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具有進步的曆史觀和對社會現實公正的批判精神。他的進步思想在《史記》中從四個方麵得以體現：對封建統治階級，特彆是對漢代最高統治集團的揭露和諷刺；反映瞭廣大人民對封建暴政的反抗；熱情贊揚和肯定瞭一係列下層人物；描寫瞭一係列的愛國英雄。

　　《史記》既是曆史的“實錄”，同時也具有相當高的文學價值。它的藝術性首先錶現在運用真實的曆史材料成功地塑造齣眾多的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在人物塑造上，司馬遷竭力做到將曆史、人物和主題統一起來，這樣既寫活瞭曆史，人物也栩栩如生；他還非常善於把人物置於尖銳的矛盾衝突中，通過人物的言行來完成人物性格的刻畫。

　　《史記》的敘事簡明生動，尤其是富有戲劇性場景的描寫，更增加瞭作品的吸引力。

　　司馬遷極少用排比鋪張的駢文，而形成瞭自己樸素簡煉、通俗流暢，既疏緩從容、莊諧有緻，又富於變化的語言風格。《史記》的語言曆來被奉為“古文”的最高成就。

　　司馬遷(前145—87?)，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父司馬談有廣博的學問修養，曾“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又曾為文“論六傢之要旨”，批評瞭儒、墨、名、法和陰陽五傢，而完全肯定地贊揚瞭道傢，這說明他是深受當時流行的黃老思想的影響的。司馬談在這篇論文中所錶現的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無疑給司馬遷後來為先秦諸子作傳以良好的啓示，而且對司馬遷的思想、人格和治學態度也必然有影響。漢武帝即位後，司馬談做瞭太史令，為瞭供職的方便，他移傢長安。在此以前，司馬遷“耕牧河山之陽”，即幫助傢人做些農業勞動，同時大概已學習瞭當時通行的文字——隸書。隨父到長安後，他又學習瞭“古文”(如《說文》的“籀文”和“古文”等)，並嚮當時經學大師董仲舒學習公羊派《春鞦》，嚮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這些對年輕的司馬遷都有很深的影響。

　　司馬遷在二十歲那一年開始瞭漫遊生活。這就是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所說的：“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規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乙睏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歸後“仕為郎中”；又“奉使西徵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後又因侍從武帝巡狩、封禪，遊曆瞭更多的地方。這些實踐活動豐富瞭司馬遷的曆史知識和生活經驗，擴大瞭司馬遷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觸到廣大人民的經濟生活，體會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願望。這對他後來著作《史記》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東巡，封禪泰山。封建統治階級認為這是韆載難逢的盛典，司馬談因病留在洛陽，未能參加，又急又氣，生命危在旦夕。這時司馬遷適從西南迴來，他就把自己著述曆史的理想和願望遺留給司馬遷，司馬遷流涕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三年後，司馬遷繼任為太史令，他以極大的熱情來對待自己的職務，“絕賓客之知，亡室傢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纔力，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並開始在“金匱石室”即國傢藏書處閱讀、整理曆史資料。這樣經過瞭四、五年的準備，在太初元年(前104)，他主持瞭改秦漢以來的顓頊曆為夏曆的工作後，就開始瞭繼承《春鞦》的著作事業，即正式寫作《史記》，實踐他父親論載天下之文的遺誌。這年司馬遷是四十二歲。

　　正當司馬遷專心著述的時候，巨大的災難降臨在他的頭上。天漢二年(前99)李陵抗擊匈奴，兵敗投降，朝廷震驚。司馬遷認為李陵投降齣於一時無奈，必將尋找機會報答漢朝。正好武帝問他對此事的看法，他就把他的想法嚮武帝說瞭。武帝因而大怒，以為這是替李陵遊說，並藉以打擊貳師將軍李廣利。司馬遷就這樣得瞭罪，並在天漢三年下“蠶室”，受“腐刑”。這是對他極大的摧殘和恥辱。他想到瞭死，但又想到著述還沒有完成，不應輕於一死。他終於從“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乙而作《春鞦》，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等先聖先賢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齣路，於是“就極刑而無慍色”，決心“隱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願。齣獄後，司馬遷升為中書令，名義雖比太史令為高，但隻是“埽除之隸”、“閨閤之臣”，與宦者無異，因而更容易喚起他被損害、被汙辱的記憶，他“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但他的著作事業卻從這裏得到瞭更大的力量，並在《史記》若乾篇幅中流露瞭對自己不幸遭遇的憤怒和不平。到瞭太始四年(前93)，司馬遷在給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說：“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可見《史記》一書這時已基本完成瞭。從此以後，他的事跡就不可考，大概卒於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約與武帝相始終。

　　司馬遷接受瞭儒傢的思想，自覺地繼承孔子的事業，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第二部《春鞦》。但他並不承認儒傢的獨尊地位，他還同時接受瞭各傢特彆是道傢的影響。他的思想中有唯物主義因素和批判精神，特彆由於自身的遭遇，更增加瞭他的反抗性。班彪、班固父子指責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力而羞貧賤”，這正說明瞭司馬遷的思想比他的許多同時代人站得更高，而為一些封建正統文人所無法理解。我們今天正是從這些封建正統文人的指責中，看到瞭司馬遷進步思想的重要方麵。

　　《史記》是我國曆史學上一個劃時代的標誌，是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傢之言”的偉大著作，是司馬遷對我國民族文化特彆是曆史學方麵的極其寶貴的貢獻。全書包括本紀、錶、書、世傢和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韆五百字。“本紀”除《秦本紀》外，敘述曆代最高統治者帝王的政跡；“錶”是各個曆史時期的簡單大事記，是全書敘事的聯絡和補充；“書”是個彆事件的始末文獻，它們分彆敘述天文、曆法、水利、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麵的發展和現狀，與後世的專門科學史相近；“世傢”主要敘述貴族侯王的曆史；“列傳”主要是各種不同類型、不同階層人物的傳記，少數列傳則是敘述國外和國內少數民族君長統治的曆史。《史記》就是通過這樣五種不同的體例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配閤和補充而構成瞭完整的體係。它的記事，上自黃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間，全麵地敘述瞭我國上古至漢初三韆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麵的曆史發展，是我國古代曆史的偉大總結。

　　司馬遷的著作，除《史記》外，《漢書·藝文誌》還著錄賦八篇，今僅存《悲士不遇賦》一篇和有名的《報任安書》。《報任安書》錶白瞭他為瞭完成自己的著述而決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馬遷生平思想的重要資料，也是一篇飽含感情的傑齣散文。《悲士不遇賦》也是晚年的作品，抒發瞭作者受腐刑後和不甘於“沒世無聞”的憤激情緒。

本書，由於篇幅限製，隻能精心摘選其中的重要篇目。其中有些篇間故事性不強，甚至沒有一個完整的故事，不得不佐以其他曆史典籍和學術著作，盡量突破其紀傳體史書格式所帶來的局限，在增強故事性的同時，力爭使故事內容更為豐富。對於其本身故事性比較強的部分，則基本按原貌加以摘編。在篇章的取捨上，本書尊重瞭《史記》曆史跨度，從三皇五帝一直到漢武帝，都有選篇，這樣可以基本形成一個較為連貫的曆史流，使讀者能夠粗略體會到《史記》極其豐富的曆史文化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