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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作者:井宇虹 主讲

出品人:

页数:191

译者:

出版时间:2005-7

价格:12.80

装帧:平装

isbn号码:9787508704425

丛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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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思想史论纲》 内容提要 本书旨在系统梳理和深入剖析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脉络与核心议题，重点聚焦于自晚清“开眼看世界”始，至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直至抗战爆发前夕这一关键历史阶段，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所进行的思想探索、理论构建与实践尝试。 全书以时间为轴，以思想流派的更迭为纲，结构清晰，论证严密。第一部分回溯了鸦片战争前后中西思想的初次碰撞，分析了传统儒学在西学冲击下的自我辩护与初步松动，尤其对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早期救亡思潮进行了细致的解读，揭示了“器物”层面的引进如何潜藏着对制度和文化的深层焦虑。 第二部分深入探讨了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及其内在矛盾。本书不仅辨析了张之洞、李鸿章等洋务派代表人物的实践逻辑，更着重分析了冯桂芬、王韬等早期维新思想萌芽阶段对“富强”与“保国”关系的再认识。此处特别强调，洋务思潮的局限性并非仅仅是技术层面的短视，而在于其对儒家伦理纲常的路径依赖与结构性固守。 第三部分聚焦于戊戌变法前后的思想激荡。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体系被置于详细的剖析之下，包括其对公羊学和宋明理学的创造性挪用。同时，严复引入赫胥黎、斯宾塞等西方社会进化论思想，其所译介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如何被迅速吸纳并改造，成为剪除旧制、呼唤变革的强大思想武器，这些思想如何催生了早期政治精英的改革共识，并最终走向了激烈的体制冲突。 第四部分是全书的重点，集中讨论了辛亥革命前夜的革命思想与激进思潮。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论形态演变，从早期的排满革命到后期的“知难行易”学说，其理论的实践性与思想上的包容性得到了深入分析。此外，本书还专门开辟章节讨论了激进民主主义和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潮在知识青年中的传播与影响，探讨了这些思潮对推翻帝制所起到的思想动员作用。 第五部分，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考察，采取了多维度的视角。不再仅仅将新文化运动视为对旧道德的简单批判，而是深入分析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如何在文学革命的表象下，探讨“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根本性。本书详细梳理了“全盘西化论”与“打倒孔家店”的论战，强调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重估与现代性转化的艰难过程。特别是对“平民主义”思潮的探讨，揭示了知识分子开始将救亡的目光投向广大的工农阶层。 第六部分关注抗战爆发前夕思想界的复杂局面。在民族危机空前加深的大背景下，各种思潮的交融、冲突与分野被详尽阐述。国民党内部关于国家建设的争论，左翼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与在文艺界的实践，以及部分知识分子对德日法西斯主义的片面理解等，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复杂而紧张的思想图景。本书力图展现，在救亡图存的主旋律下，思想界是如何努力寻求一条既能实现民族独立，又能完成社会现代化的可行道路。 全书的特点在于： 1. 注重思想的社会根源：每一重要的思想流派的产生和传播，都紧密联系着当时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变动，力求避免将思想史写成纯粹的观念史。 2. 强调思想的本土化进程：对于外来思想（如进化论、功利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本书着重分析了它们在中国语境下如何被“中国化”，如何被知识分子根据自身经验进行“再编码”和选择性采纳。 3. 人物群像的立体塑造：通过对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陈独秀、鲁迅等核心人物的学说及其人生选择的勾勒，展现了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与历史担当。 本书适合历史学、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以及对中国近现代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精神世界感兴趣的广大读者阅读。它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如何在西方冲击下重塑自身认知的思想地图。 --- 《中国古代律令制度沿革考辨》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部专注于中国古代法律、特别是刑法与行政法（律令）制度变迁历史的学术专著。它以先秦时期的“刑鼎”遗风为起点，系统梳理了自秦汉帝国确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以来，历代王朝在立法精神、刑罚结构、诉讼程序以及律令编纂体例上的继承、发展与重大变革。本书的宗旨在于揭示中国古代法制从早期人治色彩浓厚向晚期形式化、儒家化的演变规律。 全书结构严谨，以朝代更迭和法制核心理念的转变作为划分章节的主要依据。 第一编：先秦法制基础与秦汉的整合 本编首先考察了西周的“礼”与“刑”的关联，探讨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早期刑罚的批判与建构，特别是法家思想在秦代统一立法中的核心地位。重点分析了秦律的“严苛”特征，包括其组织犯罪、行政违法方面的具体条款，以及秦代简牍档案对后世留下的直接影响。 进入汉代，本书着重探讨了汉承秦制背景下的“儒家化”转向。分析了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如何渗透到刑法理念中，形成了“以德化人，刑罚为后”的官方论调。详细考证了《越律》、《唐律疏议》的先驱《汉律》的结构与主要内容，特别是关于“八议”制度的早期雏形，以及汉代对特定阶层（如皇室宗亲、外朝官员）的法律特权是如何被确立并制度化的。 第二编：魏晋南北朝的法律分流与融合 这一部分重点分析了王朝更迭频繁时期法律制度的复杂化与碎片化。探讨了曹魏政权在法典编纂上对秦汉传统的继承与“裁量化”的尝试，特别是对法律条文解释权与适用范围的细化。随后，本书对比了南北朝时期，北方政权（如北魏）在吸收汉文化法律经验与保持其自身部落传统之间的张力与融合，以及南方政权在保持汉代法律体系的“古旧”性上的特点。 第三编：唐代律令制度的集大成与规范化 唐代是古代中国律令制度的巅峰。本书用了较大篇幅，系统地解读了《唐六典》和《永徽律疏》的结构与精神。强调了唐代立法实现了刑法（律）、行政法规（令）、司法解释（疏）、惯例（式）的有机统一，形成了高度成熟的法制体系。重点剖析了“十恶”制度的最终定型，以及唐代在程序法上对证据采集、审判回避制度的精细化设计。同时，也指出了唐律制度在后期执行中日益严苛的趋势，以及它如何为后世各朝代提供了最直接的立法蓝本。 第四编：宋元明清的司法重构与趋向 宋代法律制度的特点在于“宽仁”的政治导向与法律条文的频繁修订。本书详细分析了宋代“立法附会”的现象，即为了适应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法律解释和增删的频率显著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律令的稳定性。 元代的法律制度体现了游牧民族法律传统与农耕文明法律体系的碰撞与并存，特别是对不同民族之间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 明清时期，本书着重考察了《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如何将儒家伦理提升到法律的最高指导地位。明代立法重在“复古”与“防微杜渐”，将大量伦理道德规范转化为犯罪条款（如孝道、纲常方面的立法）。清代则更侧重于“例”对“律”的补充与固化，使得法律解释的灵活性大大降低，体现出一种僵化的、高度程式化的趋势。 核心研究方法与贡献 本书以出土法律文献（如云梦睡虎地竹简、张家山汉简）的最新发现为参照，结合传世的法典和史料，进行跨时空的比较研究。它不仅仅是对法条的罗列，更侧重于分析法律条文背后的社会结构、政治权力运作以及伦理观念的支撑作用。本书为理解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连续性、适应性与局限性，提供了一个宏观而精细的学术框架。 本书适合法史学、中国古代史、政治制度史等领域的学者及研究生作为参考资料，对于希望深入了解中国古代行政管理与刑罚体系的专业人士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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