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出版前 邊芹

幾年前途經日內瓦時，我去看了伏爾泰的故居「樂園」。不到「樂園」不知道這老頭兒多麼迷戀中國。伏爾泰的一生正趕上歐洲開始反省自己的政治、文化、宗教，中國便被拿去做一面鏡子。當年只有少數幾個遠渡重洋去過中國並且能活著回來的傳教士，將這個遠東帝國的情況轉介過去。資訊經過這麼遠這麼緩慢的跋涉，再加上寫者虛榮心的過濾，細節一路都丟光了，只剩下骨架，也就是說漂亮骨架下面的不精彩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但樣樣與歐洲不同，卻是一目了然的。比如中國沒有一統天下的宗教，更沒有權力比國王還大的教皇，不信教也不會被燒死；還有歐洲人凡事講究血統，從國王到貴族，統治階級都是世襲的，中國卻除了皇帝鐵定由兒子接班，做官則不論出身還得通過科舉考試；再就是中國重農輕商，在啟蒙時代部分知識分子看來，至少比唯利是圖的歐洲社會更符合人的理想；中國要碰到個仁君，老百姓日子就好過，「仁」這個字有歐洲人譯為「人道主義」，那時候就講「人道主義」，絕對是「領先國際」；不像歐洲，國王的脾氣好壞，礙不著百姓的飯碗。如此不一而足。

剛剛站起來反王權、反宗教的歐洲人，一時之間像發現了幸福彼岸一樣看著中國。就像我們在兩百多年後，像發現幸福彼岸一樣看著西方。更有趣的是，原來「先進」的東西又全都變成「落後」的東西，唯恐扔之不及。

那時候，歐洲人想罵政府或罵教會，有什麼不便或不敢說的話，便借中國人來說。可見「借刀殺人」每個民族都在行。伏爾泰是借此路走得最遠的。比如他對天主教不滿，便搬出中國人來反。我讀過他在1768年寫的書裡有一段中國皇帝和里果萊修士的對話，妙趣橫生。兩人當時在談基督的誕生：

皇帝：什麼！她是個處女，卻已有了孩子！

里果萊修士：千真萬確。事情妙就妙在這裡，是上帝讓這姑娘懷上了一個孩子。

皇帝：我一點也不明白。你剛才說她是上帝的母親。這麼說上帝和她母親睡覺，然後再從她肚子裡生出來。

里果萊修士：說得正是，神聖的陛下……上帝化身為鴿子讓一個木匠的妻子生了個孩子，這孩子就是上帝本人。

皇帝：可是說到底不就有兩個上帝了：一個木匠和一隻鴿子。

里果萊修士：還有第三個，就是這兩個的父親，是這個上帝命令鴿子讓木匠老婆生了孩子，木匠上帝就這樣誕生了。不過其實這三個上帝合三為一……一個人如果不相信這事，不管在陽間還是地府都是要被燒死的。

過了不久里果萊修士拿了一個盒子回來，裡面盛著天主教信徒做彌撒時吃的小薄麵餅，那象徵基督之肉身。於是中國皇帝又說了：「你們的上帝就在你這個盒子裡呀。」等他看了薄而小的麵餅，又說：「照我看，上帝應該更豐肥一點才是……。」

我在捧腹之後，倒覺得伏爾泰用中國鏡子這一點很值得玩味。與我們相反的或不一樣的東西，都可以視為一面鏡子。但人往往是非把對方理想化，否則便不足以做鏡子。也許這是做鏡子的「必要步驟」，不然人便不願在裡面照見自己。這樣做的結果是物極必反，看得像一朵花，湊近了必失望，失望倒也罷了，發展到蔑視，當年那個「愛」的承受物的災難也就開始了。

伏爾泰後來為「迷信」中國付了不少代價，被後世的「清醒者」奚落了兩個多世紀。這個案看樣子還要兩個世紀才可能翻，或永遠不能翻。歷史證明伏爾泰眼裡的中國是戴了玫瑰眼鏡的，沒有宗教狂熱固然是中國人聰明的地方，但迷信到只相信死人不聽活人的，還不夠愚嗎？

戳穿「東洋鏡」是從18世紀末開始的。推動由愛到恨的一個關鍵人物是1793年由英王喬治三世派到中國的特使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

馬特使帶著通商目的來華，眼睛就比只想救贖靈魂的傳教士尖得多。這是鴉片戰爭前東西文化的一次真正碰撞。相比之下，馬可?波羅和歐洲傳教士帶來的那些碰撞，都可以說是擦邊球。我在法國名記者阿蘭?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 1925~1999）寫的《停滯的帝國》中讀到，馬特使在參觀了熱河的皇家花園後，對英式與中式花園有一番比較，足見他已開始「透過現象看本質」。我讀後覺得很有意味，盎格魯－撒克遜人有從小事洞悉大事的本領，中國人則有將大事化成小事的天賦。有時花園就很說明問題。馬戛爾尼在《出使觀察》中寫道：「如果這是一塊乾地，他們就從河裡引水過來，造一個湖；如果是一塊平地，他們就堆山挖谷，點綴上岩石。」然後他總結說：「我們是讓自然更趨完美，他們是將自然控制在手。」佩雷菲特則為馬特使做了一個兩百年後的註解：「中國人的專制甚至表現到風景的布置上。」不過他是不是忘了，要說對草木的專制，法式花園遠遠超過中國。

這次歷時半年多的外交訪問，對封閉已久的神祕中國無異一次間諜刺探。「東洋鏡」自此拆穿。伏爾泰從此為他喜歡而不甚瞭解的中國背上了「黑鍋」。

每當我比較這地球兩端，眼前便出現一塊巨大而頑固的磐石。來自雙方的愚頑並沒有讓時間對這塊石頭起太大作用。我時常驚異於這種隔閡之自然，雙方都抓住皮毛作大文章，一個世紀、兩個世紀還只會繞著走。人只相信他願意相信的東西。「愚頑」這個詞我年輕時讀到，並沒有現在這樣深的感受。碰到頑固的人，或愚蠢的人，都好辦。唯獨碰到把這兩個特點結合起來的人，束手無策。我的確碰到過這樣的人，特點是完全看不清自己是什麼人，眼睛上好像綁了一副望遠鏡，只能往外看，絕無可能往裡看。他或她心目中的自己與大致實際的自己，中間好像有一條不可逾越的界河，有的人可以渡來渡去，但有一些人只站在自己那一邊，永遠只站在那一邊。這也許是生命永恆的力量？不愚頑豈能長久？每一個民族都有其行為密碼，另一種文化的人是很難破解的。清醒的文明不長久，卻是歷史給我們的可悲遺產。

有一次我和朋友Ｈ爭論，他說我寫文章時常不明確表態，缺少《醒世恆言》那樣一種「鬥志」。他反問我：「否則我們為什麼而寫？難道不就是為了改造社會和人嗎？」

我說你還停留在啟蒙時代知識分子的月臺上，伏爾泰當年就是過於堅信「不破不立」，把與己不同的中國理想化，結果授人以柄。我乘的車已經開到下一站了。人的演變常常是徒勞無功的。中國一百多年的「破」字當頭，結果好的學了多少呢？一種文化就像大多數人住在裡面的房子，不管舒服不舒服，總歸有房子住。你把它推倒重來，只怕再建出來的與推倒的未必有本質差別。何況誰有這個力量推倒重來？軍閥、獨裁者都未必做得到。我們這些人揭掉幾片瓦，拉斷幾根梁，不過救出幾個「清醒者」而已。況且自命「清醒者」本身，就好像是把自己拉到絕路上，只剩下投江一個壯舉了。我不是沒有看到問題，而是看得太清楚了，也不是不想有使命感，而是在理想的熱情和現實的操作間搖擺。你怎麼保證你傳遞的東西不被誤解呢？文化交流的終點站常常是誤解，甚至生出更糟的東西。再說一般人都以幾十年至多一百年來為歷史蓋棺定論，這受制於我們自身短暫的生命。其實文明的流變要遠比我們想像的遲緩和有耐心。中國人一直把形式視為終歸，這從英使馬戛爾尼 1793年像密探一樣來到中華帝國到今天，儘管歷經革命，無數人頭落地，並沒有絲毫改變。何況心靈有其理，理智未必解。就算退一步承認你有道理，可是我改造不了的人不讀我的文章，讀我文章的人不需要我來改造。

這樣想的時候，便時常想自己在做什麼？提供一面小鏡子？這在現代資訊海洋裡，不過一滴水。所幸兩百多年來，有一些人甘願去做一滴滴的水，雖然滴不穿巨大而頑固的磐石，畢竟琢出了一點痕跡。現代社會往往給我們交流如洪水的感覺，但那除了磨光了石頭表面，並沒有滴水的透徹和恆久。

每次進書店，年輕時是流連忘返，年齡大了以後，便是想逃跑。現代文明的一大特點，就是造紙和印刷越來越發達，於是書不再是寶，而是垃圾了。而且重複地製造。於是我便問自己：是否要參與這種植物變紙、紙變字、字變書、書再變紙的周而復始的運動？何況即便是講講故事，把自己放到故事裡去，做一個人物，也已經太遲了。這種事情宜早不宜遲。這樣的問題問多了，就像每天早晨醒來，在片刻的清醒中問自己：為什麼活過來，為什麼還要活下去？所幸絕大多數人是不問這個愚蠢問題的，他們沒有時間。人六十或八十年的生命，大約有三萬天即七十萬小時的時間，說多不多，說少也不少了，但一生卻是在沒有時間中度過的。難怪釋迦牟尼面壁十年的結果是發現「不存在」才是真福。再這麼說下去，離「偽善者」已經不遠了，好像「永生」不是我們的終極目標？何不承認人就是個追求「永生」的魔鬼，而作家又是這群魔鬼中最不願意承認自己是魔鬼的人。他們坐在家裡寫字，寫出來的無非是一篇篇的辯護詞。巴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在他的《思想錄》（Pensees）裡說：「我會讓那些我使之產生欲望的人上當的。」

在這個世界，最無奈地發現，莫過於「清醒者」的偽善和「糊塗者」的真誠。在與人生做的交易上，我們往往不是自己的同盟者，而是叛徒。靠思想寫作的人，往往逃不出「道德家」的羅網；而靠身體寫作的人，則不是反叛者即是背德者。如果能選擇，寧願做後者。但這恰恰是寫者最被動的地方。跨進這個門檻的那一天，你就沒有什麼選擇了。很少有人能像夢中那樣脫身而出，冷冷地看著另一個「自己」。寫書的人，每時每刻在做的，就是試圖拋出另一個「自己」。或者說是撿回另一個「自己」。

司湯達說：「小說是一面沿途漫步的鏡子。」是「鏡子」自然是既照到別人，也照到自己。並且主要還是照自己。所有反射出去的東西，最後都會回照過來的。也許我無須聲明一下這批文字並非小說，人筆下的世界多多少少都離小說不遠。這只是一面起仲介作用的鏡子，可以帶著你在法國四處漫遊。在地理的旅行之上，有時間的旅行，時間的旅行之上，還有人文的旅行，人文的旅行之上，便是心靈的遊蕩。那是不需要簽證的。

這種鏡子反射完也許就不再有用，可以扔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語言和心態，時過境遷便不被人理解。比如上幾代的作家們多多少少都得了「被迫害狂」症，那是一個時代的烙印。而我們這一代則是還沒有發言就被拋棄了，下面是神童美女的時代。多數人都只定格在一個時代裡，不要說走不出去，人家就願意待在裡面，你又有什麼辦法。而如此快速變化著的世界，又給我們增加了一種惆悵，就是那種不再能抓住什麼東西的感覺。如果一本書是流沙中的一株荊棘，那麼即使最終是垃圾的命運，也還是值得輪迴一圈的。

交書稿時是沒有準備寫序的。總覺得又不是學術著作，並不需要一個導讀。文字本身有其生命力，越好的文字，越可以遠遠地逃離作者。「生死有命」，這話並不單對人。但出版社要求還是寫一個，那麼就寫一個，在我最後還是這批文字的主人的時候。

交出去的文字，讀者就是主人了。他們通過閱讀，操縱著這些文字，再造一個世界。一個幾乎已與我無關的世界。這也許是寫者唯一的作用，遠遠地拋出一根細線，這根細線甚至連文字與現實間的這面哈哈鏡都穿不過去，但畢竟還是有一些人可以接住，我有什麼資格對這些願意接住的人作引導呢？即便是解釋都是沒有必要的。

到最後，很多事都會由模糊到虛無，只有寫者與讀者間這赤裸裸的聯繫還有一面的真實。那時，全部的虛榮心都會如潮水般退去，只留下對「鍾情者」的感激。

边芹，旅法女作家，作品《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主要译著包括《直布罗陀水手》、《广岛之恋》、《自由情侣》等。在文汇报和新民周刊有专栏。也常撰写影评。

边芹具有中国知识分子很罕见的独立人格，既独立于东方的“御用文字”，亦独立于西方的“征服文化”。

她完成了对无聊的小女人文学和无耻的美女文学的超越，在一个散文普遍模式化和迅速堕落的年代，她的文字自成一家，几乎完全脱去了世俗人间的烟火味，不理会这个浮躁时代所流行的那些审美标准、文字趣味，而是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写作。

她的作品超越了所谓“左”与“右”在内的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藩篱，开始以自己真实的灵魂直接面对世界，她心中没有一把先定的标尺，要以此去量度历史，她只有一颗平常心。在找到早已被遗忘的巴黎公社成员浴血死战留下的那垛断墙后，她曾说：“面对死亡，任何政治立场和观点，哪怕是最明智的，都显得那么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