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吴敬琏

自从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它的研究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以来，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讨论有关问题的著作汗牛充栋。在众多的著作中，眼前这本由青木昌彦、金滢基、奥野正宽主编的集体著作：《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书，由于汇萃了众多名家的真知灼见，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它的出版对于正在进入经济体制改革的后转轨时期的中国说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早在70年代末粉碎"左"派政治统治后的"拨乱反正"时期，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是一个受到中国经济界和学术界特别关注的问题。认历史的观点看，这种情况在当时出现绝不是偶然的。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把中国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沿，使广大干部群众对于完善命令经济体制的希望彻底幻灭，转而寻找一种能够实现民富国强的新的道路。当时人们虽然对于这一道路的细节并不十分清楚，但是它的基本方向将是扩大市场的作用，却是毫无疑义的。因此，也就需要对在命令经济下形成的政府应当无所不在的观念作重新的审视。当时，东亚表现良好的经济所取得的成就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声名显赫，但是日本在战后脱颖而出成为经济强国的事实却已经广为人知。于是，"日本经营方式"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等"神器"，企业的"负债经营"策略，通产省对民间经济的"行政指导"，乃至大藏省对金融市场的管制等等，都成为我国经济界人士经常挂在口边的词儿。

不过，刚刚从命令经济的阁楼中探出头来瞻望世界的中国人在看待这些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事物时，不免带有计划经济的旧眼光。因此，我们往往把日本经济中政府的行政指导同命令经济中的计划管理混为-谈。而在长时期中影响最大的讨论日本经济发展的著作，也多待本书所称"国家推动发展论"，例如 C．约翰逊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1980)、A．H．阿姆斯登的《亚洲的下-个巨人》、 R．韦达的《统治市场--经济理论和政府在东亚工业化中的作用》等等。它们倾向于认为，东亚经济成功的秘密在于：它们的强势政府对经济的大量干预弥补了发展时期大量存在的市场失灵缺陷，促进了产业的繁荣。离开了政府的干预，这些都将难以实现。

然而由理解上的这种偏颇，在中国的实际经济生活中，学习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和发挥政府的作用往往变成保留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行政干预手段的遁词。因此，这种认识和这种做法，受到矢志推进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的批评。问题在于，后者对于前者的批评，往往以新古典经济学的"亲善市场论"，甚至古典经济学的"政府无为而治"的观念作为理论武器。按照"亲善市场论"，东亚经济的成就丰要得盖于稳定的宏观经济为储蓄、投资和高水准的火力资本积累提供了适宜的激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或者不起任何作用，或者对资源配置造成有害的影响。而古典经济学所支持的"自由放任"主张，更认为政府只应起一个"守夜人"的作用，管得愈少愈好。这样，在讨论政府在转轨期间应当起什么样的作用时，有些经济学家就走向另一极端，认为政府在转轨的过程中要做的事情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个"放"宇；只要政府放手不管，市场的自发力量会自然而然地把各种事情安排好。

后一种认识的偏颇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我国各类市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混乱无序的状况。这一方面固然与"裁判与运动员合-"、政府机构与市场交易活动有过多的利益牵连的状态有关，另一方面，政府未能在制订法规和严格依法治市上发挥自己的职能也难辞其咎。又如在一些市场化程度相当高，但资本市场发育不足的地区，由于政府在跨行业的互补性投资中未能起到协调合约和保证执行的作用，大的投资项目和大型企业很难出现。这些现象说明，政府不履行它在市场经济中应当履行的职能，也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

问题在于，对于上述两种各有一偏的观点，缺乏以一种较为平衡的理论为依据的全面分析，因而认识经常在两种极端之间摇摆。这种认识上的不足又使政策缺乏稳定性。

本书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广泛运用信息经济学理论、博奔论等经济学的新成果，提出了研究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新的分析框架。这就是本书所说的"市场增进论"。按照青木昌彦、穆尔多克、奥野(藤原)正宽《东亚经济发展中政府作用的新诠释：市场增进论》一文的说法，市场增进论"认为政府政策的职能在于促进或补充民间部门的功能"。它"所强调的是这样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政府政策的目标，被定位于改善民间部门解决协调问题和克服其他市场缺陷的能力。"

从这个视角深入分析中国19年改革历程中各种举措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常常会因为抓住了事情的要领而使人感到豁然开朗。例如，在分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功的原因时，如果只看到"联产如联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就显得过于肤浅；而当我们认识到，承包制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它以巧妙的方式重新界定了土地权利，从而使市场得以启动，它的优势和局限性也就可以看得十分明白了。

更重要的是，运用这一理论武器能够更加正确地规定政府的行为取向。在这方面，赫尔曼、穆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的《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对如何进行金融深化提出的政策建议特别具有启发性。特别是对于深受新古典主义影响把金融深化等同于快速自由化的想法提出了质疑，促使人们对经济自由化的进程和促进这一进程实现所需要采取的政策作进一步的思考。

赫尔曼等政策建议的核心，是认为政府应当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措施，使存款利率低于竞争性均衡的水平，保持低度的正实际利率。这一措施为民间的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创造了一定的租金机会，再辅之以对不同部门贷款利率的控制，就能影响租金在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的分配。他们指出，这种租金能够减少信息障碍，促使民间部门增加在纯粹的竞争性市场中可能供给不足的商品和服务。

在这里，一个核心的范畴是由上述政策措施创造的"租金机会"，在本书的另一些文章中则称为"相机性租金"或者"以绩效为基础的租金"。与作为行政腐败标志的"政治租金"不同，相机性租金不是流向政府官员和受到行政权力宠惠的人们，而是流向民间的工业部门和金融部门。更为重要的是，租金给予何人不是由掌握权力的官员自由裁量，而是以受租者的绩效作为标准。实际上可以看作以租金奖励市场竞赛的获胜者。当然，相机性租金的创造也给了"政治性寻租者"以机会。因此，赫尔曼等的文章在提出实行"金融约束"的同时，要求"打击政治性寻租，保证政策执行过程中合理的透明度，制定明确的准则以确保官员承担一定的责任"。

从这个角度考察各国在转轨过程中的种种不同作法，往往可以引出饶有兴味的结论。例如，韩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出口国，在短短十来年的时间里培养起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商社，被公认为一起成 功的范例。他们的做法是：首先以 立法的形式规定成为综合商社的"要件"(必要条件)；凡经审查符合上述"要件"者，一律授予综合商社的称号并给予信贷、税收、向国外派驻人员等的优惠待遇。不过，在韩国的综合商社制度下，企业并不能 一劳永逸地永久保持综合商社的称 号。政府有关部门每年年初都要对 已有企业过去-年中的表现是否符合"要件"的要求进行检查，连续两年不合格者，就要从综合商社名单中"脱落"(除名)，同时优惠也随风而去。从1975年开始综合商社试验至今已经有3个综合商社被除名和破产。这可以看作运用"相机性租金"促进产业发展的良好案例。

反过来，运用"相机性租金"和"政治性租金"之间的原则区别的概念来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广泛流行的以"跑步(部)攻(公)关"，领导固定和"-定终身"为特征的"试点"办法，其成败利钝如何也就洞若观火了。

总之，这本书在--个很高的理论层面上对政府在东亚快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展开分析，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十分值得正在进入改革开放新阶段的中国经济工作者和经济学工作者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认真加以研究汲取。在这个新阶段中，改革将以设定竞技规则，建立各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平等竞争环境作为重中之重；政府产业政策的执行和对于国民经济的引导，也要遵循依法治国治市的原则。而对于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和法治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作用，对于我们是一个新的课题。只能广泛吸收市场经济各国的好经验，才能把这件事情办好。如果真能做到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我国经济学界对转轨期间政府作用的研究和政府领导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提高到-个新的水平，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基于以-上的考虑，我热忱地把这本书推荐给我们的中国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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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木昌彦生于1938年，日本经济学者。1962年东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67年获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后陆续担任哈佛大学副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1997年至2001年任日本通商产业研究所所长，2001年4月至2005年任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及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客座教授。青木昌彦曾获得1998年度国际熊彼得学会熊彼得奖，并为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