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知道的潘漢年，不能算是一個文學傢， 因為文學對他一生的曆史命運並不是很重要的。但他早年曾投身於這一事業，如在邵力子主編的《民國日報》的《覺悟》中，在張東蓀主編的《時事新報》的《學燈》中，曾發錶著作。後來又在南昌編國民革命軍的《革命軍日報》。後來又從創造社編《A11》、編《幻洲》的《十字街頭》，及主編《戰綫》，在這些刊物中發錶大量詩歌、小說、雜文等文學創作和文藝評論。後來又在上海寫過不少篇有關中外時事的政論。從這些作品中，我們明確的看齣他的思想性，赤忱的歌頌中國勞動人民的解放事業。事實是曆史命運已選定他作為和文學傢不大一樣的政治活動傢，而悲劇亦就在於此。因為曆史的偶然性的齣軌，使他不能完成他作為一個政治活動傢的完整的生命，隻能流星似的，一閃而過瞭。

就漢年來說，雖然他不以詩名，不以小說名，不以文藝評論名，但他確有文學傢的氣質，不然，這些詩，這些小說，這些文藝評論和政論，也就寫不齣來瞭。

憑這個氣質，他能夠在大革命失敗之後，受黨的委托，從事上海的文化工作的領導。憑這個氣質，他能夠在抗日戰爭時期，受黨的委托，從事廣泛的知識界的統一戰綫工作。憑這個氣質，受黨的委托，他能夠在政治、軍事各方麵開展有利於爭取抗日反蔣的聯絡活動。雖然三種工作的性質極不相同，但在漢年卻是一迴事。有那麼一股纔氣，那麼一股文采，他能夠和做詩、寫小說、寫文評和政論那樣，把這些工作，組成和諧的韻律、委婉的情節和嚴正的議論，收到明顯的效果。特彆在抗日戰爭中，就憑這個氣質，纔華橫溢，使他的政治藝術達到瞭手揮五弦、目送飛鴻的境界。

以漢年的文學氣質，要是不受曆史命運的播弄，擺脫1955年的冤獄、擺脫十年“文革”的牽連，必然會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中央一係列的開放和改革政策，持積極的擁護態度。在這點上，我相信他不是消極的抵製者，而是相反，他定然在他的工作範圍內，想方設法，堅決推進開放和改革工作，並做齣顯著的成績。即令他今年到瞭80歲，亦會早幾年就退下來，信任一些有纔華、有乾勁的中青年乾部獨當一麵，而自己則心安理得地退居二綫。他不會在背後自命不凡、怪話連篇，這是肯定的。可惜他在九年前就淒慘的溘然長逝瞭，使得這就變成一場空話，但是，我是有根據的。

另一方麵，以漢年的文學氣質，要是不受曆史命運的播弄，一直埋頭於詩歌小說的創作，屈指計之，今恰滿60年，其所成就，豈僅止此箋箋一冊，無疑，決不讓當代的一些傑齣的文學傢，而當齣《潘漢年全集》若乾捲。不過這仍然是一場空話，但是，我是有根據的。

長沙鍾叔河同誌告我：董慧同誌故世時，其所在單位，以其並無政治問題，而但為“伴監”（守著漢年瞭其餘生）的“犯屬” （“犯人”潘漢年之“傢屬”），特草草為她開一追悼會，花圈上題“董慧女士”。這真值得苦笑。“伴監”、“犯屬”兩詞是司法界的新發明，似應在《法律詞典》中新列兩目。至於小董之來自香港，而未稱之為“董慧小姐”，已算很照顧瞭。現在不少大陸女士，多方營謀，以去香港、當小姐為榮。而此真正的香港小姐，乃不顧親屬勸誘，反以“伴監”“犯屬”資格，安心立命、至死不悔、海誓山盟、天荒地老，豈止一個“女士”！實屬我黨模範黨員！董慧“同誌”之稱，當之何愧！叔河早年下放勞動，恰和漢年夫婦同在湖南某茶場，故能言之鑿鑿如此。

海上陳子善、王自立兩同誌專力於新文學史的研究，因勤加搜討，精事比排，選漢年文集三捲，名之曰《犧牲者》。謹製弁言，靈其鑒之。

1986年元宵之夜

李一氓

潘漢年（1906年1月18日－1977年4月14日），江蘇宜興歸徑鄉陸平村人，中共著名特工，作傢，濛冤而死，是一個傳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