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近代中国》一书，探讨的“近代中国”是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109年的中国。该书提出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是救亡与发展，并从对中国出路的选择开始，回溯了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同时，又结合对国情的分析和认识，展开了毛泽东整个新民主主义理论：国情分析论、革命战略论、革命道路论、统一战线论、党的建设论、民主政治论、经济建设论、文化建设论、哲学论。本书的主旨是要站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制高点上，来审视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的活动及思想，即研究毛泽东如何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决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的?他在中国的历史由近代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他留给后人哪些宝贵的思想财富，给今人有哪些重要的启迪?该书以大量资料说明，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不是从学理上的研究引发的，而是面对救亡、发展这两个基本问题，从亲自的斗争实践中，经过深入的思考，才决定转变的，并且是经过他对自己过去信仰的清算来实现的，既有坚实的基础，又有理性的自觉，因而一旦决定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基本问题后，再也没有动摇过。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与整个时代精神演化相应，具有典型代表性。作者在对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结合历史资料展开分析之后，又上升到哲学高度，提出了毛泽东的“结合”哲学，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实践过程中实现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唯物论世界观和以人民为本位的价值观相统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以实事求是为精髓的哲学思想。最后还论述了毛泽东哲学与斯大林哲学的异同。《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一书主旨是以专题为中心，以事实为依据，以历史为线索，研究毛泽东建立与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思想。该书认为《论人民民主专政》是毛泽东建国思想的集中表现，被称为毛的“建国纲领”，而这个纲领是毛泽东1939年就总结出来的“三大法宝”，即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三重经验的转化形式或发展形式。并且也是今天邓小平一再指出的：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理论指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四项基本原则的辩证统一的表现形式。作者还指出：毛泽东在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一次探索是在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际，《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这次探索的理论成果；第二次探索具有复杂背景，它是在我们受“共产风”等“左”倾错误惩罚后，被迫开始的转变，?但被动中又有主动，1958年底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与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极其可贵的思想和设想；第三次探索在1960年底至1966年“文革”前，一开始就是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个实事求是年”的口号下进行的，并制定了包括《农村60条》在内的一系列文件。这三次可贵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开始，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改革开放总方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奏。尽管这三次探索，都中途转向或夭折了，但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思想财富与经验教训。该书论及了毛泽东在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中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包括：科学的社会改造论、社会主义阶段论、中国工业化道路论、经济体制改革论、民主论、阶级斗争论、民族统一论与民族独立论。最后部分则从哲学高度作于思考和总结。作者指出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革的哲学基本思路是：一、从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努力克服盲目性，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二、从矛盾出发，揭示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性与必要性，研究社会主义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努力克服形而上学，坚持社会主义辩证法；三、从人民出发，积极探索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经济政治体制，调动与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四、坚持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整体性与局部性，过程性与阶段性，克服不思改革的僵化观念与改革中急于求成的观念，努力搞好社会主义改革。作者还指出毛泽东也给后人留下不少沉痛的教训。在他探索性的实践中，常常出现另一种哲学思路，它干扰甚至取代了毛泽东的正确思路。它就是：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夸大主观意志与主观努力的作用，急于求成；夸大矛盾的不平衡性与矛盾的斗争性，甚至企图通过激烈的政治斗争来达到社会改革的目的。也正因为有这两种对立的哲学思路，所以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实践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