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思想通史·近代前卷》对中国近代前期（即晚清）的史学思想作了系统、深入和详尽的研究，是我国新时期以来研究近代前期史学思想的又一部新作和力作。在对中国近代前期史学思想发展的宏观考察上，陈著对该时期史学思想的发展阶段作了独到的划分。首先，在对中国近代前期史学起始的划定上，作者考虑到传统史学思想在近代前期的内在嬗变，将近代史学的“所涉时间范围有所扩大”，提出近代史学思想的源头是常州学派的今文经学所包含的史学思想，自成一说，使人们能从史学思想内部的演变对清代史学发展到晚清时期，为什么会有如此变化？有了更具体准确的把握。

其次，作者将中国近代前期史学思想，以19世纪90年代为界线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这不仅显示了作者对近代史学思想发展阶段划分的一种新观点，亦显示了作者重视发掘和梳理中国近代史学思想自身发展脉络的思维方法。

在研究体例和方法上，陈著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以近代重要史学人物的思想研究为主线，辅以史学思潮和流派等方面的研究。

以人物思想为主线来研究思想史，关键在于确立一种择取思想人物的科学标准，即，这一标准必须能够真实、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和反映思想史的发展进程和发展主线。质言之，必须要对所择取人物的思想有“一以贯之”的正确理解和阐释，并以之为主线贯穿于全书的分析叙述之中，从而使人物思想呈现有序的、符合思想史客观发展进程的排列。这实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方法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作者的研究较好地体现了这点。《中国史学思想通史·近代前卷》所择取的中国近代前期的１３位史学思想人物有“一以贯之”的标准。此“一以贯之”的“一”，便是作者通过考察近代前期史学思想所发掘和归纳出来的史学思想发展的“逻辑线索”，即：历史变易（进化）论、史学经世思想、爱国主义史学思想等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经史同一论、夷夏（中西）之辩论、疑古思想、大同思想、历史动力论和民史思想等。而在具体分析这些人物的史学思想时，作者则将其放到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和文化学术思想演化的大背景下，指陈出不同史家的历史变易（进化）论、史学经世论和爱国主义史学思想等在内涵和外延方面的递变，删繁就简、却又生动清晰地展示了中国近代史学思想的发展进程。不过，在史学人物的选取上，如果将章太炎和孙中山列入其中可能会更全面些。因为，他们的史学思想在近代历史上既具有其典型性，也符合作者所确立的择取标准。

另一方面，为弥补以人物思想为主线和构架的研究所造成的涵盖面不够的局限，作者还对当时一些重要史学思潮和流派的思想及其特点作了概括。如，作者专设第五章《晚清当代史研究与史学思想》，对近代前期第一阶段史学的重要流派和思潮，如边疆史地研究、世界史地研究和鸦片战争史（即晚清的当代史）研究的史学思想及其特征作了分析。不过，我认为作者在这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多些，如，对近代前期第二阶段的重要史学思潮和流派的思想，如辛亥革命时期国粹派的史学思想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史学思想等也可作一总结和概括，可能会更好一些。

当然，《中国史学思想通史·近代前卷》的内容在某些方面显得比较薄弱，似当充实和加强。如对近代史学方法求新与多样性的变化发展阐述不够，除了系统论述严复的“学于自然的治学方法”外，对其他人物在史学方法上的贡献较少发掘，而对王国维的史学方法论却没有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