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既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核心主题，又是中国当前急需大力推进的一个重大课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Lewis，W．A，1954)在《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通过理论模型论证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途径。他指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传统农业部分和现代工商业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在传统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由于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是由他们的边际收益率决定的，在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农民收入只可能保持在极低的水平上。而现代工商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职工工资收入大大高于传统农业部门，将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一方面会提高这部分转移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会增加现代工业部门的产出和积累。随着积累的增加，现代工业部门就有能力吸收更多的农村劳动力。由这种互动关系造成的良性循环，会促使整个经济加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过度到刘易斯所说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提高全社会生产率，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但也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其中最迫切且最具有挑战性的是农民贫困、农业停滞和农村偏枯的“三农”问题。最近10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为解决“三农”问题先后采取了增加农业投入、大幅度提高粮棉合同收购价、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稳定土地合同、进行农村税费改革、推进城镇化建设等措施。这些措施对于促进农业的发展；缓解农民的经济困难和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三农”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有些地区的情况还在恶化。这些措施之所以见效不大，症结是没有抓住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心一环，即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的转移。为什么我国的“三农”问题难以解决，是因为农村人口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过多，人均占有资源、首先是土地资源的数量过少，因而土地报酬递减的趋势十分明显，生产率提高缓慢而成本却迅速增高。这种基本态势不改变，其它措施都很难收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显著成效。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实际工作，对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际运行和对策分析积累了一些思考。他提出这样几个观点：一是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必须从推动工业化入手，因为工业化是经济现代化的主体内容，是农村剩余劳动转移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二是“民工潮”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对此应充分肯定，积极引导；三是不宜在长时期内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实行“离土不离乡”式的就地转移模式，而应将加快城乡体制改革、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推进城市化、实行“离土又离乡”的异地转移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途径，同时对原有的就地转移进行改造，鼓励乡镇企业相对集中，扩大重点小城镇规模；四是要将改革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劳动制度作为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条件；五是将推进农业产业化或农业结构调整、发展乡镇企业和推进城镇化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同时要注意这三个方面的协调推进。作为一位勤于思考和笔耕的干部，从实际工作中遇到问题出发，进行理论探讨，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显然，农民进入城市并稳定下来的首要条件是获得能够提供稳定收入的就业岗位。从目前我国城市的就业结构和农民自身的素质状况来看，他们进入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机会很少；国有企业现在已经为大量冗员和下岗职工所困扰，绝没有能力为数量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现实的选择是进入已有的城镇中小企业或者自行创办新的中小型企业。中小企业对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具有如下的优势：(1)大多数中小企业尤其是服务业中的中小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劳动力的容量很大；(2)就业门槛较低，对低文化技术水平的劳动力的就业限制比较少；(3)技术起点较低，投资需求较少，易于创办；(4)能够创造大量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反过来又为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服务业的发展创造广阔的空间。而且，我国东南沿海一些地区，例如浙江地区，在大规模地发展中小企业、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促进城乡经济发展等方面已取得明显的成效。他们的事迹表明，这是一条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实可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