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談美國》是美國當代著名作傢特剋爾的第三部著作，選本的篇幅為原書的三分之一，所選各篇基本上保留瞭原作的麵貌，隻是對編輯體例和個彆字句做瞭一些改變和刪節。

本書作者以齣自美國社會各階層人士之口的語言,真實地 敘述瞭美國人對這個社會的評論與發自內心的看法。

斯特茲·特剋爾（路易斯·特剋爾）（Studs Terkel，1912年-2008年），美國作傢及廣播員。特剋爾以口述曆史的形式進行創作，他使用磁帶錄音采訪，將普通人的觀點記錄在書中。

特剋爾齣生於紐約，在孩提時舉傢搬到芝加哥。1932年他畢業於芝加哥大學，1934年畢業 於該大學的法學院。他作為作傢及演員，取得瞭很大成功。他的昵稱“斯特茲”來自於詹姆斯·T·法雷爾小說中的一位人物。從20世紀40年代起直至1998年退休，特剋爾一直是芝加哥廣播界的風雲人物，在采訪方麵極具天賦。他的地方電視節目《斯特茲地盤》（1949-53年）廣受好評。

一生中十八部著作，為美國建立起一部持續、寬廣、自下而上的平民史；四十五年來從不停歇的廣播節目，成為芝加哥城的顯著標誌和幾代人的集體記憶；他被批評者稱為”脆弱易感的平民主義者”，亦被更多學界人士推崇為口述史類彆的重要推動者；他喜歡穿著紅白細格子襯衣，熱愛站在街頭聽普通百姓講他們的人生、感觸、恐慌與希望。

斯特茲·特剋爾（Studs Terkel），是一個社會學、曆史學領域和廣播行業必不能忘卻的名字。10月31日，特剋爾因心髒病並發癥離開人世，享年96歲。

他一輩子做瞭無數采訪，其中不乏馬丁*路德*金、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巴斯特*基頓、馬龍*白蘭度和鮑勃*迪倫這樣的名人，但更多的是那些本來在曆史上默默無聞的普通市民。”我們在曆史書上知道瞭大蕭條，我們聽到過富蘭剋林*羅斯福的聲音，我們也可能讀過一戰退伍老兵在街頭賣蘋果的故事。但是對於經曆過那個時代的人們來說，生活究竟是什麼樣子？我們對此一無所知。我們的曆史是關於將軍、總統、明星和名流的，可那些底層的無名人士呢？這就是我感興趣的東西，這就是我所謂’自下而上’的意義。”特剋爾曾這樣闡述他的想法，並用瞭一生去實踐。

1966年，特剋爾的第一本口述史著作並第一本暢銷書齣版，題為《斷街：美國都市采風錄》（Division Street: Report from An American City）。書中以芝加哥市民為走訪對象，七十位不同階級、民族、膚色、性彆、年齡、職業、收入、文化、政見的人—-中下層為主，作者故意不找宗教、教育、新聞、寫作界，說他們平日饒舌已足—-對著錄音機傾吐胸中的喜怒哀樂。編寫時每人的故事各自成篇，不做褒貶，讀來如與鄰人絮語，生動親切。

《斷街》的成功作法一直貫穿到特剋爾之後的著作中。1970年的《艱難時代：美國經濟大蕭條的口述史》（Hard Time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共有一百五十人篇，從新政官員、商業巨子和藝術傢到農夫、工人均有涉及。一個商人迴憶道：”連摩根傢族和洛剋菲勒傢族都遭受瞭巨額財産損失。簡直無人能夠幸免。”一個特剋爾的同事則指齣：”害怕失去，尤其是害怕財産損失，是迄今猶存的三十年代後遺癥之一。”

無論政客、囚犯、民權人士還是三K黨成員，都肯在他的小錄音機麵前侃侃而談。特剋爾說其實自己在采訪上並無過人技巧，隻是”相信人人都有精彩的故事可以講述”。

”采訪不是質問，而是探索，通常是一種對過去的探索。所以我覺得最溫和的問題就是最好的問題。”特剋爾曾說，”而溫和的問題就是：接著發生瞭什麼？”

此後，特剋爾一部部推齣人們頗為關心的討論話題，每部都在當時引起巨大反響。1972年的《工作》（Working: People Talk about What They Do All Day and How They Feel about What They Do），講述從銀行經理到販夫走卒的職業甘苦；1975年的《正義的戰爭：二戰口述史》（The Good War’: An Or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討論戰爭究竟有無正義非正義之分，以及它最終給人們帶來的影響。此書獲得當年非小說類普利策文學奬。

1980年，《美國夢：失與得》（American Dreams：Lost and Found）齣版，又一次在社會上引起轟動。在經曆瞭1960、70年代的越南戰爭、氫彈導彈、古巴危機、肯尼迪遇刺、反戰、民權、性解放、學生運動、水門事件……之後，特剋爾逢人便劈頭直問：”你的美國夢如何？”盡管人們的迴答毀譽不一，但特剋爾還是在書中流露齣對美國人民的信心與寬容。《紐約時報》當年曾有書評說：”讀之希望油然而生。”

但到瞭1988年的《大分裂：對美國夢的重新思索》（The Great Divide: Second Thoughts on the American Dream），不足十年的時間，情形卻大為不同。被采訪對象中，約一百名持有大學文憑的人當中，有一半不知道蘇聯在二戰中是美國的盟友。當聽說蘇聯也曾參加過二戰，有幾個人竟為之愕然。一位政治活動傢則迴憶道，他在大學校園裏演講時居然發現，颱下沒有人知道美國還有過一個鬍佛總統。

同樣是對美國夢的探討，此次特剋爾則顯示齣無盡的憂慮：”這是一種’全國性的老年癡呆癥’，好像所有人都得瞭曆史健忘癥。”

從某種意義而言，特剋爾的著作正是對美國民眾曆史記憶的挽救，盡管它們並不是嚴謹的曆史學著作，但”在描述當時社會生活的實況方麵，其他學術著作實難望其項背”（《時代》雜誌評語）

特剋爾此後還陸續齣版《種族》(Race: What Blacks and Whites Think and Feel About the American Obsession )、《老齡化》（Coming of Age: The Story of Our Century by Those Who’ve Lived It ）、《觀眾》（The Spectator: Talk About Movies and Plays With Those Who Make Them)等等，一生筆耕不輟。去世那天，他的床頭還擺放著一本《又及：一生傾聽的深層思考》（P.S. Further Thoughts From a Lifetime of Listening），這是他的最新一部著作，將在本月內齣版。

斯特茲*特剋爾齣生在1912年，泰坦尼剋沉沒的一個月後。他的父親是多年重病纏身的裁縫，母親曾是馬戲團演員。1923年全傢自紐約遷至芝加哥後，傢裏開瞭個低廉的小旅店，主要提供給藍領工人們居住，年幼的特剋爾在這些租客身上開始瞭對這個社會的瞭解。

另一個供他學習的地方是傢附近的華盛頓廣場公園，當地人戲稱之為”精神病院廣場”（Bughouse Square），那裏每天都有平民的街頭演說。”很多演說都沒有實際意義，除瞭一種：人生的意義。”特剋爾迴憶說。

1932年從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畢業之後，碰上經濟大蕭條，他沒機會當過一天的律師、法官，而是先後做瞭一些諸如工會聯絡、音樂評介、廣播肥皂劇劇本創作等工作，有時則在廣播劇中扮演不得善終的反派角色。

1945年前後，特剋爾終於在芝加哥一傢廣播電颱有瞭自己的節目，主要介紹爵士樂。他的認真和熱情從這時現齣端倪，除瞭爵士，特剋爾常常主動推薦一些當時不為人知的鄉村音樂、民謠、歌劇和聖歌，還會請麯作者或演唱者到節目裏做訪談。1957年，他齣版瞭自己的第一本書《爵士巨人》（Giants of Jazz），是爵士樂領域的名人傳記閤集。

當1950年代初期電視行業齣現時，特剋爾又被請到電視颱主持一檔名為”斯特茲地盤”（Studs’s Place）的節目。在這個背景設定在一傢小酒館的節目中，特剋爾展現齣他過人的采訪和主持天賦，他常常揮舞著手臂，身體嚮談話對象微微傾斜，快速而流利地吐齣一連串得體而幽默的話語。觀眾們感覺他不是在做一個采訪，而是在做某種平等的對話，無論談話對象是什麼身份，他總是顯示齣對其本人和談話內容的真正關注。

然而他的電視生涯並不長久。特剋爾熱愛在各種他支持的請願書上簽名，又曾在節目中公開反對麥卡锡，在那個動蕩的時代這無疑是自丟飯碗，他很快因拒絕”悔改”而被開除，還被當時的政府列入瞭黑名單。

失業狀態又一次開始。直到1952年10月的一天，特剋爾偶爾聽到一傢電颱在播伍迪*古斯瑞（Woody Guthrie，美國偉大的左翼民謠歌手），他好奇除瞭他之外還有誰知道並播放伍迪的音樂，於是打電話去電颱問。這傢芝加哥新成立的文藝電颱WFMT很高興找到瞭這個此前很齣名的音樂DJ，完全不顧黑名單的禁忌，立即將他雇傭下來。

此後，特剋爾在WFMT忠實工作瞭四十五年。周一到周五他每天做一個小時的評論和采訪節目，電颱還允諾他不加廣告，不限定內容，不乾涉政見。這個每天上午十一點開播的欄目（1980年代後期移到每天下午五點半）逐漸成為芝加哥的標誌欄目，節目片尾語更成為芝加哥人的名言警句：”放輕鬆，但彆放下（Take it easy, but take it.）。”1980年，特剋爾憑此廣播秀贏得皮博迪奬（Peabody Award，美國廣播電視文化成就奬）。

1960年代中期，特剋爾已年過五十。旁人在此年紀都想著怎麼退休，他的事業卻在此時迎來新的機遇。

當時瑞典人楊*米爾達（Jan Myrdal）以陝西柳林為背景寫的《來自中國鄉村的報道》（Report From a Chinese Village）一書反響很好，內容是對毛澤東治下的普通民眾的采訪集。齣版商急於尋找一本美國的同類書，後來潘塞恩圖書齣版公司（Pantheon Books）的編輯和經營者安德烈*希夫林（André Schiffrin）找到瞭以采訪聞名的特剋爾，並說服他利用職業的優勢做一些有特定主題的采訪。

盡管特剋爾的第一反應是”他瘋瞭”，但還是依照策劃做瞭一次嘗試。這些訪談後來結集成書，即為《斷街》。

從此，特剋爾和希夫林的經典閤作開始瞭，後者負責想齣一個個點子，前者將這些想法一個個實施。後來希夫林被排擠齣潘塞恩，自創新新齣版社（The New Press），特剋爾也毫不猶豫跟著把自己的作品齣版權轉給剛剛起步的新新齣版社。他一生總共齣版瞭十八部書，其中十七部都交由希夫林負責齣版。

1997年，特剋爾獲得美國全國圖書奬，以錶彰他為美國文學所做齣的貢獻。去白宮領奬時，他被門衛攔在外麵查驗身份。這個一輩子不會開車、不懂電腦甚至用錄音機采訪也會按錯鍵的人—-他曾因此誤刪掉許多采訪錄音，包括對哲學傢羅素的采訪—-拿不齣駕照或其他有效證件，最後掏齣一張芝加哥捷運局老年卡纔得以過關。

2004年，特剋爾在傢裏被自己的一堆書絆倒，從此健康情形每況愈下。他對生命早已看開，在一次復雜的心髒搭橋手術後，醫生說他應該能活到99歲，特剋爾笑笑：”我覺得到95歲就可以瞭。”

他已為自己寫好墓誌銘：”好奇心沒有殺死這隻貓。”因他一生的工作動力全源於好奇心三字，至死也未停歇。他又在今年早些時候留下遺願，要求把自己與老伴的骨灰一起撒在芝加哥的”精神病院廣場”上，”我知道這是違法的，但—-讓他們來告我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