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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在于它在祖国危机，民族危机的关头，升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而这面大旗，从北平升起，迅速飘扬在全国各地，使抗战的思想深入人心，使抗战的人心凝聚起世大的力量，形成了一个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它培育了整整一代革命青年，不仅为抗日战争准备了干部，而且使他们成长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栋梁之才。
我是谁？这不重要，我做过什么？这也不重要，我的经历，我的职务，我的待遇等等，都不重要。我们时时面临选择。首先选择一种生存方式；砂乎，尘乎，蟑螂乎，营苟之徒乎？非也！荣乎，伟乎？亦非也！人，就是人，伟大的人，光荣的人，神圣的人－－即共产党人。这是一个永恒的视点、出发点和立足点。
《长河遗梦：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向与社会实践》 引言：风云激荡的时代底色 本书聚焦于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经历的剧烈动荡与深刻变革，着重探讨在民族危亡和思想解放的浪潮中，一代知识分子如何调整其知识结构、价值取向及其投身社会实践的具体路径。这是一个充满矛盾与抉择的时代，传统儒家思想的权威逐渐瓦解，西方思潮如洪水般涌入，而现实的残酷政治斗争则撕扯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理想。本书试图超越宏大叙事，深入剖析特定知识群体在面对“救亡图存”这一时代主题时的内在挣扎、理论构建与行动选择。 第一部：旧学根基的松动与新知领域的开拓（1900-1920年代初） 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上承载着经世致用、修齐治平的历史使命。然而，甲午战败与清廷覆亡，使得以科举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彻底崩塌。本书首先描摹了这一知识基础的“断裂”过程。 一、对“中国性”的首次群体性反思： 辛亥革命的胜利并未带来预期的稳定与富强，反而暴露了政治体制的脆弱性。知识分子开始集体性地审视“中国性”的病灶，探究为何古老的文明无法应对现代性挑战。这一时期的思想探索具有强烈的“诊断”色彩，试图通过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社会学理论来解剖自身。重点分析了留日学生群体、早期留美学生群体中，对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以及早期社会主义思潮的初步接触和本土化尝试。他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技术引进，而是深入到对国家根本制度的质疑。 二、学术范式的转移与学科的专业化： 随着现代大学的建立（如北大、清华等），知识生产的中心开始从私人书房和讲堂转向规范的学术机构。本书详细考察了史学、哲学、文学等领域如何采纳新的研究方法。例如，历史学界开始引入西方社会史、文化史的观念，不再仅仅关注帝王将相，而是转向对社会结构、经济基础的关注。文学领域，白话文运动的胜利标志着知识表达的平民化倾向，但也带来了语言规范与艺术表达之间的张力。我们追踪了几位关键学者如何在其各自的专业领域内建立起新的知识体系，尽管这些体系往往是中西并存、互相冲突的。 三、早期社会改良主义的探索： 在激进革命尚未成为主流的背景下，许多知识分子倾向于温和的社会改良。他们相信通过教育、实业救国和思想启蒙可以逐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本书详细分析了“新村运动”等小型社会实验的兴起与衰落，这些实践暴露了脱离大众的精英主导型改良的局限性，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如何在实际生活中落实其理论的迷茫。 第二部：思潮的激荡与知识分子的阵营化（1920年代中后期至1930年代初） 五四运动后的知识界并未趋于统一，反而因对国家出路的认知不同而迅速分化。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成为理解知识分子转向的关键变量。 一、从“德先生”“赛先生”到“主义”的转向： 虽然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依旧高扬，但国民革命的失败和国内军阀混战的现实，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对单纯的自由主义和温和的改良方案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度显著提升。本书着重比较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开始倾向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路径上的差异。前者坚持渐进的宪政理想，后者则认为根本性的社会结构变革是唯一出路。 二、都市文化与知识分子的“世俗化”： 随着出版业和大众传媒的繁荣，知识的传播速度空前加快，知识分子也开始进入“大众视野”，承担起“社会良心”的角色。这一时期，都市文化（如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起，使得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政治斗争的界限日益模糊。知识分子开始学会使用大众化的语言和叙事方式来动员民众，他们的“精英性”受到了挑战，也获得了更广阔的影响力。 三、教育界的拉锯战与学术的政治化： 在国民政府试图加强对教育和学术机构控制的背景下，知识界内部爆发了激烈的论战，涉及大学的自治权、教科书的编写权以及研究方向的政治导向性。这种拉锯战不仅是行政层面的博弈，更是关于知识“独立性”与“服务性”的哲学辩论。 第三部：战争阴影下的精神坚守与行动的重塑（1930年代中后期） 全面抗战爆发，将知识分子的所有理论争论置于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之下。知识分子不再是单纯的观察者或批评家，而是被强行推向了国家动员的最前线。 一、知识分子的地域性迁移与“文化孤岛”的形成： 大规模的内迁使得大量文化精英汇聚于西南地区（如昆明、重庆）。本书探讨了在资源极度匮乏的背景下，这些学者如何维持学术研究的火种。在艰苦的环境中，旧有的学科壁垒被打破，跨学科的合作增多，形成了一种“患难与共”的文化共同体意识。 二、理论与行动的融合：从“呐喊”到“建设”： 战争催生了对实用性知识的迫切需求。一部分知识分子投身于战时经济、民众教育、宣传鼓动等实际工作，他们试图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能够支撑抗战的物质力量。本书通过分析战时刊物和具体政策参与，展示了知识分子在技术官僚、文化管理者、思想导师等多个角色间的快速转换。 三、个体命运与集体良知： 面对日军的侵略和内部政治的分化，知识分子必须做出选择。本书也关注了那些在政治高压下保持批判精神的学者，他们的声音往往被边缘化，但其对学术自由和民族精神的坚守，构成了那个时代知识阶层复杂图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选择，体现了知识分子对“何为真正爱国”的深刻思索。 结语：未竟的遗产 本书最终认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一个断裂的传统与一个尚未成熟的现代性之间艰难徘徊的群体。他们的思想转向与社会实践，既是对西方现代性的被动回应，也是对中国本土问题的痛苦反思。他们的探索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也留下了关于知识分子在国家转型期应如何定位自身的永恒命题。本书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细致入微的观察窗口，去理解那一代人如何以他们的心智和行动，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性的复杂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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