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界对于牛郎织女、白蛇传、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四大民间故事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黄 瑞旗的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孟姜女故事研究》，罗永麟的由中 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贺学君的由浙江教育 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四大传说》等。而董永民间故事可以算是中国的第 五大民间故事了，但国内对董永故事却缺少深入而全面的研究。董永民 间故事最初只是汉代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事父至孝的孝子故事，但是历史却选择了董永作为社会孝观念宣传的典范，一直流传至今。在流传过程中董永故事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渐渐由孝子故事演变为爱情故事。从民间故事的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出民众的感情与想象的巨大作用。

　　对于这样一个著名的民间故事，对它的演变的研究在国内却一直没有著作问世，长期以来可以说是民俗学界的一个遗憾。而郎净女士的《董 永故事的展演及其文化结构》一书是其在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就读文艺民俗学博士时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这本书的出版自然会引起民俗学界的关注。我作为郎净女士硕士时候的同学，承蒙她的厚意，在2002年5月就拜读了这篇论述董永民间故事时代演变的论文。读完以后觉得论文不但材料丰富，论述具有历史的深度，而且勾勒了董永故事发展的基本阶段，揭示了民间故事在演变过程中的民间、官方、知识分子不同群体的三重作用，从而将董永故事的历史丰富性呈现在我们面前。郎净女士的学术叙事舒缓自如，学术心态从容不迫，这在当下浮躁的学术研究中十分难得。整本书的学术叙事风格就像是丰富多样的董永故事本身，精彩纷呈。国内对董永故事的认识总是与黄梅戏《天仙配》联系在一起。而郎净女士一直是研究中国戏曲的，在日常生活中唱戏也唱得很好，尤其是演唱黄梅戏十分地道。这样既有理性的学术认识，又有感性的审美体验，从而将戏曲研究与民间故事研究结合起来，就更富有学术启示意义。这种学术路径可以说是完全继承了顾颉刚的学术风格，因为顾颉刚的民俗学研究主要来自听戏所得的启发。

　　顾颉刚先生在其《孟姜女故事研究》中曾揭示了孟姜女故事研究的六个方向，这六个方向分别是：1．就历代的文化中心来看这件故事的迁 流的地域。2．就历代的时势和风俗来看这个故事中加入的分子。3．就民众的感情与想象来看这个故事的酝酿力。4．就传说的分异来看这个故事的散乱的情状。5．就传说的自身解释来看这个故事的变迁的样子。6．就这个故事的意义来看民众与士流的思想的分别。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研究这六个方向的揭示实际上适用于中国其他的民间故事研究。而郎净女士的这部著作很好地体现了顾颉刚先生的学术思路。

　　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在当时的学术界是一个破天荒的学术行为。1924年顾颉刚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中说：“孟姜女的故事，论其年 代已经流传了二千五百年，按其地域几乎传遍了中国本部，实在是一个极 有力的故事。可惜一班学者只注意朝章国故而绝不注意于民间的传说，以至失去了许多好的材料。但材料虽失去了许多，至于古今传说的系统 却尚未泯灭，我们还可以在断编残简之中把它的系统搜寻出来。”由于以往的学者是看不起民间故事一类的材料的，但顾颉刚则不然，他的这一独特的学术思路和他在看戏中得到的启发有关。以前顾颉刚在苏州时，认为民间的说书赛会一类的东西十分卑俗无聊，于是就不去了解，所以对于民间社会的情形就一直很隔膜。但1913年顾颉刚在北大预科读书时，受叶圣陶的影响，就抑制了读书人的高傲去和民众的思想接近，逐渐迷上了看戏，北京的各种腔调、各种戏班子他都看。看了两年的戏，顾颉刚就体会到民间戏剧中的故事叙述是在变化的。从史书的记载到小说的记载有变化，而从小说到戏剧的表演又有变化。而同样一个故事，不同的戏班子来演，内容往往不同。而同一人物在不同的戏里其角色也不同。民间编戏的乡土艺人往往是以自己的观念和想象，通过戏剧的表现方式来揣度 古人，叙述自己心目中的历史。所以民间也有他们自己对历史的看法与戏剧式的历史叙述方式，而且不同时代的艺人的叙述也在变化。民间戏剧舞台上的曹操形象与学者们写的史书上的曹操形象就完全不同。顾颉刚后来发现学者所构建的历史叙述也是在变化的，学者和民间艺人一样 也总是以自己的想象来叙述历史。只是学者比民间艺人更复杂，他们还会造伪，会制造一个三皇五帝的具有严密传承体系的上古史。因此司以用研究民间戏剧故事演变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叙述的演变。于是精英的历史叙述与民间戏剧表演之间就有了一种同构性。在这一点上顾颉刚实际 上将日常生活经验和普通民众的观念也融人了自己的学术和思考之中。顾颉刚后来运用这一认识来研究孟姜女故事时，也发现孟姜女故事情节随着时间与空间以及传承者的群体差异在发生变化。于是追寻其故事的演变成了最主要的研究目的。董永故事和孟姜女故事一样，也是一个流传了两千余年的民间故事，郎净在董永故事研究中也强调了民众的感情与想象。这一方面是继承顾颉刚的学术思路，同时也与她的戏曲演唱时的情感体验有关。

　　郎净的论著注重从历史与地域的时空纵横两个系统来分析这个民间故事，而且特别重视民众与官方以及文人创作的差异以及民众的感情与想象。在历史层面上，结合董永故事本身的形态，划分为董永故事的雏形期、渐变期、转型期、重铸期四个时期。在地域层面，从最初的山东博兴到后来的江苏丹阳、湖北孝感，乃至在清代以后又传到了广西、云南等地。 因此董永民间故事的系统经过此番梳理已经大致呈现出来，在这里主要 就董永故事的雏形期谈自己的一点阅读感受。

　　故事雏形期在本书中作者界定为从汉代到魏晋时期，作者推定故事文本原产生在汉代下层社会，后来这个民间孝子故事被官方有意识地采 纳进行孝道宣传，后来又反哺于社会。作者强调指出，父慈子孝这种发自 天性的情感是先于文本而存在的，民间故事首先是民众情感的自然流露。 而这一民间孝子故事后来作为汉代孝观念宣传的一个典型，这种传播途 径在汉代的画像石中也可以看出来。由于我的博士论文《两汉孝社会伦理及其传播》考察的就是汉代孝观念的传播情况，对这一历史时期，我个 人相对熟悉一些，因此和郎净的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是重合的，因而我在 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郎净的博士论文对我有很大的启发。郎净的论 文在论述汉代画像石时，注意到了其民间文化的特征，汉代画像石上的图 案往往是社会上共同认可的人物形象。从而在这个层面上郎净论证了汉 代的董永故事的民问性，董永在汉代的实际情形不像有些学者考证是一 个上层官员形象。汉代画像石作为了解汉代民间社会的资料，有一点特 别值得我们关注，即地上的祠堂和地下的墓室的图案的功用是不一样的。 我发现汉代画像石中的孝子图像主要集中在地上祠堂的画像石上，而不 是在地下的墓室中。地上祠堂是展览给公众看的，因而代表当时社会普 遍认可的伦理规范，如汉代董永图像就是出现在武梁祠堂上的。而地下 墓室中的画像石图案则更多具有个人的隐私性，一些有违当时时代伦理 的图案如性生活图案就只能在地下墓室中存在。在这一历史时期，郎净 主要论述了董永故事的务农与孝亲两个特征，抓住了这个民间故事存在 发展的两个基本母题，即以农为本的社会经济，以孝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规 范的农耕社会的特征，而董永这个人物正是庶民之孝的最佳形象代言人。 在汉代画像石董永孝子图中，董永父亲的形象占据整个图案很大的比例， 而董永的人物在图案中相对较小，这说明当时的孝道是以子事父母为中 心的。在故事雏形时期，郎净通过她的研究，揭示了董永从佣作养父到卖 身葬父，从以父为重心到以织女为重心的故事自身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 就是在这一时期孝子型的伦理故事也在渐渐向情感型的爱情故事演变。 在这里，我也提出一点与郎净不同的看法。郎净认为汉代的神仙世界距 离凡人相当遥远，只有上层社会的人才能与天神交游，所以董永画像石上 的右上空飞舞的图案，不可能是织女，而曹植笔下的神女，也不可能是织 女。而汤池先生在《文物》1979年第2期的《西汉石雕牵牛织女辨》一文 中说汉代是有织女像的，西汉班固的《西都赋》中也有提到。因此汉代可 能是有织女形象的，当然这一点在郎净的整本著作中并不是个关键环节。 而细节上的争论在学术研究中也是难免的。汉代董永画像石上是否已出 现织女图案？或者说即使考定了确实是织女图案，那么是否意味着在汉 代董永孝子故事就已转变成一个爱情故事？或者已经有了爱情发展的可能性？这些问题由于材料不足，还不能马上下结论。郎净对汉代的董永 故事的分析是严谨的，在没有足够的材料的支持下，还是将这一时期视为 以孝为中心的孝亲故事，只是到了魏晋时才向感情型的爱情故事发展。

　　在从唐代到清代的故事渐变期的论述中，郎净注意到了不同的民间故事载体与群体中其所代表的意义是不同的，如在孝子类的宣传与地方 志中，故事主要人物以董永出现；而在各类民间故事、传说、戏曲中，织女 或七仙女才是真正的主角，壁画与民间工艺中董永与织女是并列的；而在 宋代文人的话本创作中，董永的身份也发生变化，从原来的农民变成了书 生，这很明显是文人的自我意识的反映。这三种方式，实际上对应的是三 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即官方、民众与文人。

　　在郎净的博士论文中十分突出的一点就是在董永故事的叙述与展开过程中，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进行，即官方伦理层面与民众情感层面。官 方伦理层面总是把董永故事框定在孝道宣传的范围内，而民众却在不断 地参与这个民间叙事，不断突破其伦理教化意义，其故事的受众十分广 泛，民众以讲和唱的形式展开他们对董永故事的想象与再创作，并在故事 中寄托自己的生活理想与群体心愿，充满着时代色彩与生活细节。正如 顾颉刚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中说要以“故事的眼光来看故事，不能用 实事的眼光来看故事”，这是说表面上是故事在变化，实际上是叙述故事 的民众的感情认同发生了变化。在民间社会层面，人们更看重的是内在 的感情，于是董永故事演变成了一个多姿多彩的爱情故事。这也是民间 故事在不同群体之间的伦理与情感的一个内在冲突。 当然，在董永故事 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一些禁忌则一直存留在民间叙事中一直没有发生变 化，特别是天人相分的民间禁忌，如织女最后必须回到天上去，天上的仙 女与地上的凡人不能永远在一起生活，这实际上已触及了中国古代的民 众的强烈的宗教心理了。在中国的民间社会实际上不是没有宗教信仰， 它是被官方与文人士大夫压制了，从而存在于文化的底层。在董永故事 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天人两分的宗教禁忌。在郎净的关于故事渐变期 （下）的论述中，对这一点也有一定的篇幅进行讨论。对天人两分的宗教 禁忌及其民众长期以来的宗教基础，我们以往是不够重视的，我们以往总 是讲天人合一，其实天人合一只是文人士大夫的审美境界，与民众的天人两分的宗教禁忌有很大不同。在这一点上相关的探讨还可以更为深入。

　　关于董永故事与牛郎织女故事的融合，也是本书讨论的内容，郎净认为晋干宝的《搜神记》中女子明言自己为“织女”，为“天帝’’所派遣，敦煌 残本《孝子传》与之一致，这是董永故事与牛郎织女故事的融合，对于这 一点，论述上还可以更充分一些。由于董永故事的其他时期如渐变期从 唐代到清末这一时间段，戏曲的内容很多。在这一阶段，郎净搜集了大量 的地方戏曲资料并作了整理，这与她对戏曲的熟悉是分不开的，我个人对 于戏曲并不熟悉，也就不能就此发表太多的评论。

　　郎净对于诗歌、戏曲、体育均有一定的造诣，所以在这篇博士论文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行文中潜在的艺术气质。正是这一点可以说她很好 地继承了顾颉刚先生民俗学研究中对民间感情与想象尊重的学术传统。 在民俗学研究中，研究者如果能充分尊重民众情感与想象，并为之付诸实 践，那么我们就说这是民俗学研究的民主意义的体现。民众也有权利表 达他们对历史与文化的理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种以往不被重视的感 情和想象发掘出来，并呈现在世人面前，从而反思我们自己。郎净是华东 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文艺民俗学的第一个博士生，当初郎净主攻的是中 国戏曲方向，对于黄梅戏有相当的研究，并选取了董永民间故事，是一个 将民俗学与戏曲学结合的很好的学术个案。就目前的材料来说，这篇博 士论文所达到的学术研究深度在国内是无可置疑的。本来按照中国人的 学术习惯，我是没有资格给这本专著写序的，因为我和郎净都刚博士毕 业，我们都刚开始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她的第一本学术专著的出版本 来应由她的老师来写序，但郎净坚持要我写，而我也对于其所取得的学术 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也很乐意为此写序，并表达自己的批评意见。这样 的做法在学术界中也许有些骇人听闻了，不过，我们注重的是学术本身。 其他也就不在意了。也许年轻一代人的学术成长，就是这样让前辈人目 瞪口呆的。

　　2002年南京师范大学的纪永贵先生也开始撰写董永的博士论文，在他开始董永博士论文的写作时，郎净已在这一年的5月通过了董永博士 论文的答辩。后来纪永贵先生联系到了上海的郎净，他的博士论文在写 作过程中得到了郎净的帮助。郎净把她的博士论文送了一部给他作为写作的参考。我们也很高兴看到关于董永故事的研究，已有更多的学者在 关注。我们也期待关于董永民间故事的研究，不同的学者能够有更多的 学术交流。郎净的博士论文作为国内第一部的董永研究专著，其出版自 然有其相当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当然从最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来说，我们 仍然期待郎净女士在本书出版以后能采纳国内外学者的批评与建议，进 一步搜集资料，在将来对这篇论文进行再次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