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伪满社会教育研究(1932-1945)》内容简介:从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本统治中国东北地区达14年之久。在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建立稳固的殖民统治秩序,更有效地进行军事镇压、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实现其最终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险恶用心,驱使伪满政权不遗余力地对广大东北民众实施长期的殖民奴化教育。此殖民奴化教育既包括学校教育,也涵盖社会教育部分。因此,要研究日伪在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的奴化教育情状,深刻揭示日伪实施的奴化教育本质,不仅要全面地研讨日伪统制下的学校教育,还必须对日伪统制下的社会教育进行深入的研究。
作者简介
杨家余,1966年生,安徽省肥东县人,历史学博士、博士后,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和近代教育史研究。已在《民国研究》、《教育史研究》、《史学月刊》、《安徽史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文章30多篇。著有《内外控制的交合——日伪统制下的东北教育研究(1931-1945)》(安徽人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近现代历史与现实问题研究》(军事科为出版社2007年版)。主持和参与研究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臼存内的课题3项。曾先后荣立三等功2次。
目录信息
第一节 伪满社会教育的特异性
一、社会教育的一般理论
二、民国时期的社会教育
三、近代日本社会教育及日占时期的台湾社会教育
四、伪满时期的社会教育
第二节 日伪实施社会教育的目标
一、削弱中国东北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固有价值理念
二、培训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劳动力
第二章 日伪实施社会教育控制的机构
第一节 日伪实施社会教育控制的政府机构
一、文教机构
二、宣传机构
第二节 日伪实施社会教育控制的社会团体
一、“协和会”
二、“满洲帝国教育会”
第三章 伪满社会教育制度
第一节 伪满社会教育方针
一、伪满初期的社会教育方针
二、伪满中期的社会教育方针
三、伪满末期的社会教育方针
第二节 伪满社会教育法规
一、伪满社会教育的一般性法规
二、伪满运用法规施行教育管理示例
第四章 日伪对社会教育主体的控制
第一节 对兼职学校教员和专职社会教育者的控制
一、开办“中央”和地方训练机关
二、举办短期讲习会
三、派赴日本留学
第二节 对宗教及教化团体的控制
一、日伪对宗教与教化团体作用的认识
二、日伪对宗教与教化团体的控制
三、强化对宗教与教化团体的战时控制
第五章 日伪对社会教育媒介的控制
第一节 控制社会教育媒介的来源
一、对电影、广播的控制
二、对戏剧的控制
三、对书报杂志的控制
第二节 对社会教育媒介的“规范化”管理
一、对电影的“规范化”管理
二、对广播的“规范化”管理
第六章 日伪实施奴化社会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第一节 “知”的社会教育
一、民众讲习所
二、民众教育馆
三、图书馆和博物馆
四、广播教育
五、宗教与教化团体
第二节 “情意”的社会教育
一、青少年团体
二、青年训练所
三、电影、戏剧、茶社等
第三节 其他社会教育
一、“宣抚”教育
二、纪念日、运动会等时机的利用
三、“教化指导村”
四、“语学”和“礼俗”等教育
余论伪满社会教育再思考
参考文献
后记
· · · · · · (收起)
读后感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极其“扎实”的,那种感觉就像是面对一座用严谨的砖石砌成的历史殿堂。我不是历史学专业出身,但作者的行文风格——那种对概念界定和史料交叉验证的执着——却意外地吸引了我。尤其是在探讨伪满教育体系中对儒家思想的“选择性继承与改造”时,那种对意识形态微妙转化的捕捉,着实让人拍案叫绝。它揭示了殖民者在进行文化改造时,绝非一味地“全盘西化”或“全盘日化”,而是极其精明地利用和扭曲了本地的传统资源,使之服务于新的政治目标。这种精细的文化工程分析,让我联想到了当代许多国家在推广特定价值观时的策略,具有极强的现实参照意义。此书的价值,便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案例研究”,展示了教育权力如何系统性地进行文化编码和身份重塑。
读完这本书的感受,仿佛经历了一场漫长而沉重的历史漫步,其中充满了对人性复杂性的喟叹。作者在描述那些教育实践者——无论是满怀理想的教员还是身不由己的受教者——时,其笔调呈现出一种近乎悲悯的克制。我特别关注到其中关于“模范学校”设立与管理的部分,那里的描述充满了反讽意味。这些被精心打造的样板工程,其背后隐藏的巨大资源倾斜和严格的政治审查,构成了一幅光鲜外表下的斑驳图景。书中所呈现的,不是一个单维度的压迫叙事,而是包含了各种复杂博弈的场域:从殖民权力中心到地方执行机构,再到具体到课堂上的师生互动,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权力的协商与张力。这使得我对“教育现代化”这一看似进步的口号,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真正含义,产生了深刻的疑虑。作者没有给出简单的结论,而是留给读者充足的空间去咀嚼和消化这种历史的重量感。
这本书的开篇便直奔主题,没有过多冗长的铺垫,作者的笔触犀利而精准,直指伪满洲国时期教育体系的深层结构与运作逻辑。我尤其欣赏他对不同阶层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细致剖析,那种如同手术刀般的冷静观察,让人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反思,教育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如何被异化为维护统治的工具。书中引用的史料翔实可靠,那些尘封已久的档案和一手文献被巧妙地编织进流畅的叙事中,使得枯燥的制度研究充满了历史的张力。特别是关于“国民化”教育如何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日常教学、教材内容乃至教师培训中的论述,颇具洞察力。那种自上而下的、系统性的思想灌输机制,在作者的笔下显得格外清晰可辨。它不仅仅是简单地罗列政策,而是深入探讨了这些政策如何在具体的学校环境中落地生根,并最终塑造了一代人的认知模式。这种对细节的把控和对宏观图景的描绘,使得整本书的学术价值不言而喻,读完后对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控制手段有了更为立体和深刻的理解。
这本书的结构安排非常讲究,像是一个层层剥茧的侦探故事,但主角是历史事实本身。我尤其欣赏作者在章节过渡时所展现出的叙事节奏感。当读到关于不同民族——汉族、朝鲜族以及满族内部不同阶层——所接受的差异化教育内容时,那种触目惊心的不平等被以一种近乎冷酷的统计学方式呈现出来。数据图表的运用恰到好处,它们不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活生生地反映了数以万计个体的命运轨迹。这种宏观叙事与微观个案的交替运用,使得原本宏大的制度研究,充满了人性的温度与痛感。它迫使读者去思考,当教育资源被意识形态高度垄断时,社会流动性的通道是如何被无情关闭的。这本书的深度在于,它不仅解释了“是什么”,更巧妙地探究了“为什么会这样”,并且清晰地勾勒出了路径依赖的残酷性。
坦率地说,这本书的学术密度非常高,需要读者投入相当的专注力去消化。我个人觉得,其最精彩的部分在于对教育行政机构权力架构的解构。作者将伪满洲国复杂的官僚体系,尤其是教育部的内部运作流程,描绘得如同一个精密运转的钟表,每一个齿轮(各个科室、下属机构)都有其明确的职能和服从的层级。这种自上而下的控制链条,细密到令人窒息。它揭示了现代国家机器在动员和控制社会文化领域时的效率和隐蔽性。阅读过程中,我经常需要停下来,去查阅一些背景资料,以确保自己完全理解了某些特定的术语或机构的职能。但这种需要“努力”的阅读过程,恰恰证明了作者的贡献:他将一个长期以来被碎片化研究的复杂历史断面,系统性地整合到了一个具有强大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之中,使得后来的研究者能够站在一个更高、更清晰的平台上进行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