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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三联书店·1996年第12期） 本期《读书》，打头的文章是几位人文学者讨论“考古学与人文知识问题”，作者有李零、陈平原、葛兆光、陈星灿，其中只有陈星灿是专业的考古学者。但并非人文学者所谈的就不重要，从各自领域出发思考考古学问题，把专业话题引向大众化，其意义自有价值。刘浦江的“唐突历史”一文，在网络时代的今天重读，才知道唐突历史在当下已是寻常不过的事。网络时代里，历史就是被用来唐突的。儒学一直是热点，新儒家更是风头极劲。但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指出：儒学是被制造出来的。一个同质性的儒学口号不仅掩盖了历史上中国...  

《读书》（三联书店·1997年第4期） 这一期的《读书》，打头的是两篇红色文章，分别乃是杜润生谈邓小平及郁之谈邓选，不值一读。倒是专题“来自伦理学界的声音”内容不错，关注道德重建，当下的意义犹大。罗厚立的书评《文无定法与文成法立》是谈葛兆光的《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九世纪》，对葛兆光构建新法的努力做了支持性的阐述。正所谓史料都摆在那里，就看各人的眼光取舍与见识领悟了，大学者之成功，全在于眼光视野的深广。陈平原的《老北大的故事之一》，把北大的渊源延伸到“太学传统”，尤对北大的学潮进行了挖掘，特别强调校长的视角，而以前...  

其实《读书》并不厚，但是每一期都有一种，看得快也忘得快的感觉，所以虽然从九十年代积累了大量的《读书》，但是每次从书柜的底层把它们拿出来掸去灰尘时，就发现自己总有一种似曾相识却陌生的感觉，每一个如鼎的名字出现在眼前，如烟云一晃而过，真对不起这些我们这个时代的精英分子的心血之作。 　　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发现问题出在，自己对一本杂志寄予了太高的期望值，杂志者杂也，思想杂，内容杂，作者杂，观点杂，地域杂，国别杂，种族杂，信仰杂，写作背景杂，动机杂，与编辑的关系杂，这一堆杂的结果就是再高明的编辑，再高尚的宗旨，做出来...  

后现代，就是现代主义的市场化。现代主义还有批判精神的个性，后现代就只剩下了嘲笑。意义不再存在。嘲笑成为社会风尚，痞子就成为了社会明星。——《读书》10年1期刘再复李泽厚对谈 于是乎，和胡颖造句—— 文学就只剩下了广告。 美术就剩下了广告设计。 奶粉就只剩下了三聚氰胺。 房地产就只剩下了央企。 真理就只剩下了任志强。 真实就只剩下了宋祖德。 历史就只剩下了明朝那些事儿。 孔子就只剩下于丹。 博客只剩下了微博。 季羡林只剩下了书画。 煤老板只剩下了房产。 矿工只剩下了半条腿。 人民就只剩下了被。 传说就只剩下了哥。 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