匆匆走過的足跡。

　　1868年的明治維新和1945年的戰敗，作為日本兩度崛起為世界強國的起點而載入史冊。這兩次崛起的方式和結局極其不同：前一次是“軍事崛起” ，即依次嚮朝鮮半島、中國大陸、東南亞擴大軍事侵略範圍，最終慘遭戰敗；後一次是“經濟崛起”，即依次嚮東南亞、北美及其他地區拓展並取得“ 奇跡”般成功，爾後進入“經濟停滯、政治膨脹”的新階段——“政治崛起 ”階段。21世紀初的日本，承繼瞭前兩次崛起的一係列遺産。就其直接延續性而言，現今的日本主要還是二戰後“第二次崛起”的産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在二戰中戰敗投降。二戰以後，日本在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吉田茂任首相時期形成瞭以“經濟立國”為核心的國傢戰略和以“日美基軸”、“經濟外交”為兩大支柱的對外路綫。其主要內容包括兩大方麵：其一，堅持和平發展路綫，把發展經濟作為國傢戰略的核心目標；其二，在安全和外交上以依賴和追隨美國為主，以自主防衛和“低姿態外交”為輔。 日本的這一國傢戰略和對外路綫為經濟發展帶來瞭巨大成功，這一點充分錶現在如下一連串的時間與數字的概念上。

　　1955年即戰敗後僅十年，日本已在戰爭廢墟上把經濟恢復到瞭戰前水平，以緻這一年日本齣現瞭“如今已不是戰後”的流行語。也就在這一年，日本政界的“保守”、“革新”兩大勢力各自實現瞭幾派大聯閤，形成瞭其後左右日本政局38年之久的自民黨、社會黨兩大主要政黨對陣的“1955年體製 ”。

　　1964年，日本成功舉辦瞭東京奧運會，其各項社會、經濟指標已躋身於世界發達國傢行列。

　　1968年，日本的國民生産總值(GNP)在已超越英國、法國的基礎上又超越瞭聯邦德國，成為西方陣營第二經濟大國。

　　1975年，日本成為西方發達國傢首腦會議創始成員國，並以發錶《中期援助計劃》為標誌而躋身於世界經濟援助大國行列。

　　20世紀70年代末，日本超越蘇聯而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並超越美國而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和最大援助國，其國民生産總值和技術水平與頭號超級大國——美國的差距呈現快速縮小的趨勢。

　　20世紀80年代前期，日本以強盛的“經濟大國”實力為後盾，提齣瞭爭當“政治大國”的目標。從那以來，“政治大國”這一概念本身因日本的積極提倡和追求而在世界上廣泛流行開來。

　　日本孜孜以求的“政治大國”目標究竟包含何種內涵?簡言之，這一目標就是指要以經濟大國的地位與作用為後盾而在國際體係和機製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大國地位，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主導作用。

　　這一目標建立在如下一種十分簡潔的三段論邏輯之上：大前提是“經濟大國必定要成為政治大國”，小前提是“日本是經濟大國”，結論自然是“ 日本必定要成為政治大國”。這一三段論的大前提顯然是一個不充分的命題。因為，經濟實力隻是成為政治大國的有利條件之一，而不是其充分條件。其實，戰後國際關係史已證明瞭與該三段論相反的兩個命題，即“經濟大國不一定就是政治大國”以及“經濟弱國不一定不是政治大國”。

　　日本之所以積極追求政治大國目標，除瞭有強盛的經濟實力作為物質基礎和精神支柱以外，一個重要的潛在動機就是急欲徹底擺脫二戰後形成的“ 戰敗體係”。對於日本的“大國戰略派”來說，走嚮政治大國和擺脫戰敗體係之間存在著一種互為因果、相輔相成而又互相牽製的復雜關係。在他們看來，擺脫戰敗體係，既是走嚮政治大國的必要前提，也是其必然結果。這一思路在日本重要政治傢小澤一郎《日本改造計劃》(1993年)一書中提齣的“ 普通國傢論”中錶現得淋灕盡緻。他提倡日本要成為這樣的“普通國傢”：其他國傢能夠做的，日本也應能去做。其實質，就是要擺脫二戰後“戰敗體係”對日本軍事發展和軍事行動上的限製。

　　如此一種政治大國目標，在如下兩點上不能不引起世人關注和亞洲鄰國的高度關切：其一，以日本經濟實力之強盛，如果以“普通國傢”為旗號追求與其經濟基礎成正比的政治與軍事目標，那就等於尋求成為一個超級政治大國加超級軍事大國，這勢必打破地區與世界格局與秩序；其二，“普通國傢論”所提倡的，主要就是指在軍事行動領域突破“戰敗體係”的限製。如果日本執意按這一理論鋪設的軌道走下去，那隻能是走嚮一個軍事大國，這勢必引發東亞國際格局與秩序的劇烈動蕩。

　　這一政治大國目標之所以引起亞洲各國的關注和疑慮，其重要原因就在於，日本是在尚未與對亞洲鄰國的侵略曆史徹底劃清界限的條件下積極追求這一目標的，並得到瞭其國內日益猖獗的否認侵略曆史的右翼鷹派勢力的狂熱支持。由此可見，這一路綫絕非一般的“普通國傢”路綫，而是具有強烈的肯定戰前體係性質的倒退傾嚮和否定“東京審判”結論的復仇主義色彩。如果日本執意沿著這條路綫繼續走下去，勢必加重亞洲各受害國的疑慮和戒備。到頭來，這一路綫將不僅難以保證日本在東亞地區更好地發揮大國作用，反而將使其處於一種“亞洲孤兒”的狀態，對其發展和安全利益而言未必是一條最佳路綫。

　　20世紀80年代前期，時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正式提齣瞭“成為政治大國 ”的目標。這一時期日本經濟實力正呈現“如日中天”、節節上升之勢，但當時的日本社會和輿論卻沒有完全跟上中曾根的思路。日本大眾普遍對已享受多年的富裕生活和“九成中流”、“一億總中流化”的時代怡然自得，中青年的享樂主義和遠離政治現象愈演愈烈。直至20世紀90年代初期，在日本積極提倡走嚮“政治大國”(或“普通國傢”)和開展“大國外交”的，也還隻有栗山尚一等一些外交精英和小澤一郎這樣的鐵腕政治傢及其各界的追隨者。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日本經濟逐步被判明是陷入瞭難以在短期內擺脫的結構性低迷之中。然而，就在這一時期，日本對外政策卻日益從“低姿態”轉嚮對外說“不”的強硬路綫，其走嚮政治大國乃至軍事大國的步伐比戰後任何時期都更大、更快。

　　從上述麯摺變化中可以看齣，日本的經濟實力、大國目標和社會反應這三者間關係顯示齣瞭一個並不同步的不均衡發展趨勢。當日本經濟處於上升時期時，日本各界和輿論對政治大國目標的反應比較冷淡，缺乏迫切的要求和熱情；當日本經濟陷於長期低迷狀態時，日本各界和輿論卻開始支持其政府加速走嚮政治大國，以緻對走嚮軍事大國也日益采取網開一麵的態度。日本戰前的曆史和如今的現實都錶明，每當其國內經濟蕭條、悲觀情緒籠罩社會時，對外持一味強硬姿態的右翼鷹派勢力就更容易被視為解決國內問題的可靠力量而受到大眾的狂熱支持；其決策層在振興經濟和推進改革方麵束手無策時，也更易於采取對外說“不”的強硬路綫，謀求把國內視綫轉嚮對外關係方麵。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日本各界精英和社會輿論在增強本國國際地位與作用問題上的分歧日趨減少，“大國主義”政治理念日益占據主導地位， “小國主義”的和平主義日趨失去社會支持。日本各界精英之中對外戰略論爭的焦點，已從“要不要成為政治大國?”轉嚮“成為何種政治大國”以及 “如何成為政治大國”的問題上。

　　日本積極追求成為政治大國和發揮大國作用，具體體現在全球性事務和地區事務兩個方麵。 在全球性事務領域，日本把成為聯閤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並在各類國際組織和多邊機製中占據重要地位作為主要目標，並以對國際組織和活動提供大額經費為敲門磚，尋求在全球事務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在地區事務領域，日本力圖把經濟與援助優勢轉化為地區政治與安全中的主導地位與作用，緻力於推動以日美同盟為主、多邊閤作為輔的地區戰略，尋求在地區格局與秩序中占據有利地位，發揮主導作用。

　　日本是否持續走嚮更強的政治與軍事大國，歸根結底取決於其一係列內外條件和能力。

　　首先，日本國內的政治走嚮和各派勢力消長是決定這一進程的最主要因素。20世紀80年代以前，國際輿論能夠對日本國內否認侵略曆史的右翼勢力形成很大壓力。究其原因，就是因為當時國際輿論能夠得到日本國內強大的和平主義勢力及輿論的呼應。如今，日本國內輿論對右翼翻案勢力的反應日趨麻木，時而縱容甚至呼應，日益失去抵製能力。對於日本的未來前景來說，這不能不是一種令人十分擔憂的現象。

　　除此之外，如果從一個鄰國的角度客觀地分析日本推動這一戰略的潛力與意圖，日本在走嚮政治大國的進程中既有一些十分有利的強項，也有若乾難以輕易剋服的弱項。

　　日本走嚮政治大國的最大強項顯然就在於其猶存的經濟與技術實力，即主要在於其構築國傢“硬實力”的有利條件。

　　與此相比，日本的明顯弱項則在於其構築“軟實力”的諸條件方麵。其中最主要的有兩點：第一，是其在重大國際事務中惟美國馬首是瞻的“依附性外交路綫”；第二，是其未能真正反省對亞洲侵略曆史的“失信外交姿態 ”。按常理而言，日本走嚮政治大國的當務之急，就在於努力改善這兩個最主要的弱項，否則其“政治大國”目標很可能將停留在一種缺乏堅實基礎的 “空中樓閣”階段。 　　

　　本來，以“戰後憲法”為核心的和平主義路綫，是日本在國際社會擴大影響的獨特的“軟實力”因素。然而，如今日本正欲毫不吝惜地把這一在特定曆史背景下長期形成的“軟實力”輕易地予以拋棄。人們不禁要問，擺脫戰敗體係而走嚮政治與軍事大國，究竟是不是21世紀日本的最佳戰略選擇? 在東亞各國對日本政治大國化趨嚮心存疑慮之時，這一戰略究竟有多少閤理性和可行性?日本究竟應以怎樣的姿態和方式告彆戰敗體係?對這些至關重要的問題，日本社會各界顯然還遠未能形成廣泛的共識。

　　跨入21世紀門檻以來，在東亞各國加快走嚮區域閤作和共同發展的新時代潮流中，日本的對外戰略卻被20世紀80年代以來政治大國路綫的“舊思維 ”束縛著，特彆是被2001年以來小泉純一郎推行的“新保守主義路綫”劫持著，錶現為“‘戰略貧睏’下的大國戰略”。時逢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日本自感時間緊迫，急欲強行突破“戰敗體係”。其錶現是：“對美國一味追隨，對東亞一味強硬”，企圖“挾美製亞，協美抑中”，假美國之“虎威”而 “藉船齣海”，在亞太地區成為“美國第二”，在東亞地區充當僅次於美國的“第二霸主”。在如此心態的驅使下，小泉首相全然不顧國際道義和人類公理，近乎偏執地連年參拜供奉著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把日本外交推入“四麵楚歌”的“亞洲孤兒”境地。尤令國際社會擔心的是，日本選民卻像“追星族”般如癡如醉地為小泉捧場，恍若當年希特勒所受到的狂熱追捧。凡此種種均說明，日本再次處在一個如孫中山先生百年前曾指齣的那種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

　　從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的視角看，悲觀、浮躁乃至願意再來一次鋌而走險的日本及其政治、軍事大國路綫，委實是一種令周邊各國憂慮的戰略走嚮。若乾年後，但願人們看到的是選擇瞭另一條道路的日本，即一個與東亞各國和睦相處、共同發展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