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的漏網之魚 　大約四十年前，我曾閱讀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的這段歷史，部分原因是為了自我充實，以便撰寫《西方的興起：一段人類社群史》這部書。如眾所周知，柯帝茲只帶了六百多名隨從，就征服了統轄數百萬人的阿茲提克王國。這麼一小撮人怎麼可能戰勝？究竟是怎麼發生的？ 我們常聽到的那些解釋，似乎都不夠充分。蒙特祖馬那群人即使在剛開始的時候，錯把西班牙人視為天神，要不了多久，經驗自然會告訴他們實情。另外，即使在第一回合交手時，馬匹和火藥令得土著既驚且怕，武裝衝突後，馬匹的血肉之軀以及西班牙人所舞弄的原始槍炮，自然會露出它們的局限性。當然啦，柯帝茲有辦法號召聯合墨西哥境內多支印地安民族，合力對抗阿茲提克王國，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但是也那些印地安盟邦若非有理由認定柯帝茲會贏，是不會選擇站在西班牙人這一邊的。 事實上，這一則奇特的墨西哥征服記（過後不久，在南美洲又發生另一段同樣驚人的歷史：皮扎若征服印加王國），只是一個更大謎團中的一部分而已。能夠漂洋過海來到新大陸的西班牙人，數目不多，但是卻能成功地把他們的文化傳播給為數極眾的美洲土著。然而，單憑歐洲文明以及西班牙人所精通的一祡無法抗拒的科技優勢，似乎仍不足以解釋，為何會有這麼多土著背離歷史更悠久的印地安生活方式及信仰。譬如說，為何墨西哥及秘魯的古老宗教會消失得這般徹底？對於庇護滋養他們田園長達無數年代的神祇和宗教，村民為何不再虔誠？傳教士的訓誡以 在柯帝茲征服史的諸多解釋中，有一項不經意的說法（我已經記不得是哪兒看到它的），為上述問題提供了一則解答，而且自從我開始審慎思考這個答案以及它背後的含意後，我的新假說變得愈來愈有可能，同時也愈來愈有分量了。因為，就在阿茲提克人把柯帝茲及其手下逐出墨西班城的那天晚上，天花傳染病正在城中猛烈蔓延。而且，負責率隊攻擊西班牙人的土著將領也死於那場「悲傷之夜」——事後，西班牙人這麼稱呼它。這場致命傳染病所釀成的癱瘓性效果正足以解釋，為何阿茲提克人當時並未乘勝追擊潰敗的西班牙人，反而讓對手有時間、有機會喘 不只如此，對於一場「只殺死印地安人，卻對西班牙人無傷的流行病」，心理方面的暗示也很值得考量。這樣的差異待遇，當時也只能用超能力來解釋，而且在這場戰爭中，那一方更受天神庇護也是毫無疑問的。環繞著古老印地安神祇所築起的宗教、祭師以及生活方式，在西班牙人所信奉的神展示了超能力之後，再也無法存活下去。因此，印地安人會如此輕鬆地接受基督教，向西班牙人稱臣，也沒什麼好奇怪的了。天神已經顯露站在他們那一邊，而且此後每一場由歐洲（不久後又加上非洲）引進的新型傳染病大流行，都一再地重複這趟教訓。 　史學家忽略了傳染病 於是，這類一面倒施加在美洲土著民族身上的傳染性疾病，提供了一個門路，以理解西班牙如何征服美洲——不只是軍事上，文化上也一樣。然而，該假說卻又立刻引發了一串新問題。關於那種為西班牙人在新大陸帶來好運的疾病，他們自己又是在何時、如何獲得染病經驗的？為何美洲土著不具有能消滅入侵西班牙人的土產疾病？只要試著回答這些問題，很快地就會開始發現一處迄今仍被歷史學家忽略的歷史區域：人類與傳染病交鋒的歷史，以及每當舊有疾病疆界被打破，使得某種新傳染病入侵某個對它完全缺乏免疫力的民族時，因而所造成的深遠影響。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人類歷史其實昃供了好些與十六、七世紀美洲事件相當的紀錄。本書將描繪這類致命接觸的主軸。我的結論將會令許多讀者大吃一驚，因為在傳統歷史中備受冷落的一些事物，卻占據了我言論中的樞紐地位。主要原因是在於，成中負責篩檢人類歷史紀錄的鮑學之士，對於疾病模式產生重要變化的可能性，不夠敏銳。 　當然，有幾椿陌生傳染病首次襲擊某族群的搶眼案例，從未被歐洲歷史所遺漏。十四世紀的黑死病可以算是最主要的代表，其次則是十九世紀的霍亂大流行，後者破壞性雖然沒有那麼大，但卻是比較近代且記載較完備的案例。然而，歷史學家從來不把這些歸入一個較尋常、具關鍵重要性的疾病爆發等級中，因為這類與新疾病慘烈交手的早期案例被深深地埋藏在過去之中，在那兒，紀錄如此不完整，以致事件的規模和意義都輕易被後人忽略了。 　在評鑑古代典籍時，史學家很自然地會受限於自個對傳染病的體認。由於現代人類放群早已歷經各種疾病，對於許多熟悉的傳染病，都練就出相當程度的免疫力，因此總能很快地鎮壓住一般的疫病流行；受過精良評論訓練的史學家生活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不由得會把任何疫病造成重大傷亡的言論，當成誇大之辭。 　事實上，以前的史學家之所以沒能適度看重這整個主題，基本起因是在於他們不了解，「熟悉的疾病在具有罹病經驗族群中爆發流行」與「同樣疫病在缺乏免疫力的族群中蔓延」間的重大差別。如果預先假設在現代醫學出現之前，所有傳染病的模式一直都是和歐洲地區的傳染病模式相同，那麼疫病流行自然就沒什麼好提的了，因此，史學家也傾向於採用很隨興的方式，把這類資料輕輕帶過，正如我在柯帝茲勝利的描述中所看到的。 　於是，流行病史成為古物研究者的領地，他們很有興致地在那兒抄抄寫寫，記錄下一堆基本上沒什麼意義的數據，為的只是因為它們剛好就在手邊。不過還是有黑死病以及其他幾個例子，都是某方軍營內突然爆發疫病，因而扭轉軍情，有時甚至決定了一場戰爭的輸贏。像這類插曲當然不可能被人遺忘，但是它們所帶有的那種不可預測的性質，卻令得史學家深感不自在。我們全都希望人類歷史的軌跡有理可循，而史學家為了迎合大眾需求，通常也特別強調歷史中可計算、可定義而且多半也能控制的因素。然而，當疫病成為戰爭或和平的關鍵時，卻有違這分解析歷 　當然啦，還是有一些圈外人扮演烏鴉嘴的異議角色，例如細菌學家辛瑟，蒐集了一堆確曾扭轉乾坤的疾病史料。因此，在辛瑟撰寫的那本可讀性奇高的著作《老鼠、蝨子與歷史》中，證明了斑疹傷寒大流行曾經多少次破壞國王與武士的妙計良策。但是，這類書籍並未嘗試把疾病史擺進人類歷史中更重大的場景。這類書籍和其他書籍一樣，依然把偶然爆發的疫病慘案視為突發且無法預期的，本質上已超出了史學詮釋的範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

一代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在全球史方面的研究卓然有成，德高望重，与斯宾格勒、汤因比齐名，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开辟了一个西方世界史学的新时代。

1963年，威廉•麦克尼尔以一部《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一举成名，并因此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此后，他笔耕不止，迄今已出版30多部作品。 1996年，因其“在欧洲文化、社会和社会科学领域里做出的杰出贡献”荣获伊拉斯谟奖。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他颁授国家人文勋章，以表彰其在人文科学研究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

其他主要作品有《世界史》（A World History）、《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竞逐富强》（The Pursuit of Power）、《人类之网》（The Human Web，与其子约翰•麦克尼尔合著）、《追寻真理》（The Pursuit of Truth）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