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王韜一生思想與事業的發展，與香港有極深的關係。他生命中重要的轉捩點可以說是從他寓居香港開始的。王韜有開闊的胸襟，具世界的視野，勇於創新，坐言起行，發揮了知識分子應有的品質，以學識提挈時代，為國家採求富強之方。 全書收錄論文共二十三篇，按文章內容分成四部分，其主題為：一）王韜和他的時代；二）王韜的學術與思想；三）王韜的出版事業；四）王韜的交遊與附錄兩篇。
《帝国余晖：晚清士人与全球秩序的碰撞》 内容提要 本书深入剖析了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在中华帝国遭遇前所未有的内外危机之时，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知识精英——晚清士人——如何观察、理解并试图回应全球化浪潮与西方列强冲击的复杂历程。我们不再将目光仅仅聚焦于宏大的政治变迁或军事冲突，而是着重考察知识精英的认知转型、思想脉络的演变，以及他们在传统儒家框架与新兴世界秩序之间寻求调和与突破的艰难抉择。 本书基于对大量未刊档案、私人信札、地方志及鲜为人知的碑刻文献的细致梳理，勾勒出一幅晚清士人精神世界的立体图景。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传统中国“天下”观念被彻底瓦解，新的“世界”概念正在重塑的时代。 第一章：士人的世界观重构——从“夷夏”到“万国公法” 在鸦片战争前夜，传统士人的世界图景是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华夷之辨”体系。本章探讨了这一体系如何从文化优越论逐渐向危机意识过渡。我们分析了早期传教士带来的新知，特别是徐光启、傅兰雅等人的著述，如何缓慢渗透入精英阶层，但更关键的转折点在于两次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 重点考察对象是那些身处外交前沿、负责翻译和交涉的官员，如林则徐、耆英。他们的亲身经历迫使他们直面一个陌生的概念——“主权平等”与“万国公法”。本书详细考证了早期翻译中“公法”、“条约”、“国家”等核心政治词汇的本土化过程，揭示了这一翻译过程中的巨大认知阻力与思想挣扎。士人如何将西方法律体系纳入传统“礼治”的范畴，以及这种“修补式”的接纳，如何为后续的改革埋下了内在的张力。我们认为，对“公法”的理解深度，直接决定了士人对国家安全和外交策略的判断。 第二章：内政与外力的交织——地方士绅的“救亡”实践 全球秩序的冲击并非仅仅通过中央政府的条约体现，更深刻地影响了地方的社会肌理。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社会结构面对外部压力引发的内生性反应。本书关注地方士绅阶层，如曾国藩、李鸿章所代表的“湘军系”的崛起，并深入分析其思想资源。 曾国藩的日记和书信显示，他对西方军事技术的兴趣，并非单纯的技术模仿，而是根植于其对“经世致用”传统的重新激活。他试图将儒家伦理（修身、齐家、治国）与现代军事组织（军队管理、后勤系统）相结合。本章详细对比了湘军与淮军在采购西方军火和聘用洋员方面的策略差异，并探讨了这些地方武装的建立，如何在客观上削弱了中央集权，同时又在事实上成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的早期“现代”力量。我们批判了将洋务运动完全视为技术引进的观点，强调其背后是士人对国家权力重心的再分配与社会动员模式的探索。 第三章：教育革新与知识的断层——从八股到西学 晚清教育体系的改革是士人应对时代挑战的核心领域。本章考察了从同文馆的设立到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过程中，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师选拔面临的困境。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指导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士人对知识价值的排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然而，这种区分在实践中很快变得模糊。哪些“西学”是“用”，哪些又是“体”？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等被视为“用”，但其背后的自由市场观念和民主思想，却无形中侵蚀了儒家的政治伦理基础。本书通过分析严复、华蘅芳等人的翻译实践，揭示了他们如何艰难地在有限的框架内引入卢梭、斯宾塞等人的思想，以及这种“挑选性引进”如何导致了知识体系的支离破碎。当教育培养出既通晓西方知识又对传统文化产生怀疑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时，士人阶层的思想统一性也随之瓦解。 第四章：体制的僵化与改良的极限——光绪朝的挣扎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士人对改良的信心遭受重创，直接催生了戊戌变法。本章聚焦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理论构建。康有为通过《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试图在儒家经典内部为君主立宪寻找合法性基础，这是一种深刻的“内部革命”尝试。 我们分析了康梁的理论如何迎合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对加强皇权、对抗列强的共同需求，以及他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理解深度——很大程度上，他们理解的是西方的“效率”和“器物”，而对“宪政”和“权力制衡”的理解相对肤浅。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他的思想进一步转向，开始强调“国民”与“民族国家”的构建。本书详细梳理了梁启超在流亡期间，如何从一位温和的改良派，转变为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家，他的转型代表了晚清士人集体心态的巨大转变：从“救清廷”转向“救中国”。 第五章：士人的退场与新民的诞生——辛亥革命前夜的思想光谱 本书最后考察了20世纪初，士人群体在革命思潮面前的分化。一部分人（如张之洞、袁世凯的幕僚）仍然坚守改良派的阵地，试图在清廷框架内实现君主立宪的“最后一道防线”。另一部分人，则完全倒向了革命，如宋教仁、黄兴等。 更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在国家、文化与个人命运之间挣扎的知识分子。他们目睹了科举制度的彻底废除，标志着他们作为统治阶层和文化守护者的使命终结。他们不再是“士大夫”，而是“知识分子”。本书通过考察清末民初一些地方名士的晚年，如晚年致力于地方自治和地方教育的士绅，展现了他们对传统政治角色的失落感，以及他们如何尝试将“士”的精神融入到新的地方自治或实业救国的实践中。 结论：未竟的现代性 《帝国余晖》认为，晚清士人的思想转型是一场痛苦而持续的“身份认同危机”。他们成功地引进了西方知识和技术，帮助中国从衰落中站立起来，但未能成功地在传统儒家伦理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之间建立起稳固的桥梁。他们的改良与革命尝试，虽然最终没有挽救清朝，却为20世纪中国知识体系的重塑奠定了复杂而矛盾的基础。本书旨在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还原这些先驱者在面对历史巨变时的真实思考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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