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利者政治經濟學》早在1914年鞦即世界大戰開始時就已經寫完，而計劃撰寫的序言則寫於這一年的8、9月間。我早就想對最新資産階級的理論經濟學進行係統批判。為此，我在僥幸逃脫流放後就移居維也納，並開始在維也納大學受教於已故的龐巴維剋。在維也納大學圖書館，我被迫主要來仔細鑽研奧地利理論傢們的著作。然而我未能完成在維也納的寫作，因為奧地利政府在戰爭開始前將我監禁於要塞，而且手稿也被看守人員認真地檢查過。在我被放逐的瑞士，洛桑大學圖書館給瞭我在那裏研究“洛桑學派”(瓦爾拉斯)和老牌經濟學傢的機會，並探究瞭邊際效用理論的根源。同時在那裏我也開始研究英美經濟學傢。然後，政治活動又使我移居到瑞典，這裏的斯德哥爾摩“國王圖書館”以及高等商業學校的專業經濟圖書館允許我繼續研究最新資産階級經濟學。我被捕後被驅逐到挪威，使我轉換到剋立斯坦尼亞(奧斯陸的舊稱。——譯者)諾貝爾學院圖書館，而後，即我到美國後，仍然是在當地的紐約“公共圖書館”比較詳細地閱讀瞭美國的經濟學文獻。

在剋立斯坦尼亞，我的手稿很長時間不知遺失何方。隻是承濛我的朋友——挪威共産黨人阿爾維德·漢森(Arvid G.Hansen)的極力尋找纔失而復得。並於1919年2月帶到蘇維埃俄國。現在我僅把主要涉及英美學派和近些年整個齣版情況的某些見解和注釋寫進該手稿。

這就是《食利者政治經濟學》的外部“往事”。

至於事情的實質，可以歸結如下:迄今為止，在馬剋思主義陣營中，對最新資産階級經濟學傢的批判主要歸結為兩種形式：或者僅僅是社會學批判，或者是純粹方法論上的批判。例如，確定該理論體係與某一階級心理相似，就僅此而已。或者指齣，一些方法論基礎和對問題的態度不正確，因而認為沒有必要對體係的“內部”方麵進行詳細批判。

誠然，如果認為隻有無産階級的階級理論纔可能是客觀正確的。那麼，單單對該理論的資産階級性加以揭露這一點，嚴格說來就足以摒棄這種理論。實際上事情真是這樣。馬剋思主義希望獲得普遍意義，正是因為它是最進步階級的理論體係，而該理論在認識上的“圖謀”要比資本主義社會統治階級保守的因而是有局限性的思想更加來勢凶猛。然而十分清楚，在意識形態鬥爭中，例如對與我們敵對的體係的邏輯批判就恰恰應當揭示這個真理。因此，這些體係的社會學特徵也絕不能便我們放棄在純邏輯批判方麵進行鬥爭的責任。

還需要說一說有關對方法的批判。當然，弄清基本方法論基礎的錯誤會推翻整個理論體係。但意識形態鬥爭力求使方法的錯誤反映在體係的部分結論的錯誤中，也就是說，或是反映在該體係內部互相矛盾中。或是反映在該體係的缺陷和“本質上”不能包羅該學科許多重要現象的情況中。

由此我們得齣結論，馬剋思主義有責任對最新理論全麵展開評論，這既包括社會學方麵的評論，也包括方法評論和對整個體係及其所有分支體係的評論。連馬剋思本人也對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這樣提齣問題(請比較他的《剩餘價值理論》)。

如果馬剋思主義者通常僅局限於對“奧地利”理論進行社會學和方法論的評論，那麼，該理論的資産階級反對派就會主要從部分結論不正確的角度來批評這一理論。隻有R．施托爾茨曼幾乎是獨自一人試圖對龐巴維剋全麵展開評論。正因為他的某些基本論點與馬剋思主義有理論共性，所以在評論“奧地利人”方麵不難發現相似之處。我認為有必要指齣，這種吻閤甚至會在我瞭解施托爾茨曼的著作之前就便我像他一樣也得齣瞭同樣的結論。盡管施托爾茨曼有那些優點，但他依據的是對社會完全不正確的看法，正如對“專項教育”(“Zweckgebilde”)的看法一樣。難怪奧地利理論的一位非常敏銳的擁護者R．利夫曼，這位大大深化該理論並著重強調這一理論全部特點的人，會戒備施托爾茨曼，並恰恰去抨擊他的目的論。這種目的論的觀點連同明顯錶現齣來的辯護腔調，使得施托爾茨曼不能在應有的理論範圍內對奧地利人進行分析批評。這項工作隻能由馬剋思主義者來完成，而刊印的概要就是這項工作的嘗試。

選擇批評對象本身並不需要做長篇說明。眾所周知，奧地利理論恰恰是馬剋思主義的最強大的敵人。

在歐洲內戰正酣之際我決定齣版這本著作，人們也許會感到奇怪。但馬剋思主義者任何時候甚至在最殘酷的階級搏鬥中，隻要體力允許，就一定不會停止理論工作。如果認為既然資本主義理論的主體和客體在共産主義革命烈焰中馬上滅亡，分析研究這種理論是荒唐的，這種反對意見更加不可輕視。這樣推論是不正確的，因為瞭解資本主義體係對於瞭解目前的局勢極為重要。正因為對資産階級理論的批判為這種瞭解鋪平道路，所以資産階級理論的認識價值依然存在著。

關於敘述方法我再說幾句。我力圖盡可能寫得簡短些，這樣也許敘述起來比較睏難。另一方麵，我援引瞭既有奧地利人自己的也有數學傢和英美人士等的許多引文。在我們的馬剋恩主義者圈子裏對於這種方法抱有很大成見，正如對故作特彆“學識淵博”抱有成見一樣。然而我認為，這裏需要藉助一些曆史文獻來解釋，這種解釋能順便使讀者熟悉這一科目的書籍，並能哪怕是大緻瞭解這些文獻也好。而認識自己的敵人完全無可指責，更何況，我們對他們的瞭解少得可憐。此外注釋中(in nuce)還包括對資産階級理論思想的其他理論分支同時進行的係統批判。

我這裏必須嚮我的朋友尤裏·列昂尼多維奇·皮亞塔科夫錶示感謝，我與他曾不止一次地一起討論涉及理論經濟學的各類問題。他的寶貴指點總能引起我的注意。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Бухарин，1888年10月9日－1938年3月14日), 聯共（布）黨和共産國際的領導人之一，馬剋思主義理論傢和經濟學傢。曾任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政治書記處書記。《真理報》主編。曾經被譽為"黨內頭號思想傢"。列寜逝世後，他同斯大林站在一起，在戰勝“新反對派”和托季聯盟的鬥爭中起瞭重要作用。後由於和斯大林的分歧於1929年被解職。大清洗時被處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