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工程从现场调查（1999年5月）到设计再到基本建成（2001年5月），历时两年有余。其间有不少痛苦也有许多欢乐。除了众多设计者的辛勤劳动之外，特别要感谢对土人始终怀着信任的态度，并最终使设计付诸实的人们，该感谢的人和值得回忆的事很多，不能一一表白。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发生在1 999年初，刘慧林女士偕何少阳、何华忠，张柯等一行到北京，将如此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项目委托给“土人”，这种信任一直成为“土人”在设计与工程建设过程中重要的精神支柱；第二个场景发生在1 999年6月，当土人初次将一个”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概念呈示给中山市规划局组织的专家们评审会时，得到了以刘管平教授为首的专家们的充分肯定，刘教授并在此后的多次方案争议中，甚至在几经面临被推翻的场合中，都坚决表明其肯定的立场，使得方案的原义能得以基本坚持。第三个场景发生在2001年初，公园的建设进入关键时刻，彭建文副市长力排众议，使公园的一些关键设计能得以实现，而避免了一些较大的遗憾，彭市长并以“二锅头”相赠，使春节前夕仍然奋战在工地的”土人”们得到极大鼓舞。岐江公园是个实验作品，允许失败是实验能否继续的关键，正是中山市的决策者和主管部门对待实验性设计的积极态度，正是刘管平教授这样的专家对待新的探索的鼓励和支持，才使本项目得以完成。正当《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完稿之际，获悉本项目被授予2002年美国景观设计协会年度设计荣誉奖，评委们及国际同行的评价令人欣慰，对那些曾经为本项目付出劳动的执着的人们是一种莫大的赞许。

作为本项目的主持设计师，本人十分庆幸有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土人”团队。没有这一团队中每一位直接和间接参与项目的”土人”们的齐心协力，没有“北京土人”和“广州土人”之间默契的两地配合，要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工程是不可能的。特别应该感谢的是庞伟和黄征征领导的现场工作组，每次到现场看到他们全身沾满泥土，从一个个白领设计师，变成了真正的“土人”甚或“泥人”，在南方的烈日下指挥，甚至亲自施工，一种敬意和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

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获得众多艺术家、工程师、学者以及当地各级领导直接或间接地给予项目的支持和帮助。

《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作为一个案例的集成，在倡导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同时，在设计途径上做了些探索，特别在三个方面会对同行有所启发

第一，如何解决水位变化的滨水地段的生态性与亲水性，本案例尝试了栈桥式的水际设计方式，事实证明是成功的：

第二，如何解决江河防洪过水断面拓宽和保护沿岸绿带的问题，本案例尝试了挖侧渠而留岛的方式，事实证明也是可行的，

第三， 如何对待产业用地及其构筑物等，本案例尝试了三种设计途径，即：保留、改造再利用和再生。这方面可探讨的余地较大。

项目有许多遗憾，有的是在设计中发生的，有的是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发生的，但主题和立场是鲜明的，那就是尊重足下的文化——平常的和普通人的文化，歌唱野草之美——那些被践踏和被忽视的美。同时强调，并不是所有普通和平常的文化都可以成为艺术的，也不是自然和野草就是美的，设计才使它们成为艺术，成为美。本案例用直白的语言表达了设计者对文化的理解，对传统的理解，对自然的理解，对设计的理解，对人性的理解，对公园的理解。

非常感谢刘慧林女士作为整个设计过程的内情人为《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提供了一篇档案性的重要文字，刘女士是最有权利解说设计委托过程及方案论证过程的。

《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还有幸获准收入两篇已发表的评论，由深圳大学建筑设计院的胡异和东南大学王建国教授提供，他们分别从现场体验者的角度和站在一个全球产业用地再利用和再生的视野上，以外在者的身份来定位和解读岐江公园，都将有助于读者认识岐江公园。

除注明外，《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其他文字和照片都由俞孔坚撰写、拍摄，尽管如此，《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所展示的成果是集体创作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