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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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译林出版社
作者:汪介之
出品人:
页数:470
译者:
出版时间:2003-1
价格:25.30元
装帧:简裝本
isbn号码:9787806575345
丛书系列:
图书标签:
  • 俄罗斯文学
  • 白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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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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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近三十年间,俄罗斯曾经历过一场范围广大、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运动。它的先导是一股新的诗歌潮流,紧随其后便出现由新诗潮所带动的包括散文创作、戏剧艺术、文学批评、音乐和绘画等在内的整个文学艺术领域的全面创新。美学意识发生变化,艺术开始具有新的意义。同时,西方多种新的社会哲学思潮传入俄罗斯,与俄国哲学传统发生碰撞,造成哲学的空前繁荣和独特的俄国宗教哲学的勃兴。艺术和哲学的兴盛又推动其他人文科学领域的变革与创造。很多才华被赋予了那个令人激动不安的时代的俄罗斯人。这是俄罗斯文化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这个时代即所谓“白银时代”。

称这个时代为“白银时代”,不过是人们借用了文化史上早已有之的一个概念。远在公元前八世纪上半叶,荷马之后古希腊最早的诗人赫西俄德曾写下了一部传世之作:长诗《工作与时日》。诗中说奥林波斯山上的神首先创造的人类叫“黄金种族”,其后的人类则依次为“白银种族”、“青铜种族”、“英雄种族”和“黑铁种族”,与此相对应的五个时代则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五个时代的提法,后来往往被运用于文化史、文学史的划分。最早是在古罗马文学中。屋大维统治时期被称为古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这就是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等大诗人的创作达至高峰的那个时代。屋大维死后的二百年间,即罗马帝国前期,是古罗马文学的“白银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学成就主要有塞内加的悲剧、菲德鲁斯的寓言诗、彼特隆纽斯和阿普列尤斯的小说、马希尔的铭辞等。不难看出,称罗马文学中的这个时代为“白银时代”,似乎是为了说明其文学成就比“黄金时代”略低,但也相当出色,相当令人注目。

二十世纪的人们,首先是俄罗斯作家、批评家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白银时代”这一概念,试图用它来标志出十九世纪文学“黄金时代”之后的某一文学时代及其特征的。

据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材料,在评价、研究俄罗斯文学中最早使用“黄金时代”、“白银时代”概念的,是著名俄国宗教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瓦·罗赞诺夫。他在发表于1909年的一篇文章《罗斯与果戈理》中写道: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更为复杂,更为重要。但是,普希金和果戈理的语言仍然是第一流的,不可超越的。由于这种最大的完美,他们的语言获得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白银时代的其他俄国作家的那些冗赘、绵长和沉重的著作所不曾有过、也永远不会获得的那种青铜纪念像般的魅力、永恒性和确定性。普希金和果戈理毕竟是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

显然,罗赞诺夫认为在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就存在着“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前者以普希金和果戈理为代表,后者则以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这是在文学史研究中“白银时代”概念的用法之一。

“白银时代”概念的另一种用法见于俄国诗歌史研究中。一些俄国诗歌史研究者把为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的名字所照亮的那个时代称为俄罗斯诗歌的“黄金时代”,而把以诗人阿·阿·费特(1820—1892)、阿·尼·迈科夫(1821—1897)、亚·彼·波隆斯基(1819—1898)、阿·米·热姆丘日尼科夫(1821—1908)等为代表的那个诗歌时代,叫做俄罗斯诗歌的“白银时代”。这些研究者显然认为,在十九世纪俄罗斯诗歌中,就存在着“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

以上关于“白银时代”的两种不同用法,都不是用来指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个文学与文化时代。在最早把俄罗斯历史上的这一经历了不可思议的、密集型的文化高涨(首先是哲学和诗歌的繁荣)的时代称为“白银时代”的人们中,有二十世纪俄罗斯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化批评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确认这一点的是当代俄罗斯学者、《白银时代诗人们的命运》一书的编者谢·巴文和伊·谢米勃拉托娃。在该书序言中,两位编者明确地写道: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二十世纪初期,俄罗斯经历了真正的文化复兴;“对这个时代的另一定义——‘白银时代’,据他的同时代人谢尔盖·马科夫斯基的说法,同样也是属于他的”。但是这两位编者既未交代马科夫斯基究竟是在哪一篇文章中这样说的,更未具体指明别尔嘉耶夫是在何种场合首先以“白银时代”指称世纪之初那个文化时代的。1996年在莫斯科出版的《白银时代:诗歌》一书的编者塔·贝克也清楚地指出:白银时代“这一名称最初是由哲学家尼·别尔嘉耶夫提出的,但是它被确切地指定使用于俄国现代主义诗歌,则是尼古拉·奥楚普的《俄罗斯诗歌的‘白银时代’》(1933)一文问世之后的事”。然而塔·贝克同样没有指明别尔嘉耶夫是在何处首先提出“白银时代”这一概念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上述俄罗斯学者显然不会言之无据,凭空而论。另外,我们确实看到,别尔嘉耶夫在《文艺复兴的终结与人道主义的危机》(1923)、《新的中世纪:关于俄罗斯与欧洲命运的沉思》(1924)、《二十世纪初俄罗斯的精神复兴与杂志 》(1935)、《俄罗斯思想: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基本问题》(1935)、《自我认识:哲学自传试作》(1949)等论著中,都以生动的文笔描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个“罕见的、才华横溢的、闪光的时代”,形象地勾勒出这个时代俄罗斯思想文化运动的一般进程及其特点,甚为贴切地传达出那一“非凡的、具有创造天赋的”历史时期所特有的精神文化氛围,并把这个时代称为俄罗斯的“精神复兴”、“文化复兴”或“文艺复兴”时代。别尔嘉耶夫交替使用这三个概念,想必是由于他意识到,正如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其实是文化复兴、精神复兴一样,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所经历的也是一场涉及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精神潮流和运动。如果说,“文艺复兴”(Ренессанс)的概念更多地联系于欧洲文化史、文学史,那么,“白银时代”(Серебряный век)的概念则是从俄罗斯文化史、文学史发展进程本身提出的。

从别尔嘉耶夫的大量论述中可以看出,俄罗斯的文艺复兴时代或白银时代,是俄罗斯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由近代向现代转换的大时代,一个精神觉醒、思想活跃、文化振兴、创作繁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之前,是十九世纪俄罗斯古典文化(以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哲学为主导)和文学(以现实主义为主流)时代;在这之后,在国内是苏维埃文化和文学时代,在国外则形成了独特的俄罗斯侨民文学与文化。别尔嘉耶夫用以考察十九世纪末至十月革命这一时代俄罗斯文化和文学的一系列著述,以及这些著述中所提出的观点、所使用的术语,为后来的文化和文学研究者广泛借鉴或采用。

别尔嘉耶夫之后,叶·扎米亚京、尼·奥楚普、谢·马科夫斯基、鲍·扎伊采夫等俄罗斯作家和批评家,都曾在他们的论著中以“白银时代”指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个文学与文化时代。当然,他们各自的着眼点与论述侧重有所不同。如扎米亚京在《莫斯科与彼得堡》(1933)一文中,在论述这两大都城在俄国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不同作用时,认为这一文学经历了“现实主义的黄金时代”和“象征主义的白银时代”;而马科夫斯基的《在“白银时代”的巴尔纳斯山上》(1962)一书,则是把世纪之交的那个时代作为俄罗斯文化史进程的一个特定阶段加以描述的。但是,在他们笔下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即:白银时代指的是自十九世纪末到十月革命前那个文化或文学时代。

当代俄罗斯的文学史专家们认同这种观点。在由一批文学研究人员合编、1995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参考资料)》一书的卷首,有一篇由柳·阿·斯米尔诺娃执笔的文章《白银时代文学中的艺术发现》。文中写道:“‘白银时代文学’的概念,近年来得到广泛传播。从时间上说,这一时期甚至还不满三十年:从1890年至1917年。”在这里,白银时代的时限被十分清楚地划了出来。

由尼·瓦·班尼科夫编选、莫斯科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诗歌选集《俄罗斯诗歌的白银时代》一书,共选入六十位诗人的诗作。入选的全部诗作除少数几首系写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外,其余均写于1890—1917年之间。编选者心目中关于白银时代的时限同样是十分清晰的。

西方学术界在进行俄罗斯文学史研究时,大都沿用别尔嘉耶夫及其后俄国学者的观点,把世纪之交至十月革命的文学称为“白银时代”文学。对于这一时代的上限,西方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而对于这一时代的下限,意见却几乎完全一致,即大都认为它结束于1917年。例如:

英国学者哈里·穆尔和艾伯特·帕里在他们合著的、在西方各国流传甚广的《二十世纪俄国文学》一书中写道:“俄国文学十九世纪是黄金时代,二十世纪(1917年前)是白银时代。”

《金色光辉的彼岸:苏联时期文学思潮的流变与回响》 本书并非聚焦于“白银时代”那短暂而璀璨的俄罗斯文化辉煌,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其后,一个更为宏大、复杂且充满变革的时期——苏联时期。我们试图剥离那些早已被反复阐述的诗意与象征,深入挖掘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文学如何成为社会肌体的一部分,如何在现实的重压与理想的召唤中摇曳生姿,甚至悄然反抗。 我们将审视苏联文学从十月革命的激荡年代,到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势确立,再到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短暂松动,直至勃列日涅夫时期相对僵化的“停滞”,以及戈尔巴乔夫时期“公开性”浪潮的涌动,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演变轨迹。这不仅仅是一部文学史,更是一幅由文字勾勒出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变迁的宏大画卷。 在本书中,你不会找到那些关于象征派、阿克梅派、未来派的精妙论述,也不会沉醉于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布洛克等诗人留下的迷人诗篇。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将聚焦于那些在特定历史语境下诞生的作品,它们可能是歌颂革命伟业的英雄史诗,也可能是揭示个体在集体洪流中挣扎的现实主义小说。我们将深入分析,在国家意志的引导下,文学的创作边界如何被划定,艺术的表达如何被驯服,而那些不被允许的声音又以何种方式隐匿或爆发。 第一部分:黎明前的暗流——革命的余震与新生的尝试 十月革命的硝烟未散,旧时代的文化遗产与新时代的理想主义便在文学的土壤中激烈碰撞。我们将探讨,在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初步巩固过程中,文学界是如何被卷入这场巨变。从最初对革命的狂热赞美,到对新社会秩序的探索与质疑,这一时期的文学呈现出多元而激烈的面貌。我们关注的不是诗人如何吟咏星辰,而是作家如何描绘工厂的轰鸣、城市的扩张,以及个体在集体化浪潮中的迷茫与抉择。 第二部分:铁腕下的辉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时代 斯大林时期,文学被赋予了重要的宣传使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官方的美学原则,要求文学“真实地、历史地、辩证地反映社会主义革命的进步发展”。本书将深入剖析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以及它对文学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将分析那些被奉为经典的“模范”作品,理解它们是如何在意识形态的框架内,塑造英雄人物、描绘理想社会。同时,我们也试图触及那些在这种强力体制下,被压抑、被扭曲,甚至被禁锢的文学声音。我们将关注,在严密的审查制度下,作家们如何运用含蓄的语言、象征的意象,传递那些无法言说的真实。 第三部分:春风吹又生——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文学回潮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迎来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文学界也随之出现了“解冻”的迹象。我们将审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新特点,例如对历史问题的重新审视,对个人情感的关注,以及对社会弊病的揭露。然而,这种“解冻”并非一帆风顺,其有限的边界和潜在的危险,也将在书中有所呈现。我们将关注,在短暂的松动中,那些曾经被压抑的思想和情感是如何重新涌现,又如何在新的政治气候下再次面临挑战。 第四部分:寂静中的回响——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文学图景 勃列日涅夫时期,尽管社会总体上趋于稳定,但也伴随着“停滞”的阴影。文学创作在官方的主导下,呈现出一种相对保守和程式化的倾向。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依然有作家在坚持探索,试图在既定的框架内寻找表达的空间。我们将探讨,这一时期苏联文学的“主流”面貌,以及那些在“地下”流传或在海外发表的作品,它们如何成为那个时代寂静中的独特回响。本书将着重分析,在缺乏真正思想解放的条件下,文学的生命力是如何以更为隐秘和顽强的方式延续。 第五部分:冲破迷雾——“公开性”浪潮下的文学反思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的“公开性”政策,为苏联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文学界首当其冲,大量被尘封的作品得以重见天日,历史的真相也开始被重新审视。我们将详细分析“公开性”对苏联文学产生的巨大冲击,包括对过去的反思、对现实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的展望。这一时期的文学,不再满足于粉饰太平,而是勇敢地直面历史的伤疤,挖掘人性的复杂,以及社会转型的阵痛。 本书的独特视角: 本书并非简单地罗列苏联时期的文学作品和作家,而是致力于揭示隐藏在文学创作背后的社会机制、政治压力与意识形态操控。我们关注的重点在于: 文学与权力: 探讨国家权力如何影响文学的创作、传播与接受。 意识形态的塑造: 分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意识形态如何塑造作家的思想和艺术取向。 个体的挣扎与反抗: 挖掘在集体化、意识形态化的浪潮中,个体作家如何保持独立思考和艺术追求。 禁忌与表达: 审视审查制度下的文学,以及作家们为突破禁忌所做的努力。 记忆与遗忘: 分析文学在构建国家记忆和处理历史遗忘过程中的作用。 《金色光辉的彼岸:苏联时期文学思潮的流变与回响》将带领读者穿梭于苏联文学的宏大历史长河,理解文学如何成为那个特殊时代最真实、也最复杂的镜子,映照出时代的辉煌、苦难与无尽的回响。它是一次对历史的深刻凝视,一次对人性的不懈追问,一次对文学独立价值的郑重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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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此书的过程,与其说是阅读,不如说是一次对“美学转向”的深度考察。作者的笔触极其精准,对于“白银时代”这个标签下所蕴含的审美革命,进行了令人拍案叫绝的梳理。特别是在讨论艺术与世俗生活的边界消融时,那种装饰艺术(Art Nouveau)风格如何渗透到建筑、舞台设计乃至日常器物中的细节描绘,展现了极高的专业素养。我惊叹于作者如何能在庞杂的艺术流派中,清晰地勾勒出它们之间的影响与反拨关系,例如从“世界艺术”(Mir Iskusstva)的精致走向更具社会责任感的艺术探索。这种对视觉文化和表演艺术的关注,使得本书的维度远超一般的文学史,它提供了一个多感官的入口去理解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每当读到对某一时期戏剧革新或音乐实验的描述,我都会忍不住停下来,想象当时的场景,那种对“新颖性”近乎饥渴的追求,正是那个时代最鲜明的底色。这本书的论述逻辑性极强,像是在解构一个层层嵌套的万花筒,每一次旋转,都能看到新的图案浮现,但核心的结构始终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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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开篇,那种扑面而来的历史厚重感,简直让人仿佛置身于十九世纪末圣彼得堡的某个沙龙里,空气中弥漫着烟草、伏特加和未竟理想的复杂气味。作者对当时知识分子群像的刻画入木三分,那些徘徊在虚无与信仰、革命与保守之间的灵魂,被细腻地剥开来展示。我尤其欣赏作者如何巧妙地将文学批评的严谨与个人情感的投入结合起来,让那些晦涩的哲学思辨,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命运的剖析而变得鲜活起来。那种对时代精神焦虑的捕捉,那种对俄罗斯民族宿命论的探讨,绝非简单的历史梳理,而更像是一场与那个时代最深刻的灵魂对话。读到关于象征主义诗人群体如何试图用艺术对抗僵化的现实时,我几乎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燃烧的、近乎宗教般的狂热,那种对“更高实在”的追求,在那个物质与精神剧烈碰撞的年代,显得既悲壮又迷人。整本书的节奏把握得极好,像一部精心编排的交响乐,时而低沉内省,时而激昂高亢,引领着读者穿越漫长而迷离的文化暮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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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叙事风格非常独特,它不像教科书那样冷峻,倒像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长者,带着你漫步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大街小巷,用生动的轶事和未曾公开的私人信件来串联起那些宏大的文化变迁。我特别喜欢作者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捕捉,比如知识分子如何在咖啡馆争论,他们在流亡时期的窘迫,以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这些“人情味”的描写,极大地降低了理解门槛,让那些遥远的名字和理论变得触手可及。它成功地将“文化史”这个宏大叙事,拆解成了无数个微观的、可感知的瞬间。通过这些鲜活的侧面描写,读者可以更真切地体会到,在政治高压和战争阴影下,艺术家和思想家们如何努力去维护他们内心世界的完整性。这种温暖而又充满洞察力的叙述腔调,让人欲罢不能,仿佛在聆听一场关于逝去时代的私房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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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的结构安排极为巧妙,它以一种螺旋上升的方式,不断回到核心议题,但每一次回归都伴随着新的理解层次的开启。作者在处理文化现象的复杂性时,展现了惊人的平衡感,既不陷入过度浪漫化的陷阱,也不至于矫枉过正地进行批判。尤其是在探讨女性在白银时代文化中的崛起及其局限性时,分析得鞭辟入里,揭示了即便在思想解放的前沿,性别规范依然是难以逾越的隐形壁垒。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梳理了“逝去的光荣”,更在于它提供了一套理解现代性危机的思想工具。它告诉我,一个伟大文化的衰落,往往不是因为外部的暴力碾压,而是源于内部精神秩序的失衡与瓦解。读完之后,我感到头脑中构建了一个清晰的知识地图,对于理解二十世纪初欧洲乃至全球的文化转型,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参照意义。这是一部需要反复咀嚼才能品出其中滋味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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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前面对思想和艺术的探讨是精雕细琢的工艺品,那么这本书对宗教哲学复兴的论述,则像是一场深邃的潜水,直抵俄罗斯精神的底层逻辑。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等人的思想视为一种对西方哲学的跟风,而是敏锐地指出了他们如何将东正教传统与现代性的困境相结合,试图为日渐崩塌的帝国寻找精神支柱。那种对“神人学”概念的阐释,对个体在宇宙中位置的拷问,读来令人深思。这本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没有回避这种精神探索的内在矛盾性——越是渴望提升到形而上的境界,就越发感受到现实的泥沼。阅读这些关于“爱”与“自由”的形而上学辩论,我感到自己也被拉入到那场跨越了世纪的、关于“人是谁”的宏大追问中。这种对信仰危机和精神重塑的深度挖掘,使得全书拥有了超越时代局限的永恒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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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属于俄罗斯自己的“文艺复兴”。讲述一些个性强烈、思想独立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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