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標籤: 良友 曆史 楊小凱 文革 散文 圖書館 迴憶 SYL
发表于2024-11-08
良友(第11輯)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良友11》有一篇特殊的文章,這就是厲放的《一個永不消逝的精靈》。說特殊,是因為此文所記是楊小凱。用厲放的話說:“楊小凱” 這個名字不僅對許多學經濟的人耳熟能詳,就是對懂政治和關心政治的人也並不陌生,甚至對熱心文學作品,喜歡勵誌故事、“心靈雞湯” 的讀者他也是個很好的“樣闆” 。試想“高乾子弟,造反派,政治犯,階下囚,自學成纔,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博士,大學教授,諾貝爾奬兩次獲提名者,皈依基督教,英年早逝” ……他的一生充滿與眾不同的“奇跡”和“矛盾”,他的人生之路充滿“非理性”的選擇,而他其實是個思想深邃,作風審慎,具有科學和理性思考的人!厲放的文章從近距離為我們描述齣瞭楊小凱的真實的麵貌。
如果說厲放是描繪瞭她眼中的彆人,那麼丁東的《從狂熱走嚮沉思》則是剖析瞭自己的青春成長的過程:一個15歲正讀初中二年級的少年,在“文革”歲月和後來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的遭遇,時代的風暴將一個單純的少年過早地捲進瞭政治鏇渦。當然,是將整整一代少年過早地捲進瞭政治漩渦中。幾十年過去瞭,丁東說,雖然沒有寫過“青春無悔”一類的文章,但參與過兩本有關知青的書策劃編輯。一本是《老插話當年──山西知青生活錄》,一本是《中國知青詩抄》。有人說這是炒作,其實,參加這兩件事都是義務勞動,沒掙一分錢。為什麼還要乾呢?因為這是自己經曆的一部分。而自己的經曆,也成瞭那段曆史的一部分。這篇《從狂熱走嚮沉思》可以看做丁東自己的“青春之歌”。
相比於丁東迴憶青春的理性剖析,吳彬的《我與書:記憶中的零零碎碎》則用女性細膩的感性記憶,描繪瞭自己從童年到青年的精神成長。曾擔任過《讀書》雜誌執行主編的吳彬,從童年有記憶開始,她與書本結下瞭今生今世的不解之緣。自記事以來,她想不起自己有哪一天是沒有看過書的。實在地說,看書這件事對於她,似乎已經不好單單看作是齣於求知、好學或者用功——給自己的讀書行為加上這些動機,總覺問心有愧,因為怎麼想也覺得那恐怕就是一種癖好,是上癮,是與吃飯睡覺一樣的生存需求。從童年的喜歡讀書,到“文革”歲月中成為邊疆建設兵團的一員,吳彬以清晰的細節還原瞭自己的成長足跡,結束於“從背負行裝、揣著不成格局的幾本零散書踏上旅程起,我人生的第一個單元結束瞭。輪流在火車、卡車、拖拉機上輾轉瞭十天後,我和我的同學們到達瞭南疆邊地的群山之中,到達的第三天,我滿瞭十七歲。”
“文革”對一代人的成長自然有種刻骨銘心的記憶,其實在“文革”結束後的大轉摺年代裏,個體的體驗和人生的轉摺也是難以把握的,悲劇未必都發生在“文革”歲月,與時代的車輪相比,個體的力量太渺小瞭,而時代的車輪即便是走到瞭拐彎處,其慣性也是空前的。廖剋的《獄中雜記》就給這個大轉摺的年代做瞭真實的注釋,她的悲劇正是從1977年的深鞦開始……在她的記憶裏,當時母親從福州趕來,“母親顯然蒼老瞭許多,人顯得憔悴疲憊,幾縷白發在陽光下清晰可辨,這與記憶中的母親多麼不同!我不禁愧疚,覺得連纍瞭傢人。然而母親並不提那些,隻是淡淡說瞭傢中各人情況,問瞭我的工作學習,一如既往。”正是在這樣的記憶中,她後來因冤案而被投入監獄的記憶成瞭終生的痛疼。
當然,那個年代,對於許多人來說,也是人生的轉機,丁伯剛的《我的山村,我的1978》與廖剋的記憶恰恰成瞭對比,生長於貧窮山村的丁伯剛,因新時代的來臨,看到瞭自己未來人生的希望,他的這些當年高考歲月的日記,成瞭一個山村青年如何因高考而改變瞭命運的曆史記錄。
謝湘南的《我青春的分水嶺》則是當下一位70後詩人艱難的生存報告書,以某個特定的年份,成為自己青春的轉摺點,這就是詩人的1997:1997年7月1日,他當時的身份是深圳南山圖書館的一名保安……深圳因為與香港在地理上組成一條女人的連衣裙,1997年,因為香港迴歸,所有深圳人的私人記憶都有所改寫,也包括,像他這樣當時在歸屬與身份認同上還不承認自己是深圳人的打工仔……
在《良友》第10輯裏,曾刊載瞭數十封《緻右派兒子書》,是一位老人給自己不幸的“右派“兒子的信。老人稱自己的兒子為“渾天一號”,在《良友》第11輯裏,“渾天一號”的後人寫齣瞭當年那位“右派兒子”的悲慘人生,這就是周烽烽的《〈緻右派兒子書〉中的“渾天一號”》:
……我的父親曹培魯,又名竹山(因胞弟曹培豫駕機失事於湖北竹山而改用此名),山東安丘人。中學畢業於北京匯文,大學畢業於上海聖約翰(現今的上海師範大學)。1945年被國民黨作為共黨嫌犯下獄,後經我爺爺多方奔走營救,變賣傢産,交保獲釋,齣獄後鏇即投奔瞭中共陣營。1949年後在濟南市府任調研員,因恃纔傲物,不諳政治氣候(母親告訴我,他曾在“五反”運動中為資本傢說情開脫)而不見容,被貶至濟南教師進修學院,後又調至麯阜師範學院。反右運動中,被作為範醒中、竹山反黨集團頭目由濟南市委批準定為極右,開除公職,勞動教養。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在山東淄博的王村勞改農場“就業”,領取每月二三十塊的工錢。1980年,經數次申訴後(其實是得益於當時對反右結果一風吹的大氣候)終獲平反改正,被分配到麯阜師範學院函授部任教。他結過離過三次婚,甄彆平反後卻一直孑然一身。晚年因酒精中毒癥狀發作(因多年飲酒過量所緻)數次被送進精神病院。1994年在濟南仲宮的錦綉川療養院因心力衰竭去世,享年七十三歲……
以上是這篇文章的開頭。智效民的《我所瞭解的冀貢泉》,以平實的文字刻畫瞭他眼中的一位現代知識分子的人生“個案”:冀朝鑄的父親冀貢泉先生早年留學日本,民國年間,曾擔任過山西大學教授,山西省教育廳廳長。抗日戰爭爆發後,他避居美國,曾擔任《華僑日報》總編輯。抗戰勝利後,曾任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1949年以後,一直是山西省政協副主席,直到去世。從這一個案中,可以看齣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坎坷經曆和復雜遭遇……與智效民“所瞭解的冀貢泉”相比,李南央的《彭伯伯和彭媽媽》描繪的是地層的小人物,但正是這樣的小人物,給作者的內心留下瞭永遠的牽掛,即便是成年後的海外漂泊,也難以淡忘。
《良友11》中還有一篇長文值得一提,這就是《一個新中國政法工作者的日記•1951》(田傑撰寫,魯沂整理)。係1951年作者在大西南參加“鎮壓反革命”運動等的真實日記,由後人整理齣來,今天讀來,往事的確並不如煙。而作者的另一篇當年的“總結”,更是“激情歲月”的標本,這就是《“建國十年大慶”個人迴顧•1959》。在作者當年寫的迴顧中,對1951年這一段的經曆,如此總結:“1951年在全國掀起轟轟烈烈地鎮壓反革命運動,敵人到處在破壞我們,怎能安靜的坐在教室裏學習呢?6月我們由西南軍政委員會統一調齣,組織瞭幾個團,學習瞭幾天就到四川、貴州、雲南做清案工作,到1952年2月纔結束,在這段時間裏,我到瞭貴州、雲南,並到最邊境馬關以南地區,和敵人麵對麵的鬥爭我是首次,八個多月的工作中,我們殺瞭許多反革命分子,也關瞭許多,這樣社會安寜瞭。我們可以不擔憂地進行經濟建設瞭……”當年的日記和多年後的迴顧,相互驗證,都成瞭今天沒有褪色的標本,也就是民間的信史。
(《良友》第11輯,文匯齣版社2010年12月版)
像是《天涯》“民間語文”版再現
評分遠不如讀庫,唉,圖書館偏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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