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锺翰清史论集(全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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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中华书局
作者:王锺翰
出品人:
页数:2828
译者:
出版时间:2004-11
价格:230.00元
装帧:精装
isbn号码:9787101037050
丛书系列:
图书标签:
  • 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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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予龆龄未学,咿呀学语,略识之无。十龄始就学,开蒙师即令诵《论》、《孟》,亦不加讲解,“学而时习之”云云,莫知所云。稍长,先从唐子玉师读,一年半内,默写《诗经》与《左氏传》一过。唐师虽稍加讲解,亦不尽如人意。后从夏凤喈师(中举县拔贡)读,授《尚书·禹贡》:“禹别九州,随山淆川,任土作贡”云云,摇头晃脑,津津乐道,予听之茫然。年十四,里中宿儒席梦禅(业)师主讲应滨学社,予往受教。先诵《礼记·檀弓·曲礼·学记》诸篇,每讲一篇从主题分析,必文从字顺,令学子听懂为止。另授古文数十篇,以曾国藩所纂《经史百家杂钞》中之选文必以经世致用为主,远胜于姚鼐所纂《古文辞类纂》之选文偏重于辞章也。

是年冬,随席师之五子鲁思(启酮,后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先生及其七、八、十诸弟(启骞、启骘、启骥)离乡背井,远赴长沙,考入雅礼中学,六年毕业。1934年夏,又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继升入研究生院历史学部,前后亦共六年。六年间得侍洪煨莲(业)、邓文如(之诚)、顾颉刚(以字行)、张孟劬(尔田)诸大师门下,稍稍窥为文、治学、事功、经世及其为人、交友、尊师、重道之门径。卒业后即留本校历史系任助教,并开清史与明史两课。时值日、美不宣而战,燕大被迫封闭遣散。再越年,予从京津南下,间关遄返湘南老家省母(先父已早捐馆),抵蓉,旅赀告罄,暂留成都燕大(复校于北平燕大被封之第二年),任历史系讲师兼秘书。同时,一代大师陈寅恪教授亦来我校任教,得侍左右,时获教诲。三年间,遍诵《前四史》,撰就《三国志裴注考证》一文,约四五万字,刊于1945年在成都五大学合办由我师闻宥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5卷。与后来1948年予留学美国两年返国前,撰写一篇由洪煨莲师出题为《游仙窟著者考》(英文),经洪师审定润饰,并于同年刊登在《哈佛亚洲学报》第十一卷第1、2合期上。这是予继《三国志裴注考证》后,写的第二篇与清史无关的文章。从此以后,予立志专攻清史,非与清史有关诸题,宁搁笔不写,惟此二文为例外耳。

清史论题方面,予最先发表的为《清世宗夺嫡考实》与《胤祯西征纪实》二文,均刊于《燕京学报》第46、48两期上。因予不同意先予发表的清史大家孟心史(森)先生所撰的《清世宗人承大统考实》的观点,予所撰写的文章总算史料充实,论点明确,颇引起学界注目和好评。此文之撰成,亦适值予与内子涂荫松女士结缡成家之初。出乎予意料之外的是当时寓美洪煨莲师因得阅予所撰的《夺嫡》一文,即写信与予,有云:“读《清世宗夺嫡考实》,为之拍案叫好!……吾弟办公(编纂引得)、为学均有进步,深慰远念。想新家内助之美,可俾吾弟专心学术事也”。洪师正指出了予婚后内子之以努力向学相勖也。

不特此也,建国初全国院系调整,予被调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后又转入历史系民族史专业,以迄于今。而内子为了儿女三人的教育问题,本人宁愿仍留北大校医院担任护士工作,旋调任内科大夫,并兼任简易门诊部主任者二三十载,而不随予迁居民院,让予一人每周首末两日骑自行车往返于白石桥路两校之间,竟长达三十二年之久。尤为难得者,予于1957年夏被错划“右派”后,内子一如既往,承担精神压力,并精心抚育子女。十年浩劫中,内子体质素弱,亦仍被下放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两年。严寒酷暑,不分昼夜,在污泥浊水中挣扎,患得高血压与哮喘病,体力为之大减。内子不得不在北大一再挽留的情况之下,于1975年58岁时提前请求退休。予是时适被借调到中华书局参加整理和标点一部七八百万字的《清史稿》,后又一人独立校勘近五百万字的《清史列传》。予早出晚归,实无暇照顾内子也。八年后,全家迁入民院新建的教授楼,一厅三住室,阳光充足。内子日以书报自遣,两年间哮喘病康复,高血压亦基本得到控制,十五年间,饮食起居一仍旧贯,全家安康,怡如也。

予之第一部结集《清史杂考》,承蒙学界不弃,于1957年交人民出版社,经编辑部主任朱南铣同志审订,同意准予出版。适值“大鸣大放”,予已内定被错划为“右派”,很难有望出书了。万幸的是,按当时北京市委规定,凡正教授级被划为“右派”的,必先得市委批准下达后才算正式的“右派”。在予之“右派”待批准之时,予之《杂考》得以出版问世,实是不幸中之万幸了。《杂考》于1963年9月又承中华书局再版过一次。据友人邓嗣禹教授相告,香港、台湾等地亦均翻版过至少一次。

自是厥后,由于予被错划为“右派”直至彻底被平反以前的二十年间,予从未发表过一篇文章。当时除为公家抄录书报,搜集文件,一般休息时间靠无目的地乱翻书打发日子。自己也曾内心自忖过:此生此世,这一辈子永无再写文章发表之一日了。用当日流行的话说,只好“夹着尾巴做人”,了此残生吧。谁又知道,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宣布从50年代中期起,直到“十年浩劫”期间,绝大部分群众被扩大化、错划了的“右派”一律予以平反。予之“右派”帽子被彻底摘掉了,从此予又可以加倍努力,笔耕不辍,而且予私自立志,争取每年多写一两篇,来补偿予过去失去二十年未写文章的损失。记得1978年刚平反半年内,予即写了两篇:一为《清代旗地性质初探》(刊于《文史》第4期,中华书局主编),约15千字;另一为《沈阳太平寺锡伯碑文浅释》(先登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上,后刊于天津南开大学主编的《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约20千字。此文发表后不久,即由意大利威尼斯大学满文讲座教授斯达理博士译成德文,并与他自己撰写的《锡伯族史稿》合编成一部《锡伯族史专号》,公开出版了。

稍后,予又陆续发表了《满文老档中计丁授田商榷》与《康雍乾三朝满汉文京旗房地契约四种》以及《清代民族宗教政策》三文。最后一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此文于第二年被译成英文,登于英文版的同名刊物上。差不多稍后几年内,予又续撰《清圣祖遗诏考辨》与《胤祯与抚远大将军王奏档》及《年羹尧西征问题》三文。从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予相继出版了两部结集《清史新考》(沈

阳市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与《清史续考》(台北市华世出版社,1993年3月)。两部结集中的一些文章正是对予早期发表的第一部结集中雍正篡位问题的修订和再探讨。

90年代末期,又承蒙学界不我见弃,亦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家近20名同时出版了一本《王锺翰学述》(杭州市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同年5月,本校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也让予出版了一本《王锤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作为本大学学术文库之一种。前年冬间,同学诸子怂恿予再出一部结集,年迈如予,已感文思枯涩,力不从心,每有习作,至一万字即需耗时半载以上,偶亦得同学诸子之助。一般把管仰屋,不过四五千字,短者一千字即打止。而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常江同志闻讯约稿,定于年内出书。幸得陈小强、乔天碧、邸永君、江桥、赵令志诸同学大力相助,竞于2001年2月出版,书名《清史馀考》,尤获老友元白(启功)兄为予题签,感荷莫铭。《馀考》字数与前三考约略相同,所不同者,每篇字数平均在一二万字左右,适足以说明个人精力大不如前,为怅怅耳。

顷者中华书局编辑部崔文印同志函嘱撰写一部《王锺翰清史论集》,字数不拘,已刊的和未刊的文章均可收入。学界谁都知道,中华书局是驰誉海内外的出版中国古籍最高层次的出版社,即使著者自动出赀将自己撰写的著作交其出版,如著作的质量水平达不到要求,也是不予考虑出版的。予何人斯,年迈郊叟,皓发豁齿,谫陋寡闻,素不善为文,几十年来虽偶不乏短什浅简之作,亦不过滥竽充数,得附于诸贤鸿文骥尾之末,何足与于著作之林乎?

然予自不敢重违书局领导与崔君之雅命!爰将几十年来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长篇短什,将近二百篇,三百余万字,汇为一集,略加区分,列为五目:一为清前期,二为康乾时期,三为清晚期,四为其他(明以前),五为附录。五目中自以康乾时期的论文为大宗,清前期次之,清晚期又次之,附录则略附自述之什而已。而此项搜集工作繁难,承蒙同学诸子定宜庄、朱宪、姚念慈、达力扎布、刘小萌、赵令志、李德龙、江桥、邸永君、彭陟焱等大力代为遍找散见于各种刊物上刊有予所撰写的大小长短之什,可谓煞费苦心,不胜感荷屏营之情。

回忆60年来,我相继出版了四部论文结集:《清史杂考》为先师邓文如(之诚)教授所题,自后三部《新考》、《续考》、《馀考》均为驰誉海内外的书法大家元白(启功)老教授题签。顷北京中华书局编辑部又为我出版一部《王锺翰清史论集》全集,辽宁大学出版社为我出版第五部结集——《清史补考》,复承元白老兄之令弟启骧教授为我题签,时贤誉之为“当代双璧”云。

本《清史论集》所收予几十年来已刊、未刊之论文,虽不敢云有所创获或突破,能发前人未发之覆,足与当代方家学者相抗衡;然其中偶亦不乏一得之愚,或俾供参考借鉴亦未可知。然予固敝帚自珍,尤不忍以鸡肋而弃之耳。

跨越时空的思想碰撞:中国古代思想史专题研究 本书集结了当代多位著名历史学家和思想史研究者的精粹论文,聚焦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关键转折点与核心议题。全书共分为四卷,系统梳理了从先秦诸子到明清之际的思想演变脉络,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多维度、深入细致的学术视野。 第一卷:先秦思潮与文明之源 本卷深入探讨了中国思想的源头活水——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重点围绕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主流学派的创立背景、核心义理及其在构建早期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展开论述。 首先,关于儒家思想的早期形态,我们审视了孔子“仁”与“礼”的辩证关系,并探讨了孟子“性善论”对后世伦理思想的深远影响。特别分析了其在春秋战国动荡中,如何试图以道德规范重建社会秩序的努力与困境。论文细致辨析了《论语》中看似零散的言论,如何系统地构筑起一个以血缘和等级为基础的社会伦理框架。 其次,道家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得到了详尽的剖析。老庄思想中的“道”与“自然”概念,被置于当时政治哲学的高度进行考察。我们不仅关注其隐逸避世的消极面向,更着重探讨了“无为”思想在治国方略中的积极意义,例如在与统治者的互动中,如何影响了早期郡县制推行的柔性策略。庄子寓言的结构分析,揭示了其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后世文学和审美观念的影响。 再者,墨家学说的社会实践性是本卷的另一亮点。通过对墨子“兼爱”“非攻”思想的文本细读,研究者将其置于城市手工业者和新兴阶层的利益诉求中进行考察。墨家在军事技术、逻辑学(墨经的“名篇”)以及对功利主义的早期阐发,展现了其作为一种“技术-伦理共同体”的独特风貌。 最后,本卷还专门辟出一章讨论法家思想的工具理性。李斯、韩非的理论,被置于秦国统一的实际需求中进行考察。文章对比了商鞅变法中的制度创新与韩非的“势”与“术”的理论,探讨了如何以客观的、非人格化的权力机制,来实现对庞大疆域的有效控制。这部分内容着重于揭示先秦思想在理论构建与国家实践之间的张力。 第二卷:汉唐间的整合与重塑 本卷将目光投向了中央集权帝国建立后,思想领域的“定型”与“转型”。核心议题是如何将先秦诸子中的精英思想,转化为服务于大一统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内在调适与外来影响。 汉代“独尊儒术”的深层机制是本卷的基础部分。我们不再满足于对董仲舒思想的简单介绍,而是深入探讨了儒学如何吸纳阴阳五行学说,从而在宇宙论层面为皇权神授提供了合法性基础。这种“天人感应”的理论建构,如何在政治权力结构中取代了早期的血缘宗法逻辑,是研究的重点。 唐代思想的特点在于儒释道的并存与互动。本卷详细分析了三教融合的趋势,尤其关注了佛教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重大转变。例如,禅宗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如何巧妙地迎合了士大夫阶层在官场失意后的精神诉求,以及其语言风格对宋明理学的影响。此外,对韩愈“原道”的分析,则展现了儒家知识分子在面对强势的外来思潮时,所进行的严肃的自我反思和理论重塑。 本卷的另一创新点在于对唐代地方性思想资源的挖掘。一些地方志和碑刻中反映出的民间信仰、谶纬学说与主流思想的交织,为我们理解当时社会的思想光谱提供了更广阔的背景。这部分内容强调,官方意识形态的构建并非单向灌输,而是一个复杂、多层次的协商过程。 第三卷:宋明理学的高峰与内在危机 第三卷聚焦于宋明时期,这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一次理论高峰,以“理学”或“道学”为标志,标志着中国哲学对本体论和心性论的深入探讨。 北宋理学的开创与分流是本卷的起点。邵雍的“元会运世”模型,程颢的“天理流行”,以及程颐的“格物致知”,构成了对宇宙生成论和认识论的初步框架。研究者重点探讨了他们如何试图在佛老的思辨框架中,重新激活并系统化儒家的伦理学。 朱熹哲学的集大成被置于极其细致的考察之下。本卷不仅分析了“理”与“气”的二元对立,更着重于“存天理,灭人欲”的实践路径——“格物穷理”。文章通过对比朱熹不同时期的著作,展示了其对“四书”的重新诠释如何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儒家教育体系,以及这套体系在科举制度中的实际操作效果。 陆王心学的兴起与变革是与朱熹学说的重要对照。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被视为对朱熹理学的一种主体性回归。本卷着重分析了阳明学说如何将道德实践的根基从外在的“物”转移到内在的“心”,这在社会层面瓦解了传统士大夫对繁复“格物”功夫的依赖,赋予了普通士人更直接的道德主体性。 然而,本卷的后半部分也严肃探讨了理学在明代后期的“流弊”。例如,过度强调心性修养导致的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避,以及心学在某些流派中走向虚无主义或教条化的倾向。 第四卷:晚期思想的转向与近代启蒙的序曲 本卷关注明末清初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思想界在巨大社会动荡和中外接触背景下的“反思”与“转型”。 明末的批判思潮是重要的切入点。李贽“童心说”及其对封建伦理的颠覆性批判,被视为中国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个性解放”的尝试。论文分析了李贽的思想如何根植于晚明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崛起,并探讨了他对后世“启蒙”思想的影响。 清初的“实学”运动被视为对明代空谈心性的一种矫正。本卷重点考察了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思想。他们对“道学”的批评,转向了对历史经验、制度运作和民生疾苦的关注。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提倡,以及对地方志、兵制的研究,预示着一种更具社会关怀和现实操作性的思想取向的回归。 乾嘉考据学作为一种学术范式,其“返璞归真”的研究方法,虽然在政治上趋于保守,但在学术方法论上,对文献的严谨性、对细节的精确把握,却为后来的近代史学和文字训诂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对“实证”的追求,可以看作是中国思想史对自身玄思过度的一种无意识的“拨乱反正”。 本书汇集的研究,力求超越传统史观的简单线性叙事,展现出中国古代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展现出的复杂性、内在矛盾及其对后世政治、伦理、社会形态的持久影响力。每篇文章都基于最新的版本学和考古发现,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既具学术深度又富于启发性的阅读体验。

作者简介

王锺翰,汉族。1913年8月2日生于湖南省东安县。1938年、1940年分别获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文学士和文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43年在成都燕大历史系任讲师。194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两年。返国后回燕大历史系任副教授,兼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代副主任。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至今。长期从事历史学与清史、满族史的教学和科研。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及民族史研究所教授兼研究生部名誉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兼任研究员、北京市历史学会顾问和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已出版专著9部,论文近100篇,其中《满族简史》与《清史新考》均获国家级著作优秀奖及日本满学协会颁发的优秀成果奖。曾多次应邀到美国、意大利、法国、日本等国家讲学和学术访问。

目录信息

叙言
第一卷 清前期
从满洲的命名谈起
谈谈满洲名称问题
满族先世的发祥地问题
The Ouestion of the Place where the Manchu Ancestors Originated
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
清太祖大妃纳喇氏传
Ch'ing T'ai-tsu Ta-fei Nara shih
《满族的部落与国家》序
《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序
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
清代八旗中的满汉民族成分问题
论袁崇焕与皇太极
清太宗教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传
Ch'ing T'ai-tsung Hsiao-tuan Wen Huang-hou Borjiget shih
天聪谕奏校注
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
满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旧满洲档案研究》序
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
推荐《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女个史料选编
满文老档中计丁授田商榷
清史研究与民族古籍
《清实录》与清史研究
清朝前期满族社会的变迁及其史料
Changes in the Manchu Society During the Early Qing Period as Reflecfed in Archival Sources
《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序
《清代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序
谈清入关前满族社会的分期问题
清代旗地性质初探
《中国民族文化大观》序
《中国民族文字与书法宝典》序
评介韦庆远、刘守诒等编的《清代的旗地》
《时代嘉靖年间的增城沙堤乡约》书后
孟森与《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
《清帝东巡》评介
东北考察记
歪乃小考
明代女真人的分布
关于明末三案的原委
第二卷 康乾时期
第三卷 清晚期
第四卷 其他
第五卷 附录
· · · · · · (收起)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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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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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清史论集》,光是听名字就让人感受到一股厚重的学术气息扑面而来,对于我们这些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尤其是清代历史怀有浓厚兴趣的普通读者来说,无疑是一座等待挖掘的宝库。我之前接触的清史资料大多是通史性质的叙述,缺乏对特定议题的深入剖析,而这个“论集”的结构本身就暗示了它更侧重于专题研究和精深见解的汇集。我期待的,是能从这四册书中看到对清代政治制度、社会变迁、文化思潮等核心议题的细致梳理和独到阐发。比如,我对康乾盛世背后的经济基础和治理模式非常好奇,希望能找到关于赋役制度改革、漕运体系运作的深度分析,而不是蜻蜓点水的概述。此外,清代中后期的转型与困境,是理解近代中国一切历史脉络的关键,我希望看到作者能从更宏观的视角,结合当时的国际背景,来解构那些看似不可避免的衰落,探究其中是否存在被忽略的内在动力或制度性障碍。阅读这样的专业论集,无疑是一次挑战,但也是一次精神上的极大满足,它要求我们放下轻松阅读的姿态,以审慎的态度去跟随作者的逻辑链条,去感受历史细节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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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上看,四卷本的篇幅意味着其覆盖的议题应该是相当广泛的,这对于我们构建一个全面的清史认知框架至关重要。我更倾向于那些对“断裂”与“连续”进行细致考察的论述。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前代的制度遗产,又在哪些方面做出了具有开创性的、甚至带有某种“超前性”的尝试?例如,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微妙平衡,在不同皇帝手里是如何调整的?如果论集中能有专论探讨清代的司法制度,如“大义觉迷录”背后的法理观念与政治意图,那将是极其精彩的。历史研究的乐趣,就在于追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决策如何最终累积成影响深远的时代走向。我期待的,是那种论证严密、层层递进的分析,而非仅仅罗列史实。这种书籍的阅读过程,更像是一场智力的角力,需要读者跟随作者的步调,去验证每一个论断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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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代读者来说,阅读清史的最终目的,往往是想从中获得对自身处境的某种启示。这套“论集”如果能做到超越单纯的史事叙述,进入到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提炼,那就太棒了。比如,关于清代中后期官员的治理能力与腐败问题,其深层原因究竟是人事制度的僵化,还是经济结构的失衡所致?如果作者能将历史的细节,成功地投射到我们对当代社会治理的思考中,那么这套书的价值就得到了升华。我个人对晚清“自强”运动中,知识分子对西学理解的偏差与实践困境的探讨尤为关注。那种在封闭与开放之间徘徊的挣扎,那种既想维护传统又不得不接纳变革的矛盾心境,是极具感染力的。阅读过程,我希望感受到的是一种历史的厚重感,一种对人类社会复杂性的深刻理解,而不是廉价的结论。这套书能否成为我们理解中国现代转型原点的关键钥匙,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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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在与古人对话,而好的历史论述,能够搭建起一座清晰的桥梁,让我们既能理解当时的语境,又能反思当下的问题。这套《清史论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它的价值就不仅仅停留在学术圈内了。我非常期待能看到一些关于清代文化思想史的篇章,特别是那些边缘化的、被主流叙事所忽略的文化现象。比如,江南士绅阶层在面对西方冲击时的文化焦虑与应对策略,或者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如何塑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帝国的认同感。历史的复杂性恰恰在于它的多元性,如果能从更具批判性的视角去审视“大一统”叙事下被遮蔽的区域性差异和内在矛盾,那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进步。这种论集,应当是能够激发读者进行二次思考的,它提供的不是标准答案,而是更精妙的问题。我希望它能促使我跳出对清朝“好”与“坏”的简单二元对立判断,进入到一个更细致、更富有人文关怀的辨析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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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拿到这套书时,首先被它扎实的装帧和清晰的排版所吸引,这对于需要反复查阅和比对的学术性著作来说至关重要。我特别关注的,是作者在处理史料时的那种严谨性。真正的历史洞察,往往隐藏在那些不为人注意的档案、奏折、地方志的字里行间。我希望看到,作者是如何穿透历史的迷雾,从一手资料中提炼出具有说服力的论点。例如,关于某个特定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建立在片面的传闻还是多方交叉验证的证据之上?我个人对清代士大夫的群体心态和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变迁十分感兴趣,这涉及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如何被诠释和实践。如果论集中有涉及科举制度变革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以及民间思想如何渗透到精英阶层视野中的探讨,那将极大地丰富我对那个时代“活生生的人”的理解。这种深度挖掘,远非教科书上的简单标签可以替代,它需要作者拥有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洞察力,才能将零散的史料编织成有血有肉的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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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此书,想见先生为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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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249.07-53/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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