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方法論對政治學研究來說，極其重要。它既是一種工具，又是研究工作展開的一個基礎，更涉及政治學的重大“元理論”問題。因而，政治學方法論上的重大變動和發展始終是政治學研究不斷深入的一種恒久的動力。

　　然而，在政治學方法論的教學和研究過程中，我們深切地感到，這門學科在某種程度上尚未很好地反映齣我們時代在認識論方法方麵所取得的重大進展。絕大多數現有的政治學方法論教材和著作受科學主義和行為主義方法影響的束縛，把政治學研究的範圍局限在“政治科學”領域，把政治學研究方法框定在實證研究和經驗研究方法的小天地中。這樣的一種傾嚮盡管在曆史上和現實中都發揮過相當積極的作用，把政治學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但也正是這種傾嚮，使人們幾乎忽略瞭對政治大係統形成、發展與變遷過程中參與者主體的建構作用、能動作用這些重大要素的研究，從而限製瞭政治學研究的視野。正是由於這種局限的存在，當政治學研究在微觀領域取得足以自豪的成就時，突然發現自己不僅在麵對重大時代挑戰、麵對必要的價值權衡時，竟是那樣的軟弱無力，而且也同時失去瞭自己原先所具有的魅力，難以成功地吸引充滿探求欲望的學子。

　　當然，如果我們真的進入瞭一個如有些人所謂的“曆史業已終結”、“意識形態業已終結”的時代，如果現實的政治在整體上真的已臻完滿，不再需要，也不再有可能麵對重大的價值性挑戰，沒有必要去努力探索和尋求那些可能的替代性方案的話，那麼，政治學研究方法論的這種局限也許並不是一個缺點。然而問題是，我們真的生活在這樣的一個時代，我們真的有可能生活在這樣的時代之中嗎?

　　正是帶著這樣一些疑問，我們覺得，政治學研究的範圍不能隻局限於經驗科學的範圍，而政治學研究的方法也至少要包含實證研究方法和規範研究方法兩大塊。不僅如此，我們還感到，政治學研究中的實證研究方法和規範研究方法不隻是對立的兩種方法。在確立起新的、建立在主客體互動耦閤基礎上的客觀性原則後，原來在人們眼中唯一“科學的”實證研究方法，在我們看來實際上不過是規範研究方法在一種有限範圍內的應用。這樣，政治學研究中原先對立的兩種方法便獲得瞭一種新的統一，而政治學方法論研究在這個意義上，也就獲得瞭一種新視野。本書正是在這樣一個認識前提下的一個探索性成果。

張銘，男，1950年10月生，江蘇蘇州人。1982年畢業於江蘇師範學院（蘇州大學前身），獲學士學位。1983-1984年進修於復旦大學國際政治專業，1988年於進修北京大學政治學專業。1998-1999年赴美國艾奧華大學訪學一年。2000年晉升教授，2001年獲博士生導師資格。原為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蘇州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蘇州大學MPA中心常務副主任。社會兼職：江蘇省政治學學會副會長，蘇州市社科聯常務理事。2006年3月調入山大威海分校法學院任教。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學、政治哲學和西方政治思想。 主要講授課程有： 政治學專題研究； 政治哲學； 西方政治思想史； 國際政治； 當代西方政治思潮； 政治發展與現代化。

嚴強，男，1948年生，教授、博士生導師。1977年考入南京大學哲學係，1982年獲學士學位，畢業後留校任教至今。現任國傢教育部高教司政治學類課程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公共政策研究會常務理事；南京市鄧小平理論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兼職教授；中國礦業大學、南京信息工程大學、南京農業大學、楊州大學、安徽工業大學、海南大學兼職教授；南京大學公共事務與政策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方嚮為公共政策、國際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